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温柔，它把我带向死亡。你一定毫无意识地渴望给我的死亡。每夜。
电影岁月：另一种爱情
“我把电影视作写作的支撑。无须填写空白，我们在画面上挥毫。我们说话。并且把文字放在画面之上。”
《音乐》是玛格丽特拍摄的第一部电影。1966年，她跟着保尔·瑟邦初学导演，拍摄自己的作品。电影是她在诺弗勒的孤独中创造的另一种爱情——把文字安放于画面之上，像体验一种探险。
谈及拍摄电影的最初原因，她说，只是为了避免遭受背叛。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是1958年勒内·克莱芒拍摄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她认为那部电影完全曲解了小说的结尾，那已经不是她完整的作品了，与“降级”“背叛”没什么两样。无独有偶，之后的《琴声如诉》和《直布罗陀的水手》，也同样令她失望。
“真的，全都背叛了我写的小说，到了我想象不到的地步，我真想不到他们能拍成这样。”她愤怒地说。所以，当她再也无法忍受那种失望和愤怒时，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玛格丽特在诺弗勒拍摄《音乐》，与摄制组的成员一起工作，疲惫而充实。她喜欢银幕上黑白交错的画面，带来世纪之初的混沌与分明；喜欢音乐本身的宗教仪式，形同爱情与葬礼，呈献出死去的时间，带来信仰、情欲、绝望。
“我总是在绝望中拍完电影”，她拍摄电影，包括一些室内的音乐话剧。很多时候，拍摄和剪辑都在诺弗勒的“暗室”中进行。在那里，镜头诞生，又被挑选组织，最后变成观众眼中的杜拉斯作品。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情景片段。她坐在摄像机下的椅子里，手中拿着剧本，一支烟夹在指间，目光里透露出神秘的威严。她已经不怎么打扮自己了，头发毛糙，衣着随意，面容显得臃肿，失去光泽与弹性，却意外地出现了男性化的线条，阴郁、坚硬、决绝、孤独。
拍电影是一种挑战。她遗传了母亲孤注一掷的勇气。一开始，很多地方都不懂，但她毫不退缩。有人嘲笑她，她毫不在意，没有人能够打击她的梦想，包括她自己。
“快，快，写吧，别忘了它是怎样来到你身边的”。与写作一样，她拍电影也是那样完全依照感性。疯狂的状态，第一状态，非理性，原始的混乱的状态。因为如此，才能拍出最好的作品，而不是商品。
拍电影，也是把对语言领域的征服，展示到画面上。在画面上挥毫泼墨，指点江山。她置身于孤独，又在孤独中创造自己的世界。
孤独也是一场战争。没有孤独，就没有作品。她相信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存在的古老敌对，就像喜欢时间与生命之间的挑衅。而她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她称之为——谋杀。
1968年，“五月风暴”来临，人们罢工、游行，引发了社会大动乱，继而是巨大的政治危机。“当前社会卑鄙肮脏”，对政治悲观已久的玛格丽特，在自己的作品里，借由文字与画面，向外界的痛苦发出了控诉，充满暴力。
于是，关于黑夜，关于沉沦，关于毁灭的作品出来了，带着1968年变化的巨大的痕迹。《毁灭吧，她说》《印度之歌》《恒河女子》《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名叫威尼斯》《卡车》《黑暗号轮船》……在作品中，她剥离传统，拒绝庸常，行文风格越来越疯狂。她走的是一条无人走过的神秘道路，音乐伴她前行，文本既是探寻本身，又是探寻的工具。
她读《圣经》，她喜欢“传道书”，喜欢创世纪之初的混沌与虚空。她也读古典作家们的作品，读儒勒·米什莱书中关于巫婆的“寓言”，读密语一般的诗歌，像一个预言者，得到了洞悉内心的神谕，得到了慰藉。她扬扬自得，迷恋于那样的时刻。
她的作品，在痛苦的密洞中出现音乐的质感，画面流动，是日光未及之处的暗河，非常抽象，逆光的抽象，有着无人涉足的原始野蛮。
1968年之后，她受到了许多指责与攻击。但是，她在那条路上却越走越远，在自己的密洞里越陷越深，与外界越来越隔阂疏离。
在充满痛苦的世界里，她宁愿做一个邪恶的巫婆，与之格格不入，也不能忍受自己融化在人群里，那种平庸与雷同。
那个时期，玛格丽特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女版的卡隆”。而卡隆，正是希腊神话中那个在冥河引渡亡魂的老人，他唱着：“该你们受罪，邪恶的鬼魂们啊！不要再希望看到天堂：我来把你们领到对岸；领到永恒的黑暗；领到烈火和寒冰。”
“世界将走向灭亡”，“生命是一场虚空”，她的作品仍在继续。永恒的黑暗，烈火沉沦，寒冰禁锢，她身处悲惨的中心，描绘着破败、遗弃、衰亡、孤独。她相信，一切的惊惶痛苦，都源自童年。
“什么东西穿过了那里，但我没有看清，因为我们可以越过门槛而意识没有清晰的反应，也许是门槛太黑。此后，我便陷入了最黑的地方。让我叫出声来的就是这些东西。”
