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密折引发的皇权猜忌
奕的密折
1861年8月12日清晨，一匹快马从残垣断壁的圆明园飞奔而出。
圆明园大东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锦袍的王爷，远远地望着飞奔而去的快马，脸上挂着无尽的惆怅。昔日皇家御园，今日一片狼藉。王爷用右手掸了掸锦袍上的尘土，转身走进了圆明园。王爷身形瘦削、眉头紧锁，担心几个时辰之后，百里之外的热河行宫会翻江倒海。
这位王爷名叫爱新觉罗·奕，是道光皇帝生前最宠爱的一位皇子，现任大清帝国皇帝咸丰的六弟，一度是咸丰争夺帝位最大的对手。此人文武双全，雄心勃勃。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时，担心素有大志的六弟联手已经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取天下而代之，密令奕在圆明园“督办和局”，不准其进入紫禁城。
“康乾盛世”早已成为爱新觉罗王朝的回忆，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期间，清政府执政精英已经失去了入关前的锐气，第一次鸦片战争完全将帝国军队的无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以洪秀全为首的一帮基层精英最终发动了武装起义。英法两国在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军起义期间，寻找借口向中国军队开战。内忧外患之时，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对洪秀全的军队毫无抵抗之力，在英法军队面前更是节节败退。
洪秀全的部队一路北上之时，英法远征军更是长驱直入。咸丰皇帝试图派出代表跟英法两国和谈，以便集中全部力量围剿洪秀全的起义部队。遗憾的是，派出跟英法两国谈判的代表皆以失败告终，咸丰皇帝别无选择，最后决定将一直赋闲的奕推向前台。咸丰还有一个想法，身为爱新觉罗皇族成员，和谈是奕的分内之责，一旦失败，他将成为帝国的罪人。
咸丰皇帝逃离北京之时，带走了军机处、六部九卿的高级官员，只留下手无兵权的奕在圆明园筹谋抚局。英法联军立即洞悉了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决意焚烧圆明园，击垮咸丰皇帝的精神，力争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1860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奕带领20名贴身侍卫在礼部大堂跟英国方面签署了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又与法国人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奕在礼部大堂跟英国方面签署《北京条约》时，极尽屈辱，那是年仅27岁的奕第一次跟洋人打交道，尤其是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傲慢，令奕相当尴尬。英国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1]
这一次，快马飞奔承德，携带的正是奕写给咸丰皇帝的一份秘密奏折。此刻奕心中也是翻江倒海，他脑子里不断闪现出咸丰皇帝的身影，不，还有那个英国人的身影。奕心里非常清楚，国难受辱，唯有图强，可救国难。但他不知道，当自己给皇帝哥哥写奏折的时候，英国人的密报也早已送达伦敦维多利亚女王的手上。
咸丰皇帝躺在龙床上辗转难眠，御前大臣肃顺未经内侍太监传唤，就急匆匆直奔咸丰皇帝的寝宫。肃顺深得咸丰皇帝的宠信，在热河，没有人敢得罪肃顺，就连咸丰皇帝的妃子懿贵妃（后来的慈禧）都要对其退让三分。肃顺将一份奏折递到幔帐前，咸丰皇帝硬撑着身子接过了奏折。
灯光下，肃顺发现咸丰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啪”，奏折被咸丰皇帝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咸丰皇帝盯着肃顺，脑子里全是熊熊烈火焚烧圆明园的场景，那可是老祖宗的百年心血，奕不仅没有守好圆明园，居然还要跟英国人联手。
肃顺再次将折子递到咸丰皇帝眼前。
这封奏折的名称是《奏请购买船炮折》，奕在奏折中提议要联手桂良、文祥建立大清帝国海军舰队。肃顺最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英法联军进兵北京给了奕再度崛起的机会，在同英法联军和谈的过程中，以奕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形成了。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奕的老丈人，现在跟奕一起在总理衙门办事，也参与了和英法谈判的全过程。户部左侍郎文祥身为正红旗的贵族，在和谈过程中同奕结为政治联盟。现在奕的政治联盟如同哥们儿一般，这三位联手要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海军舰队，这是要夺兵权。
