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王阳明心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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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读书(2)

王阳明认为,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全部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到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没有智慧,是成不了圣人的,也难以摆脱内心的烦恼和痛苦。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生活所需要的。

哲学家、数学家坐船渡河。数学家问正在用力划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数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过了一会,哲学家问:“那么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地说:“那你只剩下一半生命了。”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打翻了小船。哲学家、数学家和船夫都落到水里,精通水性的船夫问哲学家和数学家:“你们会游泳吗?”

两人大叫:“不,不会!”

船夫深深叹息道:“那么你们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人们所认为的具有很多知识的学者,但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保全性命,或者说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也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一定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对新鲜、新奇的事物做出敏感和及时的反应。但是智慧不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真正的智慧能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智慧。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积累很多关于某些事情以及很多事物的大量知识,但是要按照学到的知识去明智地行动,则是很难的。学校传授人们有关行为、宇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知识与技能,但是这些教育机构很少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在讲台上或实验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生活问题。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知识和信息才能进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积累了大量如何杀人及破坏的知识,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和高端,正是那些知识在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战场,阻止我们结束所有的战争。同样,有关环保的知识也没能阻止我们杀害动物、掠夺资源和破坏地球。这些事实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但只要你能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就可以转变为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之道。

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