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豪抢枪杆子
曾国藩的焦虑
徐州城内一片肃杀之气，曾国藩心神不宁。
“余决计不回江督之任……”1865年9月25日，曾国藩在徐州城官邸给曾国荃写家书。两天前，曾国藩率领军队进驻徐州城，听闻一万多名捻军骑兵劲旅在山东飘忽不定。想起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败走山东，曾国藩强烈预感到重返两江总督府的机会已经很小了。
坐在徐州城，曾国藩脑子里一片茫然。“在外太久，精力日疲。”曾国藩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对剿灭捻军更是“茫无头绪”。[1]曾国藩在信中表达了退隐江湖的向往。不过，他心底依然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出山，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北京朝廷下诏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富庶之地，朝廷每年的饷银主要依靠山西。
曾国荃是湘军骁将，剿灭南京太平军后，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曾氏家族当时出现两位爵爷，可谓风光无限。曾国藩遭遇捻军流寇的侵袭后，自然希望归隐老家的弟弟出马。
山西巡抚在当时绝对是个肥差，曾国藩早在8月15日就给曾国荃写信，希望他能够到山西，因为那里的商业税维持在太平军起义期间的水平。一旦曾国荃去了山西，曾国藩率领的剿捻部队的军饷就有了保证，也就不用再依赖于李鸿章。但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同时还将写给同治皇帝的辞职奏折抄了一份给曾国藩。
曾国藩在徐州城孤独沮丧，李鸿章的淮军不听帅令，想通过亲弟弟担任山西巡抚打通新的军饷渠道，可弟弟却死活不去山西。他也担心曾国荃花钱如流水，一不小心就会整出个贪污大案，到时候保不住的不仅仅是爵爷爵位，还有可能置已于死地。曾国藩在万般无奈之下，只有让住在南京的家眷赶紧回湖南老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家书中抱怨，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山东曹县、单县等地流窜，每天行进一百四五十里，而自己接管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被捻军骑兵拖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曾国藩的蒙古骑兵跟捻军骑兵交手屡战屡败，人人胆战心惊。身为主帅的曾国藩很是担心：“何能破此悍贼？殊为焦灼。”[2]
前线战事不利，李鸿章步步为营，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窝在老家不出来，曾国藩心底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他决定将妻儿老小统统送回老家。曾国藩在家书中吩咐弟弟们，不要修盖新房子，将老房子修缮一下就可以了。这足以窥见曾国藩当时心里的失望。曾经打造的湘军集团已经被打散，一手培养的学生克扣自己的军饷，奋不顾身保下来的爱新觉罗江山成了叔嫂的角斗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曾国藩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向往妻儿老小围炉而饮的寻常百姓日子。曾国藩在作出不回南京的决定之前，跟李鸿章进行过数月的谈判，李鸿章掌管两江大权，自然不愿意让曾国藩回来。
李鸿章的改革大计
李鸿章对山东的捻军了如指掌。当初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跟捻军对抗，结果僧格林沁被击毙，爱新觉罗皇族倚重的骑兵劲旅精神随之崩溃。这支部队在曾国藩手上已经成了烂泥。现在前线的捻军骑兵令淮军将士心神不宁，[3]只要捻军在前线拖住曾国藩，李鸿章的两江总督就能安稳地做下去。李鸿章听闻朝廷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已经明显感觉到朝廷的意图。
淮军精锐在曾国藩手上，将帅矛盾日趋恶化，曾国藩跟李鸿章依然维持着联盟关系的根源在于军饷。一旦曾国荃到了山西，曾国藩的军饷就不再依赖于李鸿章，那么李鸿章操控淮军的能力也就会下降，两人的关系自然会更加紧张。淮军将士的真正主人是李鸿章，可曾国藩有了经济靠山，一定会对淮军将士痛下杀手，那样曾国藩的剿匪大军就会出现淮军将士跟湘军老班底制衡的局面。
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李鸿章看来只是群宵小之徒，太平军盛世时有百万雄师，但在与湘军、淮军的八年争战中逐渐被消灭，更何况以太平军残余为班底的捻军呢！
唐廷植花钱消灾，让广东商帮迅速倒向李鸿章。旗记铁厂让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布局上升到国家改革的战略高度。集团化的运作刚刚开始，需要大量的机器、人才跟资本。搬迁到南京的安庆军械所，以及曾国藩从美国采购的机器，不能跟随曾国藩回老家，一旦将曾国藩的军工产业划归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李鸿章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奏折，说制造轮船跟枪炮的机器有专用的，也有通用的，如果要采购齐全了，需花数十万两黄金，加上招募中外工匠，采购欧美铜铁木炭等原材料，花费也是数万金。李鸿章在奏折中强调，一味地从欧美采购制器之器，对于割地赔款的大清帝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大清帝国的资金链就会断送在盲目的改革中。[4]