最黑的地方，来自童年。来自女乞丐的手滑过她皮肤时，那种潮湿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夜色；来自总督夫人的小轿车疾驰而过的那种闪电般的惊心……女乞丐、总督夫人，童年的人物被她再次安置进作品。从小说到电影，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一些情节，一些人物，都在不断地重复和改变着。慢慢地，她拍出了一个印度系列。她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印度。无关地理位置的真实，只是一个借用的地名，承载着殖民地记忆的一个地名。
“然而儿时爱情的绿色天堂……它是否比印度和中国更远？”
加尔各答，当时是印度的首都，她笔下的“痛苦之都”“噩梦之城”“酷热令人丧气”“白昼都有黄昏光线”的城市，她其实只去过一次。17岁，她在那里度过了一天。那是渡船的一个中转站。麻风病、饥饿、痛苦，是她所见的全部记忆。但她始终无法忘记那种记忆带给她的冲击——荒诞、烈焰的中心、世界死亡的灰烬……直至1984年，那些故事在《情人》一书中重新拼图后，那个用以中转情节的“印度”，才渐渐退至文本之后，粘带着几个虚设的名字。
1972年，玛格丽特完成了剧本《印度之歌》，其情节即是来源于小说《副领事》。1974年，她在法国驻印度大使馆正式拍摄电影《印度之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再次出现。
在电影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成了法国驻印度大使的夫人，与拉合尔的副领事有着一段情事，而副领事疯狂的爱，却最终让她走向了绝境，消失于恒河之水。女乞丐则成了加尔各答本身和印度的象征，她神秘而疯癫，一路尾随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生下孩子，最终又连同她的孩子，一起饿死在了海岛上。她也是安娜在电影中的另一张面孔，另一种身份。
“这个故事，是在感情发展到极点的一个静止不动的爱情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而来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可怕的故事（发生在腥臭、潮湿的季风季节的饥性和麻风病），它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到极点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故事。
那位夫人，法国驻印度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现在已经死去（她的坟墓在加尔各答的英国公墓内），似乎就是诞生在这个可怕的环境中。她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生活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那里一切都在沉沦、堕落，但却永远是那么宁静。对这种喜悦，声音始终企图准确地再现出来。但它却是危险的，甚至对声音中的某些人也是危险的。
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位夫人身边有一个男人，他就是在加尔各答失宠的那位法国驻加尔各答副领事。这个人由于愤怒和凶杀的企图，再次陷于印度那个可怕的环境之中。
法国驻印度使馆要举行一个招待会，那位讨厌的副领事高喊他爱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这一切都是在印度白人面前发生的，大家都看着他。
招待会后，她便乘直通戴尔塔的客车到恒河口的海岛去了。”
《印度之歌》，全片由七十几个画面与五百多句画外音构成。画面上的人物没有语言交流。只有形体动作和景物的衬托。
另外就是音乐。迷人的音乐，总是具有独特的怀旧能力。绵绵不绝的音乐，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痕迹，如同灵魂贯穿全片。
画外音也是复杂无比：两个女声、两个男声、孟加拉湾的雨声、风扇转动的声音、加尔各答的喧嚣声、花园舞会的声音、海浪声……引出遥远的陌生国度、被殖民的印度人、苍茫朦胧的大地、麻风病、饥饿、流浪、情欲、爱、死亡……1975年，《印度之歌》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了。字幕显示：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她在安静地等待着新一轮的诋毁与批判。彼时的她坐在椅子里，疲惫而苍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有没有人认可，她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她已经说出了那个悲伤而迷人的故事，已经截获了一段逝去的时间，去缅怀了体内深藏的痛苦。同样，当影片在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并获得赞美时，她也没有丝毫的兴奋。“《印度之歌》迷住了整个电影节”“影片是独特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影片”……她不喜欢荣誉。她将骨子里的那份格格不入做到了极致。
