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带着一身的汗水和阿姨回到家里，方宁夫妇像所有的恩爱夫妻一样，一个给儿子换衣服，一个给儿子榨果汁。方宁终究是不放心，趁丈夫不留意，查了来电显示。电话是向华打来的，还有两个陌生的电话。
向华请方宁到医院去坐坐，她姐姐、姐夫、钱强生、郝大姐都在，向华希望方宁一起过去商量一下。向华的语气有些古怪，好像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方宁只好去了。前些天，郝大姐和钱强生都打过电话给方宁，说有事情要跟方宁面谈，方宁因为抽不出时间就婉拒了。
宋飞听说方宁要出去，没说什么，却怂恿儿子守住门口。方宁看到儿子一本正经地执行爸爸派遣的任务，就笑着保证，中午一定回家做饭给他们吃。
方宁大体上猜到郝大姐找自己的目的，无非是搞筹款活动，要在报纸上做宣传，要自己出面请义工来帮忙等。说实在的，方宁心里有些别扭，自己在向华这件事上，已经投入了太多不是工作必须的情感和精力，现在，向华对自己的依赖越来越明显，连她身旁的人也认为方宁做得更多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方宁又硬不起心肠拒绝向华那双又大又深的眼睛。
向华那双缺了眉毛和眼睫毛修饰的眼睛，令她看上去像来自深山的小兽，那样的眼神，诡异，又带着无法克制的惶恐，让人不敢直视。
然而这一次，向华，或者说目前代表着向华的需要的那一方，希望方宁帮助的，不仅仅是登一篇报道这么简单。
方宁去到医院的时候，向华的姐姐、姐夫、钱强生、素闻、热心人郝大姐，都在场，他们像正在举行宗教仪式一样团结在向华周围。这情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也让方宁的心忽悠了一下，以为这是在跟向华的遗体告别。
郝大姐隆重地跟方宁握了手，说了好几个“久仰大名”，把方宁说得都有些自我感觉良好了。向芳和她丈夫都是老实人，嘴笨，用川腔普通话给方宁让坐，笨手笨脚地张罗着给方宁削苹果。
“人都到齐了，会议可以正式开始了。”郝大姐自以为幽默地抛出这么个开场白。
何向芳坐在妹妹病上，侧过身来跟方宁说话。此刻的方宁倒是有些后悔到这里来，她怀疑这群人密谋了一个圈套等着她往里钻。
何向芳从床上滑下来，弓着身子跟方宁说：“方记者，你是记者，文化高，懂得国家的政策法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方宁不大习惯别人对自己这样客气，也不喜欢被别人别有用心地抬高自己，就说：“大姐，你别这样说……”她看到何向芳带着笑意的扁平的侧面，又有些说不下去。一缕带着汗的头发蚯蚓般搭在何向芳脸上，有几根跑到她微张着的嘴里面，好像她正在吃自己的头发一样让人觉得难为情。
“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嘛，方记者又不是外人！”郝大姐大大咧咧地责怪何向芳。
颇有些几分灵气的向华相比，何向芳真有些上不了台面。
又是笑，何向芳未语先笑。
扭捏了一会，她终于鼓起勇气说：“我说，像我妹妹这种情形，父母都不在世了，她又没有结婚，是孤儿——我工友说我妹妹是孤儿——政府会不会照顾其实是孤儿的她呢？”
方宁一时未能明白这话的意思，睁圆了眼睛询问何向芳。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风扇转动的沙沙声。方宁转头看了其他人，其他人也在看她，好像只要她一点头，政府就会义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向华似的。
何向芳清清嗓子接着说：“郝大姐到这里的有关部门问过了，说我妹妹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还不是这里的人，想起来都让人觉得凄凉——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都是他们说了算，我们说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向华她没有办法像当地的人一样享受到这么多的待遇——就算她是孤儿，这边的政府也不可能照顾她，不可能给她出钱治病——所以我说，要是向华回到我们老家，老家的政府会不会照顾她呢？——我们当地虽然很穷，但是也是有政策的，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全部都是政府出钱养着。”
房间里更加安静了。
方宁总算是明白何向芳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心脏收缩了一下，后背凉丝丝的。她看看向华，又看看钱强生和别的人，他们都一脸关切地望着自己，仿佛她就是政府，只要她一点头，向华的事就不用在场的所有人操心了。
显然，这个问题他们事先已经讨论成熟了，要不然大家的眼神不会如此雷同。
孤儿？政府？
这算什么逻辑？
方宁说：“向华她有这么多哥哥姐姐……”
“可是我们都成家了啊。”何向芳比谁都急于把妹妹定义为孤儿，打断了方宁的话。