奕的计划远非“军事强国”那么简单，英法联军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大清帝国脆弱的军事力量背后是经济的衰败，现在大清帝国需要强军，更需要富国。有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大清帝国才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富强改革。奕在奏折中向咸丰皇帝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组建海军舰队的急迫性，当时洪秀全的起义部队席卷帝国南部，自然是奕组建海军舰队最好的理由，“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
咸丰皇帝相当清楚洪秀全部队的实力，太平军一度摸到了天津，差点儿就打到北京。曾经席卷大江南北的八旗劲旅，两百年间竟沦落到“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2]的地步，在一帮农民部队面前两腿发软。在肃顺的力荐之下，[3]咸丰皇帝起用了曾国藩等汉族文官势力，可太平军依然是“一发而不可骤制”。
汉族文官势力活跃在围剿太平军的前线，在一场场战争中，已经成为千锤百炼的野战统帅，一个新生的汉族武装集团正在战火中成长。在这期间，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在跟英法联军交涉的过程中，在外交舞台上逐渐得到了国际势力的认可。奕在北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精英盟友，这也将是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最大的一股新生势力。咸丰皇帝越来越焦躁不安，一旦奕成功组建海军舰队，整个帝国将出现多股武装势力，皇权将受到严重削弱。
奕在秘密奏折中反复强调，英法联军之所以北上京都，根源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义，导致朝廷“用兵既久，财用渐匮”。[4]奕在密折中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轻描淡写令咸丰皇帝很是焦虑，他现在无法判断自己这位兄弟跟洋人的关系。奕在汇报的时候说，帝国之大乱，对付英法联军“不过治其枝叶”，[5]在跟英法官员谈判的过程中，“英法渐见信服”。
奕在密折中对英法联军的恶行轻描淡写，毫无订立城下之盟的羞耻感。只是看客一般告诉咸丰皇帝，英法联军进京后也是各怀鬼胎，“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尤其是沙俄侵占吉林等边界，“英法两国均以为非，盖其意恐俄国日益强大，不独为中国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为之防”。
深仇大恨刚结下，奕就如此为英法侵略者粉饰，这令咸丰皇帝极度惶恐，奕难道真的在跟英法暗中勾结？国际势力对奕的支持将会让咸丰皇帝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否决奕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可能会刺激英法两国；同意奕的计划，皇权又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咸丰皇帝隐隐觉察到火烧圆明园的那位主角儿才是海军舰队真正的操盘手，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奕的密折核心，是为了加快进剿太平军，才从英国购买现代化军舰，组建一支强大的帝国海军舰队的。奕在奏折中汇报了组建海军舰队的资金问题，主要是通过征收鸦片税来筹集资金。“洋药（即鸦片）一项”“如办理得宜”，“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船炮，亦足裨益”。[6]咸丰皇帝一看到通过鸦片税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立即意识到奕的奏折背后，一定有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影子。
赫德和李泰国的算盘
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思特皇家学院，习汉文、哲学。大学毕业后的赫德于1854年来到香港，给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当秘书。赫德在香港工作期间很受包令赏识，很快就被调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助理翻译。1858年，赫德调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员会秘书。翌年，任广州领事馆翻译，转任粤海关（广州海关旧称）副税务司。
包令的提携令赫德的仕途一帆风顺，可是，从1859年起包令不再担任位高权重的香港总督，赫德必须找到新的靠山。1861年，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担心洪秀全的部队灭了清王朝，跟当时主持北京大局的奕告假回国，临走之前私自指派江海关税务司费资赖（G.H.Fitz-Roy）与赫德共同代为负责。
