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资金暗战，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胡雪岩出借款新招，开银行筹钱
左宗棠坐在军中大帐给云贵总督刘长佑写信。
“西事顺迅，古今罕见，亦实始愿所不及。”左宗棠在给刘长佑的信中对西征军战事相当满意，一旦朝廷批准在新疆设立行省，西征军便可在新疆南北屯兵驻守，百十年可无战事。左宗棠在信中感叹，自己已经风烛残年，日暮途长，每见后起英哲，辄生爱慕，便作百年乔木之想。[1]
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对左宗棠糟糕的身体状况却一无所知，他还谋划了跟德国军火商的一笔巨大的生意。“新疆重定，兵事已简。”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表现得很无奈，重建新疆及上千公里的边疆防务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可是胡雪岩还购买了大量的枪炮、火药，这令原本就紧张的军费变得更加紧张。
胡雪岩的军火生意令左宗棠有苦难言。
在左宗棠跟陕西巡抚谭钟麟联名向光绪皇帝为胡雪岩请赏黄马褂的报告中，胡雪岩被夸赞为与前敌将领一样功勋卓著的豪杰，左宗棠称其采购的军火精良，价格低廉。可是，新疆叛匪逃往沙俄之时，遗留了大批英国赠送的枪炮火药，足以分配到新疆各个防务区域。新疆地广人稀，防务线过长，因此左宗棠希望有可以马上发射的马鞍炮，但在胡雪岩的军火采购清单里，偏偏没有马鞍炮。
二十万两白银捐给灾区后，胡雪岩换来了黄马褂。左宗棠一介文人，哪里知道胡雪岩在意黄马褂的玄机。胡雪岩之所以要向皇帝请赏黄马褂，一方面是让左宗棠为自己的信誉背书，一方面是为了重塑自己的商业信誉。更重要的是，穿上黄马褂，他在生意场上就有了国家信誉做金字招牌。
胡雪岩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在给西征军采购大量的军火后，立即以报账的名义试探各方政治势力。左宗棠曾经一度以西征军的名义，将军事工业企业采购跟军火采购混在一起，通过走西征军的大账来降低工业改革的成本。胡雪岩也照猫画虎，将洋贷款、华商借款跟军火采购混在一起，上报到总理衙门跟户部。
不过，总理衙门早已盯上了胡雪岩的西征生意。
左宗棠在给西征军副主帅刘典的信中显得很是不安，胡雪岩的报销之前一直很顺利，可是现在总理衙门跟户部却为此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是：贷款跟军火采购必须单列。
清政府执政精英开始收紧胡雪岩的资金链，因为他们绝不能容忍穿着黄马褂的商人借战争牟取暴利。左宗棠在给刘典的信中猜测，总理衙门跟户部是想让胡雪岩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联想到户部拖延乌鲁木齐都统英翰的报账，北京方面的行为令做事的人心灰意冷。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胡雪岩已经在上海跟汇丰银行又洽谈了一笔巨额贷款，年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二零八。
胡雪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金融计划：开设银行。
钱庄票号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银行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的，银行的老板们都是海外之民。在汇丰银行、丽如银行等外资银行中，虽有不少中国经理，但他们最高的身份也只是业务经理，国际银行家们只是看重他们的人脉跟业务资源，这些中国经理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
胡雪岩发家之前就在钱庄打工，发迹之后自然也开设钱庄，他开创的阜康钱庄在全国大城市都拥有分号，在北京的分号还拉上了不少王公大臣当客户。但是，阜康钱庄和汇丰银行这样的国际银行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没有货币、债券的发行功能，阜康钱庄只是一个功能单一的流通平台，难以通过资金杠杆进行业务创新，钱庄的抗风险能力也相当脆弱。
1872年的钱庄破产风潮一度令阜康钱庄摇摇欲坠，在以左宗棠为首的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阜康钱庄才渡过了危机。西征军出兵新疆，给了阜康钱庄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大量的战争资金通过阜康钱庄流转，新的分号在战争中不断开设，阜康钱庄成为一个巨大的吸金器。1876年，由北方开始的饥荒不断地向南方蔓延，钱庄间的资金周转再度变得紧张。
胡雪岩计上心来，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提出了开设银行的计划，甚至连银行名字都想好了：乾泰银行。为了分散乾泰银行的经营风险，曾经参与过轮船招商局前期招股的胡雪岩，决定按照西方现代股份制公司的管理模式，公开招募股份。在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的时候，乾泰银行已经招募到洋商股本白银一百七十五万两。