改革没有浪漫曲。
李鸿章在奏折一开始大讲改革的苦难，甚至提出上海洋炮局的那些机器尽管价值万金，但是缺的机器还很多，只能量力不断添置。关于军事工业的设备问题，李鸿章现在已经盯上了曾国藩。曾国藩如今在剿匪前线，李鸿章不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将曾国藩的资产划拨给自己，只能先从价格等问题说起，说曾国藩委托洋人采购的机器成本太大，根本就没有把握。
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说，海外采购增加成本的同时，还要派人去海外学习，等学成归来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欧美工业并非全是为了军工，民生日用品也已经工业化了。数十年后，大清帝国的民用工业也一定兴盛，那个时候商人可以用制器之器追求更大的利益，到时候国有跟民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李鸿章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同治皇帝，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集中优势，通过国有资本控制的军事工业开始，不要太过分散资源。一旦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失去了主导地位，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即使铜钱火器这样的生意他们也会涉足，那个时候国家想要禁止都会很难。李鸿章在上海眼巴巴看着广东商人、江浙商人依附在欧美商人名下做各种生意，一旦华商跟欧美商人合资造枪造炮形成规模，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到时想管都没法管了。
“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5]为了大赶快上，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不若就近海口，直接买洋人要卖的铁厂机器，只要价格谈好，可立即进行生产。在技术方面要学习欧美人的长处，将欧美人的技术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这一思路被总理衙门以及改革派人物采纳，并上升到大清帝国改革模式：师夷长技以自强。李鸿章自然盯上了容闳去美国采购的最新机器，因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美国的机器已经达到全球技术的巅峰。
李鸿章向同治皇帝建议：“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到沪后，应归并臣处措置”。[6]李鸿章直接让皇帝划拨曾国藩的军工资产，一方面是容闳采购机器的款项中，有2万两白银是李鸿章筹措的，如果容闳的机器被他人调走，那么李鸿章自然就是给他人做嫁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接班人左宗棠在杭州一直捣鼓轮船，还从洋枪队中挑选了懂枪炮制作的人，充当闽浙总督幕僚，左宗棠一旦提走容闳采购的机器，那他开办的军事工业将得到飞速发展。
同治皇帝少不更事，对李鸿章的长篇奏折不知如何安排，慈禧太后对军事工业改革也是一窍不通。李鸿章的奏折被推来推去，同治皇帝琢磨了十天，只在奏折上写了一句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御批的这句话应该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明明是自己拿不了主意，又不好意思直说，只能让奕管理的总理衙门去办。慈禧太后刚刚免掉了奕议政王的乌纱帽，又不好意思说让奕去办，只能批示让总理衙门知道。
总理衙门知道，可不仅仅是知道而已，李鸿章的军事工业改革大计早在咸丰皇帝时期就提出了，一直是奕在领头。奕现在虽被挤出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力核心，强国的改革还是要继续推行下去的。唐廷植做梦也没有想到，丁日昌算计自己的背后，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跟经济改革远谋已经直通紫禁城，自己的消灾交易成为了大清帝国国企大跃进重要的一步。
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的批复之后，立即对江南制造总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他将上海洋炮局的资产全部注入到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还没有运抵上海，就已经被李鸿章记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账目中，另外他还将旗记铁厂的工人、技师统统高薪留下，包括旗记铁厂的原老板福尔斯。