赫德在粤海关任职期间极力讨好李泰国，加之跟包令这样的英伦政要关系密切，成为帝国海关的共同负责人之一不足为奇。这一年，赫德26岁，他事实上是总税务司的实际操盘者，因为费资赖不通中文及中国事情，帝国海关就成了赫德的舞台。
李泰国的安排让赫德很不舒服，他觉得共同负责人的名头难以让自己真正施展拳脚。当时咸丰皇帝已经到了承德，大清帝国真正的管理者是恭亲王奕，赫德决定以新任官吏的身份北上，一方面是汇报接管总税务司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是拉拢关系。当年6月，赫德只身来到北京，先见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继谒恭亲王奕。赫德在北京的述职给奕的印象极佳，甚至被邀请到恭亲王府喝茶。
“洋药”在奕的秘密奏折之中实际上就是鸦片，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欧美商人，尤其是犹太裔的商人蜂拥中国，鸦片成为鬼佬们出口的大宗商品。赫德到中国后没有为伦敦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能将鸦片贸易与大清帝国的海军舰队捆绑在一起，那可是英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局面。
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难道奕就看不出来？其实奕对赫德的算盘了然于胸，但是他认为现在鸦片贸易凶猛，与其走私泛滥，不如规范化管理，还可以通过税赋增加成本的方式控制销量。咸丰的心里跟明镜儿一样，奕只身在京稳住了气焰熏天的英法联军，现在英法大使只知恭亲王，不知皇帝。这位志向远大的皇弟迅速跟新上任的赫德联手，背后肯定不止组建海军舰队、规范鸦片贸易那么简单。
奕抓枪杆子的意图相当明显，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取得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在咸丰皇帝看来，初入中国政坛的赫德根基不深，在庞大的军事采购背后，火烧圆明园的主角、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应该才是奕海军计划的真正操纵者。咸丰皇帝甚至怀疑两人在背后有更大的交易。
李泰国，1832年生于伦敦，其父为英国驻厦门领事。李泰国于1847年来到香港，1854年被包令任命为英国驻香港领事馆代理翻译，后又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在此期间，李泰国利用副领事的身份，为英国海军部海外情报局效力。1857年，李泰国以汉文副使身份北上天津，参与交涉修订《南京条约》事宜。
北上的李泰国迅速成为英法联军的情报提供者，尤其是李泰国将大清帝国漕粮运输的情报提供给了英法联军，这成为联军攻打北京城的重要判断依据，也为维多利亚女王立下了盖世奇功。在北京和谈期间，李泰国的表现让桂良等人非常不爽，“李泰国狡骄异常，虽此前啖以重利，仍于暗中陷害，万分可恶！”更让桂良等人气愤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李泰国根本就没有将大清帝国的和谈大臣们当回事儿，“自该臣与夷人接见数次，夷酋额尔金通使李泰国等，每至必盛陈兵卫，该臣等止于堂司数人，一言不合，咆哮而去，何议之有？何抚之有？”[7]
李泰国身为翻译，在跟朝廷大臣交涉的时候，先用森严的卫兵来营造气氛，进而恐吓桂良等人，还经常在会场咆哮，甩手而去。到后来，《北京条约》签订了，大清帝国总税务司的交椅也给了李泰国。坐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就向大清帝国建议购买炮船，镇压太平军，“愿立军令状，效力戒行”。当时咸丰皇帝难以判断李泰国的居心，在李泰国的建议上朱批：“勿堕其术中，预杜患萌。”[8]
随着洪秀全的起义部队不断向北推进，李泰国对清政府军队越来越失望，甚至怀疑洪秀全的部队会打进北京城，取清政府而代之。在奕向咸丰皇帝递交组建海军舰队奏折的前夕，李泰国突然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回国了。
奕在奏折中的一个细节令咸丰皇帝对李泰国的请假回国高度警觉。
在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奕为了显示自己选择与英国合作的公允性，特将同法国方面接触的情况也进行了汇报：“昨法国哥士耆来见，亦称现欲回国，请总理衙门给札，令其购买船炮，伊即禀请国主，代为购买。”奕毫不信任法国人，“其意虽为见好，而其言未可尽恃，但未便遽行拒绝，使其意存轩轾。”[9]
拒绝了法国人，英国人就真的很可靠？李泰国在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塞进一条“中英共同肃清海盗”的条款，难道就是为今天的海军舰队计划埋下的伏笔？李泰国一走，奕筹建海军舰队的秘密奏折就来了，这表面上看跟赫德有关，可是赫德人在中国，不可能成为奕抓枪杆子的伦敦代表，李泰国一定是带着奕的秘密任务回国了。
山河破碎，饿殍千里。
奕的海军舰队谋局很是迫切，他在给咸丰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已经显得亟不可待，甚至毫不忌讳跟英国人联手做交易：“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