文学既然是人学，就要写人。生活中的人是立体的，具有多面性，但大都有一个主导的性格方面，并都打着时代的烙印。没有哪一个人是平面的，单一的。就是神经病人，也知道吃喝，而且也有时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中，我就看到过几个神经病人，他们在街头义务宣传“就是好”和“语录”，有的甚至在胸前的肉上别一枚像章，唾沫四溅地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虽然声嘶力竭，颠三倒四，却很少不符合当时的气氛。可见，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社会上，就不可避免地受周围环境和那个时代的影响。就说大脑吧，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的智力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这本来是好事，是一种进步。但不幸逢上前些年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这种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畸形发展。例如愚笨的人学会了耍小聪明，聪明的人反显得大智若愚；卑鄙的人也能做些堂而皇之的事，诚实的人有时反要骗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
我们在表现这一段社会生活的时候，如果把人物都写得那么简简单单，那么单一透明，就很难令人信服了。我在拙作《“狐仙”择偶记》中，就力图把其中的几个人物，写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活生生的人。主人公黑嫂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妇女，是一位在生活的教科书面前，不断成熟起来的人物。没有出嫁前，她“原是个天真活泼的共青团员”，“学雷锋做好事”，“干什么都是热热火火的”。但她把生活看得太纯净了。十八岁介绍对象时，让漂漂亮亮、能说会道的小伙子玉泉迷住了。不料，新婚宴席上，一场闹剧暴露了丈夫卑下的灵魂，头一夜就闹翻了，在后来的相处中，她越来越感到玉泉不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玉泉造反武斗，一命身亡，撇下老母、妻子和遗腹女。对玉泉假如仅用“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一句话来了结此案，是欠公允和准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丈夫玉泉在入党问题上虽有不良动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完全可能经过教育转变过来的。但文化大革命却为他这种不良思想的发展和恶性膨胀，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他的悲剧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征。
血的教训，使黑嫂在爱情问题上成熟起来了。她开始重新设计未来的丈夫：“男人嘛，她想象着，应当是强壮有力的，能够保护自己的女人；应当本分正直，没有非分的要求；应当顶天立地，不要弯着腰生活；应当……”按照这个标准，她审视着周围的光棍汉子们，结果都没有一个人打动她的心。最后几经曲折，经过十多年的观察和相处，终于选中了老弯做丈夫，使自己的爱情有了圆满的归宿。这篇小说，用一个“择”字贯穿始终，意在表现黑嫂在爱情问题上执着的追求和严肃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信心。她有一句话：“命，命，我倒要看看，这命是方的还是圆的！”因此是否可以说，这种对命运不屈不挠的进击者的姿态，是黑嫂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面。
这样一个无依无靠、年轻貌美的寡妇，尽管在精神上是个强者，但在力量上毕竟是个弱者。母女三人，以她为舵手，驾着生活的小船，要在风波浪尖中到达彼岸，又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且不说丈夫看病欠下的债务，一老一少的拖累，家庭生活的窘迫，长夜的难熬，仅就一群光棍汉子的追求，也够她招架的了！小伙子们有的向她献媚讨好，有的借各种机会讨她的小便宜，还有的欺她无人，悄悄追到家里耍流氓。对这样一个难以应付的局面，怎么办呢？黑嫂区别不同情况，巧于周旋，机智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在感到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毅然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一天数次地出入于左邻大队支书老石家，从而给外界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她要做“候补太太了”。此举很快引来许多流言蜚语，以至白眼咒骂。这使黑嫂发抖、战栗、流泪，但她却咬着牙没有分辩。而是忍辱负重，不惜用牺牲自己名誉的巨大代价，保住自身实质上的清白，换得一份救济粮款，以维持全家艰难的生活。
老石对她抱有非分的幻想，黑嫂是早就知道的。但她确信“对付一只螳螂，比对付一群黄蜂要容易些”，到底利用权势者的力量，镇住了那些围着她胡来的光棍汉子。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次，黑嫂在僻静处被人拦住无法摆脱，于是装出神秘的样子，悄声说：“这儿不行！晚上在河边上等我。”把小伙子骗走了。事后，她当然不会去赴约。于是有人指责说，这个细节表现了黑嫂的“轻浮”，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别人。我以为，这里首先要弄清楚，黑嫂面临的是一种流氓行为，而且在“逃脱不了时”，才施以“骗”术。这里除了机智，哪里有一点“轻浮”可言呢？至于那位想入非非的小伙子白等一夜，饱尝风霜之苦，是由于他不“尊重”别人而自讨苦吃，实在不值得同情。黑嫂在这件事上的“骗”，和前面提到的屈身于大队支书家里，给人以假象，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生活使然，命运使然，是一个弱者独特的抗争。这些行为也许算不得英雄行为，但却表现了黑嫂的大智大勇和驾驭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狐仙”便不成其为“狐仙”了。
黑嫂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是善良。在她身上，既有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的美德，又有新中国年青一代崭新的精神面貌。丈夫死后，她并没有因为要追求自己美好的爱情，或者原来就讨厌丈夫，而抛弃双目失明的婆婆和幼女。她把追求爱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融为一体，决意带着一老一少坐堂招夫。而且常常忍着自己的痛苦，在婆婆和女儿面前装猫变狗，生着法儿让她们高兴。即使在自己受辱的情况下，也是泪水往肚里吞，不让老人家在失去儿子后，再增加哪怕一点点精神刺激。她的善良还表现在对待光棍汉子们的态度上。
在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子里，物质贫乏，精神空虚，小伙子当婚不婚，是那一时期特殊的产物。这些小伙子围着黑嫂打转，有时做点冒失事，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坏人。黑嫂正是在生活中痛切地感到了他们的苦恼和难处，才常常怀着博大的同情心怜悯他们，原谅他们。只要不出格，哪个“讨点小便宜”，“黑嫂都可以佯装不知，把这些看做无意间的举动”。即使对支书老石，黑嫂也对他不幸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虽然曾对她施以轻薄，但她却照样真诚地尽到邻里之谊，帮他料理家务，为他的孩子们缝衣做鞋，为他的病女人煎汤熬药。这种帮助，直到自己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之后，还一直延续着。最后，终于把“老石两口子都感动哭了”。
以上几个方面，共同织成了黑嫂的立体性格：坚韧不拔，柔中寓刚，机智聪明，热情善良，而这种性格正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作品是否完成了这个意图，我不敢说，但在愿望上，我是力图这样写的。
《“狐仙”择偶记》曾经引起过争论，这篇小说当然还有不足之处。但通过它的创作实践，我深切地感到，要想写出活生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来，一要高屋建瓴，准确地把握时代特点，以及这个时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二要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从生活中提炼人物。否则，从概念和想当然出发，不仅不能写出活的人物，而且也不能认识和无权评价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