乾泰银行的计划正中左宗棠下怀，他已经向光绪皇帝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想法，而资金问题迫在眉睫。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显得非常无奈：“议设公司仿照洋人办法，实缘陇省苦瘠甲于天下，从前均仗各省协济，此次重定新疆，创始之费，经常之费均须预为筹划，以规久远。各省难以按时将协饷银押运西北，西征军是临渴掘井。”[2]
左宗棠在信中感慨，随着各省协饷银的中断，西征军现在是掘井都挖不到水，不得不自筹借贷。可是借洋债需要限定还款年限、本息次数，国际银行需要海关出关票抵押，这个过程漫长曲折。仿照公司之例，创设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借，息耗虽重，“究是楚弓楚得”。更为重要的是，跟向外资银行借贷相比，息银不致外耗，“中国公事谋之中国绅商”，则协饷各省皆可出印票，不必由海关出票、督抚盖印。
胡雪岩向左宗棠汇报，乾泰银行招股说明书一发布，不仅中国商人相当踊跃，西方资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洽谈入股事宜。洋人入股乾泰银行的条件可谓相当宽松，以往洋人将资金借贷给中国，都需要各国驻京公使出具官方许可批文，还需要赫德掌管的海关税务司出关票抵押。这一次，洋人都不需要西方驻京公使行文、税务司印押，轻轻松松就将一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入股乾泰银行，占银行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朝廷担心洋人会通过资本入股的形式操纵帝国改革，所以严禁欧美资本直接或是暗中持有中国公司股票。在轮船招商局之后成立的中国公司，均仿照轮船招商局的招股原则，要求洋人不得持有中国公司股票。乾泰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银行，洋人却持有五成股份，左宗棠不好向北京方面交代。
胡雪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强调，银子虽然出自洋人，但银行的控制权仍属中国股东们。胡雪岩在信中说，中国人控制的银行的贷款不受洋股东限制，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需要而定，只要各省的财政主管部门盖章，加盖督抚大印，不需要海关印票抵押，不拘泥于年限、期次，机圆法活，破除洋贷款模式，无损于各省，于时事大有所济。[3]
不管银行真假，只要有钱就行
乾泰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一大创举。
左宗棠立即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左宗棠极言西征军的资金链紧张，各省协饷银是“频催罔应”“盼切成空”，无奈之下只有让胡雪岩在上海成立乾泰银行，公开募股，每股五千两。一开始，上海滩的商人们听说跟官方合作，而且本国在创设银行方面又没有先例，于是大家都相互观望。胡雪岩“再三譬晓”，一切均仿造现代公司治理，同股同权，华商们这才认购了三百五十股。
乾泰银行募集到一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后，汇丰银行主动提出，要认购三百五十股，不居洋款之名。左宗棠向皇帝解释，一开始胡雪岩以洋商入股中国公司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汇丰银行入股乾泰银行。可是汇丰银行提出入股洋款不需要总理衙门、税务司行文印押。胡雪岩见汇丰银行情词真切，于是在中国股东也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向左宗棠汇报。
无论是中国商人的认购，还是汇丰银行的入股，乾泰银行的公开募股其实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发行。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透露，所有购买乾泰银行股票的商人在出款认股后，乾泰银行每个月都要支付股息一分二厘五毫，六年还清本息，每年归还两次。很显然，乾泰银行的股票发行在真正意义上是债券发行，因为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天津五大海关都要出票，加盖督抚大印，每年向股东们归还五十多万两白银。[4]
轰轰烈烈的乾泰银行一下子成了贷款工具。
胡雪岩雄心勃勃要创设银行，遗憾的是他只知道银行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可是却没有弄明白股权跟债权的基本概念，直接将债权当成了股权。债权清偿完毕后，乾泰银行将留下经营人才、办公硬件设施、银行的无形资产等资产，而这些资产到底归属于谁，是由胡雪岩控制，还是由国家控制？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没有谈到上述重要问题。