1977年，玛格丽特成了《卡车》中的女演员，在剧本里，她写下，“她具有平凡中的高贵”，是为自我写照。
一辆在冬天的旷野中前行的卡车，她化身乞丐一般的老妇人，一路与司机对话。坐在驾驶室里，她一路高声地自言自语，大胆而疯狂。她失却了社会地位，失却了正常的精神，失却了安详与羞耻，便一切无所畏惧。卡车驶过平原、树林、河流，一路奔跑在贝多芬的变奏曲里。
是年，《卡车》再次在戛纳电影节引起轩然大波。汹涌的褒贬意见，将她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然而是时外界的评论已经与她无关，她已经证明了，图像并不是电影的唯一。她已经把电影从图像的窠臼之中解救出来了，并让其成为声音的介质、文本的服务者。
“电影的谋杀”，“电影是另一种爱情”，从1966年到1984年，玛格丽特一共拍摄了将近20部长短剧。她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着，孤独而勇烈。她将传统与常规踩在脚下，与自己的作品一起，前往无人之境，去探索死去的时间。仿佛置身于一场忘我的爱情。痛苦的真相紧闭于童年的沼泽之中，黑夜无尽降落，在一种名叫“电影”的艺术形式中，她以毁灭之心，终于拯救到了爱情的另一种颤抖。
1980年夏：最后的情人来临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失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玛格丽特如是说。彼时，她正在幽深的城堡里，举着酒杯，目睹墙上的一只苍蝇是如何一步一步死去。微小的死亡气息坠落于杯中，随即融入那芬芳的闪闪发光的液体里，被她一饮而尽。
“电影的谋杀”即将结束，她也即将全面回归写作，回归一种“专制的写作”，“被判的写作”。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她一个人住在诺弗勒，坠入到了孤独世界的最底层。酒精与写作是推进的力量。在坠入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文本。文本也是无形的绳索，她用来进行捆绑，而不是自救。
饮酒，让孤独产生图像与声音。酒精进入血液，毒药一般流淌至全身，并迅速占领意识，令大脑产生幻觉。心脏在急剧地跳动，那种奇异的幻觉却足以承受世界的虚空，还有孤独之地那种默无声息的死寂。威士忌、苹果烧酒、啤酒、葡萄酒，她从不中断。她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在醉酒中写作，依靠酒精生活，并从中得到痛苦和安慰。
“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成了丑闻：一个酗酒的女人，那是罕见的，也是严重的。无异于是冒犯神圣。在我周围，我就见识过这种公愤。”
那些年应是玛格丽特一生中最颓废低迷的时期。她的作品畅销国外——在美国，她的书很受欢迎，被赞誉为“法国最好的作家，最好的电影编剧”，而在法国，在她自己的国家，却不时遭遇冷眼，甚至有一些人专门攻击她，攻击她的每一本书，张牙舞爪，姿态疯狂。
她不在乎那些攻击，却也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僻。双重人格显露无遗。她不喜欢荣誉，却害怕读者的离开。她渴望被人包围，却又主动背叛友谊，冒犯公理，自我抛弃。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她。有朋友说她看重金钱，也有人说她尖酸刻薄。她专制霸道，说出来的话毫无回旋之地，当然也从不理会他人的感受。
她获得了不菲的金钱。写书，拍电影，写专栏，都能赚到钱。但她并不像有些作家一样，去特鲁维尔去蓝色海岸的赌场里“烧钱”，相反，她是攒钱，把钱存在银行里，像一个守财奴。只购置房产，仿佛重蹈母亲的覆辙——对世界永远缺失安全感，需要源源不断地用金钱和土地来填补缺憾的那个覆辙。
在孤独的痛苦中，她显得愈发苍老矮小了。时常面对一株孤木，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或者，给一群母鸡依次取上名字，拉莫尼亚、若斯亚娜、艾伦小姐……孤独着。没有情人。看她的彼时留影，低头的时候，竟有些佝偻了。容颜枯萎，年华不再。是的，她老了，身上依然充满暴力，但也凭空有了破败荒废的气息。
1980年，在那个飓风肆虐的春季，玛格丽特搬到了特鲁维尔居住。时间苍苍，黑岩公寓荒废已久，而故物犹在，故迹犹存，那里的一切，都好似是在等待与她重逢。
“没有人能够代替上帝，就像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威士忌。”“我不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不健全的，但是不相信反而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