方宁觉得很悲哀，为向华，也为她的亲人。但方宁必须要说下去：“向华快三十岁了，很多年前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一个人到了十八岁就是成年人，十八岁和四十岁、五十岁，或者六十七十岁的人，从政府的角度来理解，都是一样的。很多人到四五十岁的时候，都没有父母了，如果按姐姐你刚才的说法，只要他没有结婚，就也是孤儿了？也都可以伸着手掌向政府要这要那了？显然没有这样的道理的嘛。万一这个人是离婚的，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判给了对方，那么他也应该是孤儿吗……”说到这里，方宁强迫自己打住。说得已经有些多了。
何向芳感觉到方宁话里的嘲讽和怒火，也弄明白了自己把妹妹托付给政府的计划落了空，脸上有些讪讪然，喃喃着说：“可是我妹妹现在是一个人啊。”
方宁不愿意就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转过头去问郝大姐筹款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郝大姐把手里早已准备好的一沓纸递给方宁，说所有的计划都需要方宁这个名人的大力支持才能顺利进行。
因为有了何向芳前面那些话的铺垫，方宁的警惕性提高了很多，一听这话就觉得不舒服。匆匆扫一眼标题，“啤酒义卖”“门票义卖”“保险义卖”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就对郝大姐表示了佩服之情，说她的思路很活，是个实干家。郝大姐说计划做是做出来了，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方宁无私的支持，比如啤酒和门票，都需要很多人手，除了请义工帮忙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方宁一口应承下来，义工方面她负责，郝大姐把具体的时间和规模定下来后提前通知她就可以了。
正聊着，向华怯怯地插了句话进来：“昨晚我打电话给大嫂，她说她想过来看看我。大嫂说我们家旁边村也有个人和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他一边吃中药一边看西医，我也想回老家……”
“不，你千万不能回去，你现在千万不能随便动的，”郝大姐打断了向华的话，“你这个样子，回去坐那么长时间的车，万一路上大出血怎么办？再说了，你老家那么落后，医疗条件肯定没有这里好！”
向华委屈地扁着嘴说：“可是，在我们老家，治病不用这么贵的，这里什么都贵。”
郝大姐大手一挥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吗？钱的事完全不用你来操心，我会帮你搞掂的——别担心宝贝，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你回老家肯定是不行的，你回去以后要怎么筹钱呢？方记者刚才都说了，政府是不可能把你当成是孤儿来照顾的！你老家这么穷，你去哪里弄钱来治病呢？你以为你离开了这里，这里的人还会给你捐款吗？”
郝大姐这个大胖子，嗓门也像她的身体那么胖，这一连串的追问，把病房撞得嗡嗡作响。末了又加一句：“我坚决反对你回老家去！”
向华被训得脸红红的低头不语，她有些怕郝大姐。
钱强说小声劝向华：“不是说好了，过几天就给你和姐姐化验，看骨髓吻不吻合吗？如果吻合了，你要回去的话，姐姐不也要跟着回去吗？”
方宁想，如果向华的老板姐珍姐听到向华要回老家的消息，肯定开心得跳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向华留在这个城市，对珍姐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方宁知道自己这个想法很龌龊，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郝大姐愤愤不平地讲了一件她认为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有个本地的中学生，跟向华一样得了急性淋巴白血病，当地教育部门替他出头，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捐到四十多万善款。听到这个消息后，郝大姐去找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也政府出面，替向华筹款，可是，这个部门推那个部门，大家都不愿意正面解决向华的问题，说向华的户口是外地的，由政府出面替她筹款，很为难。
方宁说：“这也可以理解，这个学生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再说了，他还有个‘儿童癌症基金会’可以求助的。像向华这种情况，只能靠民间的力量来帮她度过这个难关了。”
“为什么政府的心肠这么硬呢？”钱强生冒出这样一句话。
