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多半是文化人对商家的一种期待，虽然有些迂腐和一厢情愿——却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儒商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的延伸。因为儒商的本质仍然是商而不是儒。但因为有了文化的内涵，儒商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品格，它意味着博学，意味着视野广阔目光远大，意味着大气沉稳，意味着理性，意味着规范，意味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意味着开拓创造和即兴发挥，甚至有了某些诗人的意味。
如果说旧中国曾经产生过很多商人的话，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商人却几乎是断代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差不多一夜之间冒出无数商人和企业家。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把一潭死水搅活了，他们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又是市场经济的土壤。
但毋庸讳言，在冒出来的无数商人和企业家中间，大量的是泥沙俱下，他们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和企业家，很多只是冒险家和投机者，或者叫小生意人。人们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产生出来，决不可能具有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风范。他们对商人的理解是和对旧式商人的记忆紧紧连在一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中不少人只是旧式商人劣习的继承者。就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某一地方首先做生意发财的，多是那些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人品很差的二流子式的人物。由这些所谓的商人和企业家所组成的第一批商品大潮的弄潮儿，既搅活了一潭水，也搅浑了一潭水，因此就有了我们早些年所看到的而且至今还严重存在的市场混乱社会混乱：投机取巧、假冒伪劣、招摇撞骗、偷税漏税、目光短浅、为非作歹，等等。商人和企业家的不成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一切都准备不足，一切都还来不及准备。
但我们无法跨越这个阶段。
因此也就无法完全否定这批人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不安分，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冒险精神，毕竟是长期以来国民精神中所欠缺的东西。当大多数善良的人还在心有余悸，还在犹疑、观望、不解乃至不懂的时候，正是他们奋力一跃，首先对市场经济作出了响应。比如天津的禹作敏，就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现在谁都可以诅咒禹作敏了，因为他已经是个犯人。但大邱庄的早期发展，无论如何都无法排除他的作用。禹作敏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其实是一个禹作敏现象，这类人物全国有一大批。这是一批草莽英雄。先天不足的素质早已决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这些人终将被逐步淘汰。
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优秀的人投入商界和企业界。他们本来就有较高的素质，又站在第一批落潮者的肩膀上，因此出手不凡，始一亮相就显出与最初的投机者们不同的面貌。他们有灵通的国内外信息和对市场心理和趋势的把握，懂得以产品质量和信誉取胜，懂得合法经营，懂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懂得怎样包装产品，也包装自己，在任何事物上都懂得掌握一个“度”字。这些人逐渐成为商界和企业界的主流人物。原先的投机者们，要么混不下去而气喘吁吁地罢手，咬牙切齿地看着后来者居上；要么及时调整自己，以至重新读书学习三省其身，使自己的本事和灵魂都得到充实和完善，再以新的面目出现。这后一类不乏其人，他们到底是聪明人。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化，新一代商人和企业家在大批产生。或者说，随着新一代商人和企业家的诞生和成熟，市场经济开始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有竞争力最具活力最有成就走得最远的将是那些儒商。因为现代市场的竞争终将是高科技高智商的竞争。他们是商界和企业界最有学问的人(包括智囊团），也将是中国商界和企业界的中流砥柱。中国市场经济的成败，除了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
那么，呼唤儒商就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一种期待和一厢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