左宗棠在报告中还说，既然皇帝已经在原则上同意将新疆升级为行省，那就得考虑到分设郡县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问题。这一次华商跟洋商共同入股乾泰银行，跟总理衙门与税务司无涉，这对新疆的建省大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希望皇帝下令各将军、督抚、监督出票盖印，交胡雪岩迅速办理。
光绪皇帝立即下令户部、总理衙门召开联席会议。
户部在京高级官员齐聚总理衙门，两大部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西征军除了屯驻各地要塞城防外，还有大量的老、弱、病、残需要裁减，朝廷如果不给足裁减经费，很容易引发兵变，左宗棠可以借此做大西征军，盘踞西北。西征军尾大不掉，会成为帝国在西北的一颗炸弹。户部的官员更担心的是，西征军历年的借款将成为湘军集团敛财的通道，因为在战争期间，左宗棠就一度将军火跟工业采购混在一起，如果大量的陈年旧账不清理，左宗棠定会继续在账款上鱼目混珠。
上海滩的大量消息汇聚到北京，说胡雪岩在上海除了采购军火，还采购了大量的纺织机器，甚至专门从德国聘请了工业技术人才。左宗棠一直给皇帝打报告说要重开西域商路，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还提到了开矿、冶炼方面的计划。由此可见，左宗棠除了纺织工业跟军事工业外，他极有可能在西北推动包括煤炭、钢铁冶炼、铁路在内的重工业改革。
户部跟总理衙门在联席会议上一致决定：由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福建这五个为西征军筹集军费的省份来承担乾泰银行的还款。光绪皇帝在拿到联席会议纪要时下令：以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两广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闽浙总督何璟、江苏巡抚吴元炳、浙江巡抚梅启照、广东巡抚张兆栋、福建巡抚吴赞诚为首的一干地方督抚按照左宗棠上报的数额，下令海关监督出票，督抚加盖关防大印，交胡雪岩妥为筹办。[5]
光绪皇帝在命令中写道：“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在这份五百里加急的命令中，光绪皇帝特地强调，以后无论任何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左宗棠拿到巨款后要迅速裁军，筹划新疆行省事宜，在筹办事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开源节流，为内地纾困。
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再次利用左宗棠这一条束带蛇。
皇帝在命令中批评各省对西征军军饷划拨“未能踊跃”“实属延玩”。因为旱灾饥荒，皇帝下令山西和河南两省暂缓西征军的军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必须按照规定继续划拨西征军军费。皇帝点名沈葆桢、何璟、李瀚章、刘坤一、吴元炳、梅启照、吴赞诚、张兆栋等督抚一定要下令各省财政部门如数划拨西征军饷。
西征军平定新疆的大量军饷需要由淮军集团的督抚们筹措，不过淮军集团的督抚们一直想方设法拖延，两大集团的钳制成为朝廷巩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筹码。新疆兵事结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筹码立即消失了。于是，他们利用左宗棠筹建新疆行省这一最后机会，继续钳制淮军集团所把控的地方财政。
光绪皇帝给了左宗棠一把尚方宝剑，淮军集团的督抚们如果“再延缓，及解不足数，致误事机，即由左宗棠及各路带兵大臣将各该藩司监督指名严参”。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挑动汉族武装集团内部公开斗争。按照皇帝的命令，一旦左宗棠点名弹劾相关官员，吏部的考核将不合格，严重者甚至要交给刑部追究刑事责任，“以儆玩泄”。[6]
湖北的矿不出煤，盛宣怀准备北上寻出路
光绪皇帝的五百里加急命令送到李鸿章手上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看一封来自上海的密信。
“据来信并景星谈及开矿一事，惟有北省多且美，且有伯相可靠，弟思之亦以为然。老兄若弃鄂省而北行，易于成功，况吾兄系直省之官，地方断无掣肘之理，未识高明以为何如？”[7]这封密信建议盛宣怀放弃开采湖北煤矿，因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开平发现了高质量的煤矿，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活动更容易成功。
写信的人叫刘亹，跟盛宣怀是老乡，两人同为江苏武进县人氏。盛氏家族跟刘氏家族是武进县两大豪门。盛宣怀在李鸿章手下摸爬滚打时，刘亹正在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地界买官。武进县的两大豪门最终通过联姻结成政治联盟，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娶了刘亹堂叔刘翊宸之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