方宁只好继续好脾气地解释：“这是个社会问题，如果请了专家展开来讨论，拉扯上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把头绪理顺理清。有哪个政府愿意看到人民群众得了病因为没有钱而放弃医治呢？医疗机制不健全，社会基础还薄弱……”
郝大姐一激动起来就喘粗气，方宁的话没能让她平静下来，反而情绪更激昂了，说：“这几天简直把我气得半死，我都跟他们吵了好几次架了。那些人，没人性的。”
向华听她这样讲，赶紧说：“不是的，郝大姐你去找他们是有帮忙的，妇联和共青团都有人来看过我了，妇联给了2000元，共青团也给了1000元慰问金。”
郝大姐瞪大了眼睛问：“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昨天下午，”向华说，“他们说你去单位找过他们。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们来，所以没跟你讲。他们还说你是个很有魄力的人。”
郝大姐提议大家一起到外面去吃饭，一边吃一边谈具体的计划，方宁拒绝了，她被这群乌合之众弄得混身不自在了。
方宁回家的脚步并不是那么轻松，向华欠医院两万多块钱的事实，让她意识到向华这件事情，越往后发展，就越艰难。作为一名记者，能做的自己都做了，但所有的努力，似乎只是杯水车薪。更麻烦的是，现在的形势看起来有点复杂，但复杂在哪里，方宁又不甚了了。
方宁离开向华的病房时，明显地感觉到郝大姐脸上不快，她好像在责怪方宁不近人情。不过，方宁懒得去想这些，从第一次通电话开始，方宁就不喜欢郝大姐这个人，总觉得她身上有些什么是自己无法接受的。
这天晚上，钱强生打电话来，支支吾吾地提出，希望方宁抽空去采访一下郝大姐，为郝大姐和她的爱心小屋做个宣传，提高郝大姐的知名度，为下一步的筹款活动提供更切实可行的帮助。方宁犹豫着，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只是说得回去请求一下领导。方宁始终还是摆脱不了心肠软的坏习惯。
第二天，方宁通过朋友，打听到不少关于郝大姐的消息。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咬定，郝大姐是个很有争议的人。这让方宁内心原本隐隐约约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方宁有些替向华担心。
09
星期一刚回到单位，方宁就被高大伟一个求救电话请了去他办公室。方宁一早起床就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在电话里听到高大伟急切的声音后，头晕加重了。
美丽动人的阿春又来找高大伟，正抱着她两岁的漂亮女儿跟高大伟“聊聊天”。
“你自己惹的风流债就你自己来承担吧，饶了我可以吗？”方宁说。
高大伟压着嗓子说：“Pleasehelpme.”
方宁只好隔着电话指示高大伟：“你先稳住她，千万别再给钱她了。如果你再给，她这一辈子都跟着你了。你等着，我来帮你想办法。成败就这一锤子的生意了，你一定要听从党的安排。”
好几个方案，在方宁的头脑里转了一圈，都一一被否决了。其中最有创意的是马上打电话通知高大伟的老婆到他办公室去把阿春臭骂一顿，其次是方宁自己亲自出马，扮演高大伟的好朋友兼情人，以美色加智慧让阿春知难而退。但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方案刚一冒头来就被理智的方宁自己推翻了。
处理别人的事情，方宁倒是一下子变得干练冷酷，胸中顿时布满了千军万马。方宁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简单交待了几句，让他一起到高大伟那里把阿春从高大伟的生命里清除出局。对付阿春这样的橡皮筋，最有效的方法是做惯行政的人，让他用行政的口吻和手法，就算说不服她，也务必要用行政话语烦死她，让她以后再也不敢再登高大伟这扇慈善的大门。
高大伟的办公室是用玻璃隔出来的小“包间”，玻璃墙上挂着些装饰作用的棕色塑料帘子，从外面可以透过帘子看到里面被切成一条一条的景物和人。方宁老远就看到高大伟这个傻子抱着阿春的女儿在玩，脸上笑容可掬。
阿春像家属一样坐在沙发上品茶，她面前的茶几上，摆着高大伟斥巨资买的紫砂茶具。方宁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再这样下去，阿春倒真是有发展成高大伟家属了。那孩子虽然吃了高大伟不少奶粉，此刻却不领他的情，在他的怀里扭来扭去，然后号啕大哭。
方宁门也没敲就进去，冷冷地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打望了阿春几眼，又假装恶狠狠地瞪着高大伟。小孩子回到阿春怀里后，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小手随之伸出去，抓到一只茶杯。方宁倒是吓了一跳，这套紫砂茶具的价钱方宁是知道的，她冲过去把杯子抢回来，把整套茶具搬起来，“砰”的一声扔在高大伟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