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王阳明心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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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修养(2)

人们常评价书法是“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对书法的表现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所以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可以说,书法是心灵的律动、感情的流淌和释放。书法能使人静,更让人思考,确实是修身养性、培养情操、延年益寿的良药。书法之所以能带给人们无尽的美感,根源在于它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学。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背后的深意:无论学习什么事情,人们都要让心真正地静下来,让所要学习的事物在心中形成一个明确生动的心理图像,越生动逼真越好,这样自然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许多时候,经验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或学习一样东西,反复地去做、去练习,重复的次数多了,就能获得成功。然而,使我们最后获得成功的,仅仅是重复的次数够多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没有用心去练习,重复得再多也不会帮助你获得成功。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马尔滋所说的那样:“学习某种技巧,并不是做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成功,而关键在于你的大脑神经能否记住那种成功的经验。”

在《C罗:挑战极限》纪录片中,曾经有一个黑暗中踢球的测试:先由一位足球运动员示范动作——接过他人传来的足球,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灯被关闭,球员将依靠自己的直觉将球踢进球门。无论是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关灯,还是接到足球前的某一刹那关灯,著名足球运动员C罗都能利用身体(足、肩)将球顺利送入球门。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C罗在观看示范球员动作时在心里对动作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和练习,对球速、距离等有较为准确的计算,因而才能在实战中找到准确的位置将球踢进球门。如果C罗只是单纯地模仿他人的动作,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善于在心里反复进行踢球入门练习的全过程,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在脑子里有条不紊地及时判断处理的种种细节,这或许就是C罗成为世界级超级足球运动员的根本原因。

就像深谙绘画之道的画家在作画时,心凝气静,万虑皆空,意随心转,笔随意动,在常人看来只是寥寥数笔,这一点,那一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翠竹图便出现在眼前。在旁人看来很难的事,在画家看来却极为简单,只因他不过把早已进入他心胸的竹子用笔勾画出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胸有成竹”。如果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先在心中反复练习,做到“胸有成竹”,就能达到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的境界。

兵书中参破人生成败

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

王阳明认为,用兵作战,先要以谋略制服敌人;要彻底地战胜敌人,则要让对方从心里臣服于自己。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南征教》里所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相类似。

征战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要使敌人心服口服。“攻心为上”,是历代兵家克敌的有力武器。《孙子兵法》中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然没有“攻心”之说,却包含了攻心策略。

王阳明作为人、人性、人心的研究家,当然知道攻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每次作战之前,王阳明都会通过发布榜谕,对百姓犯错的原因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并阐述宽大政策以及自己不立即进兵的原因,殷切期望误入歧途者幡然悔悟。在《王阳明全集》所辑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属于榜谕性质的就有二十一篇。很多起义的百姓看到他的榜谕,都自动缴械投降,这就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真正的强者,震慑的是人心,而不是肉体。王阳明攻心为上,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对手屈服,实在为人称许。“攻心为上”的核心在于“心”,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的修行,锻造自己的气势,也能不战而胜。

古代,有一位专门训练斗鸡的名手叫纪渻子。一天,君王让他代为训练一只斗鸡,十天过后,君王询问训练情况:“进展如何?是否近日可用?”纪渻子回答道:“时机尚未成熟,它杀气腾腾,一上场即横冲直撞。”

又过了十天,君王再度询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成!它只要一听到斗鸡的叫声,便马上斗志昂扬,无法控制自如。”

又过了十天,君王又来询问此事,说:“怎样了?现在该可以了吧!”纪渻子仍然摇头,说:“还不行,它只要看见斗鸡的身影,便立刻来势汹汹,火暴蛮斗。”

十天很快又过去了。君王走到纪渻子面前时,终于得到了纪渻子满意的答复:“大功告成!如今它置身竞技场,不论其他的斗鸡如何挑其怒气,煽其斗志,它都如木鸡一样,无动于衷。这就是内心充满‘德行’的证据。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斗鸡遇见它,莫不落荒而逃。”

纪渻子不愧为一个训练斗鸡的高手,他将斗鸡培养成大智若愚的木鸡,锻造了斗鸡的内心气势,让别的斗鸡充满恐惧,不战自败。人亦如此,不要稍微有点能力就四处卖弄、不可一世,轻率随便只会体现自己的无知,自我魅力的修养要靠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形成。

军事上讲究“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说的就是心理博弈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将威严流于表面的,他震慑的是人的心理,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距离感”,使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认为听从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人不得不屈服、跟随。正是这种不声张、不傲气、捉摸不透、神秘的感觉,彰显了强者的人格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敬畏、崇拜。

内心沉稳、不怒自威才是真正的内心气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不要急于与对手搏斗,而要注重气势的培养。急于求成不但不利于竞争,反而会让我们一败涂地。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培养自己内心深沉、淡泊名利的品质,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威慑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需要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便会甘拜下风,失去反抗抵触的心理。当我们掌握了王阳明所说的“攻心”之术,就能减少人际纠纷的烦恼,也能够专心探求自己的良知了。

品味音乐之美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一天,弟子钱德洪问王阳明:“在心上如何寻找和谐的音律呢?”

王阳明回答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才进行礼乐教化。就像你领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在王阳明看来,舜作《韶》乐九章,周武王作《武》九变,都是具备了中正平和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民风教化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而后世制作音乐,却多是作一些俗词滥调,与民风教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王阳明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人们就要将音乐中的淫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百姓人人都能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良知,长此以往,真正的音乐就能够恢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就能够制作出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品味音乐的美妙了。

由此可知,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应该能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重压力释放出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舒缓、休息和平和,并在音乐的美妙旋律中触到自己的良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能起到这种功用的,就不是真正的音乐,而是噪音了。

今时今日,音乐充斥着任何一个角落,走出家门,大街上、商店里、汽车内都回荡着各种旋律;回到家里,电视中、电脑上,甚至邻家的窗口都会有音乐飘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音乐已每日每夜地浸润着我们的毛孔,但这些音乐大部分是噪音。

大作家余光中先生在《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被音乐逼于无奈的事实,从声乐家席慕德到大文豪夏志清、哲学家柏拉图,从计程车、火车到咖啡厅、餐馆、街道,从中国台湾地区到日本、欧美国家,用了大量的人物、现象来反映音乐带来的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当然,余光中先生并不是讨厌音乐,相反,他是一个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音乐家,也不擅长制作音乐,因而我们在无法回避那些不和谐的非音乐——噪音时,更需要修炼自己心体的中正平和,换一种心态去体会创作者的心声,哪怕是挑剔其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好,往往能让我们忘却了噪音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总之,心中有音乐,听到的皆是音乐,否则,入耳的就只能是噪音。对音乐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拒绝某些事物,更不应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处处都散播着美妙、和谐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