在资产重组的大棋局中，李鸿章已经不用担心广东商帮跟浙江商帮分化，他留下马格里以及福尔斯一帮洋人，就是希望洋人们将技术留在江南制造总局。依靠几个洋人想将江南制造总局发展成国际化的军工集团，那基本是白日做梦。李鸿章盯住容闳采购的美国机器背后，实际上是对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的垂涎。安庆军械所现在已经完完整整地搬迁了到南京，跟着到南京的是一帮对八股文没有兴趣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只是国产的二把刀，但在人才奇缺的时代，那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李鸿章已经对曾国藩曾经苦心招徕的人才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决定将苏州的洋炮局搬迁到南京，跟安庆军械所进行资产重组。
重组安庆军械所与苏州洋炮局的重任落在了马格里肩上，因为李鸿章希望将重组后的企业做成江南制造总局的军火龙头。马格里综合了两块资产的优势，决定将安庆军械所的子弹、火药、枪炮剥离出来，跟苏州洋炮局的枪炮业务重组成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各种口径的火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后勤配套军火品。金陵制造局的定位立即清晰：国有全资控股军火制造商。远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则定位为：国有全资控股军事设备制造商。
奕的一石二鸟计划
上海滩波谲云诡，紫禁城杀机四伏。
李鸿章如愿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这是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裁军之后，汉族武装集团掌握的最大军事工业资产。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北京城的政治斗争。当初，奕联手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后，在“叔嫂共和”的美好时光背后，是奕跟慈禧太后都在蓄养自己的势力，只要其中一方的势力超越另一方的时候，叔嫂共和的均势便立即被打破。
赌场无父子，官场无朋友。在奕跟慈禧太后“叔嫂共和”的均势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世代同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蒙古科尔沁部。执掌科尔沁部的亲王僧格林沁是道光皇帝姐姐的养子，手握着帝国最精锐的蒙古骑兵，更为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曾经统率过皇家禁卫军精英部队，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都有僧格林沁的心腹，蒙古诸王劲旅尽归僧格林沁调遣。在剿灭捻军初期，僧格林沁节制五省兵马，成为满蒙军队的最高统帅。
僧格林沁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骑士，他手上的军权跟在皇族中的影响力，让奕跟慈禧太后都敬畏有加。1865年，捻军在山东、安徽等地与太平军残余势力合流，僧格林沁已经带领骑兵到了山东剿匪前线。僧格林沁远离帝国权力核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向奕动手。僧格林沁战死前线令奕措手不及，在汉族武装集团中寻找自己的枪杆子成为奕最后的选择。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跟太平军作最后决战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经过裁军之后，更已一分为三了，加上江湖帮会暗布，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很难直接掌控湘军集团。淮军集团是一支成长神速的汉族武装力量，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控制李鸿章需要一个令其心动的筹码。可是，失去“议政王”绝对权威的奕，拿什么离间师徒二人？李鸿章曾经鼓动曾国藩赴上海“阴持外交权柄”，正是这一封私信让奕窥见了师徒二人的嫌隙。
裁军剪除了曾国藩的羽翼，一纸调令又让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前线剿匪，让李鸿章顶替了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奕的算盘之中，让曾国藩统率李鸿章的部队，曾国藩势必难以驾驭，这就会导致师生失和。奕的离间之计相当成功，但这仅仅是抓枪杆子的第一步。李鸿章在两江地盘上大兴军事工业的时候，奕的盟友、漕运总督吴棠出马了。
吴棠跟李鸿章是安徽老乡，是穷苦人家出身，从知县一路奋斗到漕运总督的高位。吴棠跟奕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户部右侍朗王茂荫是奕的盟友，在1853年向咸丰皇帝力荐吴棠，吴棠才得以在官场平步青云。
王茂荫在1863年担任六大部委之首的吏部副部长，专管帝国人事任免、升迁、考核大权，成为二品大员。当年，吏部给吴棠的考核评语是剿捻得力，并推荐其到扬州担当剿匪主帅。身为奕阵营得力的干才，王茂荫的意见自然得到奕的首肯。
奕掌控枪杆子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曾国藩带走大批淮军征战在山东地界的时候，又下令李鸿章抽调淮军精锐渡海北上天津布防，刘铭传率领的淮军劲旅就被抽调到周家口驻防，那可是八面受敌之地。[7]调走刘铭传部之后，奕又下令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防止转移至河南的捻军主力跟西北回民义军联合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