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息“监察院”、“行政院”间政潮
1957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再度被选为总裁，并提名陈诚为新设的副总裁。蒋介石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中心方向问题》的报告，除继续鼓动“反攻大陆”外，也强调“建设台湾”。他要求党政机关落实“八全大会”决议，争取创出一番新局面。不料却后院起火。1957年与1958年交替之间，有一桩危及台湾政局的政潮困扰着蒋介石，这便是“监察院”对“行政院院长”俞鸿钧的弹劾。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台湾经济仍不发达，物价较高，一般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菲薄，收入只有“美援运用委员会”等机构工作人员的1/5，生活艰苦。他们对此严重不均的情形大为不满，投书“监察院”，要求提高待遇。“监察院”于1957年3月26日提出了一个“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纠正案”，交“行政院”办理。该案指出：【1】
年来我国军需浩繁，财政困难，军公教人员生活备感艰苦，然部分政府机关似仍不能共体时艰，犹在扩充不急需之政事，举办不急需之事业，举办不急需之设计、训练、考察、会议、考试及展览，增加不急之需机构与人员。丁此时艰，俱属浪费。若能力求精简、节约、整顿税收及公营事业，增加政府收入，军公教人员待遇未必不能赖以改善。
“纠正案”列举了许多的浪费项目，涉及“行政院”下辖的“内政部”、“国防部”、“财政部”等15个重要机构，最后并称，“浪费亟应杜绝，不合理者亟应改革，军公教人员待遇亟应调整，此端在行政当局之决心与毅力”，【2】对“行政院”的不满显而易见。
此时的“行政院院长”由甚得蒋介石倚重的俞鸿钧担任。俞鸿钧抗日战争前曾任上海市长，抗战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后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夕，将中央银行存在大陆的全部资产，包括大量的黄金美元抢运到台湾，对国民党当局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贡献最大”。俞1953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年半后，被蒋介石选定接替陈诚提任“行政院院长”，他长期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权重一时。
按有关规定，“行政院”必须在收到“纠正案”两个月内将处理情形书面报告“监察院”，“如愈两个月仍未将改善与处置之事实答复监察院时，监察院得质问之”。但由著名元老于右任当“院长”的“监察院”在一般人眼中仅是赋闲机关，而“行政院”在俞鸿钧领导下，权势如日中天，所以在超过时限很久后始将办理结果回复，且文中多有敷衍搪塞之处。“监察委员”们觉得受到蔑视，很是恼火。
1957年11月30日，“监察院”对“行政院”办理“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纠正案”的过程进行核查，并邀“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列席会议，以备质询。“行政院”觉得是寻衅，小题大做，决定只派秘书长陈庆瑜等三人为代表赴“监察院”列席。“监察院”则非要俞鸿钧亲自来不可，对陈庆瑜打了回票，决定将有关会议延至12月10日举行，再邀俞鸿钧出席。
为了俞鸿钧是否应列席“监察院”会议，“行政院”与“监察院”间各依其“法”进行论争，并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对方，“措词针锋相对而情势日见僵持，两院之间的争执到了‘摊牌’的阶段了”。【3】其间，俞鸿钧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报告过“行政院”的立场，获得了中常会的支持。【4】
12月10日，引人注目的“监察院”会议在院长于右任主持下召开，俞鸿钧依然拒绝赴会“备询”。“监察委员”表情激愤，他们对俞鸿钧“痛予指摘”，认为俞“显已违法失职”，主张对俞鸿钧提出弹劾案。会议决定由萧一山（兼召集人）、余俊贤、陶百川等11人组成专案小组，调查俞鸿钧“违法失职”问题，并准备弹劾案初稿。【5】两院矛盾立时激化扩大。
几天后，11人小组派员到俞兼任总裁的中央银行查账，遭到断然拒绝。俞鸿钧坚持说，他是奉“总统”蒋介石的命令，不让查账的，而且“行政院”的账“也奉命暂不给予调查”。【6】俞的强硬态度使“监察委员”们更为恼火，23日，11人小组以“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贻误国家要政，妨碍监察职权”为由，提出“弹劾案”，经于右任签署后递送“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查办。【7】长达5000多字的“弹劾案”列举了俞鸿钧的六大违法失职行为：美援机构职员待遇过分优厚；拒绝出席“监察院”会议，蔑视监察职权；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并有奢侈浪费行为等，并指责他担任“行政院长”三年期间，“因循敷衍，不求振作，号称财经内阁，而财经问题，日形严重。标榜崇法务实，而法治精神败坏殆尽。……政治则泄沓成风，社会则乖戾充盈，不肖官吏，宠赂弥彰，军公人员，仰屋兴叹”。【8】
“弹劾案”一出，引起议论纷纷，台湾政局大动荡，“朝野之间震撼之猛烈，影响之深远，宛如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投下一方巨石，一时浪花四溅，波涛冲天”。【9】美国报纸对此也大加转载报道，宣称“这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开始”。确实，同为国民党控制着的两院间发生如此激烈的争执，在退到台湾后“尚属首次”。这同台湾政局混沌、人心失望大有关系。一方面当时各级机构中“贪污成风，层出不穷，政风败坏至为严重”。【10】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也有权力斗争，部分不得志的“在野派”借着敲打俞鸿钧来向当权者施压，“为的是想要打倒某人某人，最后目标则在改变台北的‘一党统治，一人握权’的局面”。【11】原来一件较为单纯的事情，最后竟演变成一场政治大风暴，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所以尽管有人为俞鸿钧叫屈，说他只不过是国民党政策招致社会不满的牺牲品，但大多数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静观事态发展。
这次国民党退台后最大的一场政潮，“已把国民党党政关系的不合理，党内意志的不协调，无情地显现出来”，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忧虑。依台湾的“宪法”，“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得召集有关各院长会商解决之”。在两院的争执中，蒋介石固然是偏向“行政院”的，可他开始还想保持“超然中立”，不直接介入。12月26日参加“行宪十周年纪念会”时，他在宣读已拟好的讲稿前特地加了一段发言，以“当今国家处境之艰难与恶劣”为由，要大家同舟共济。他说：“五院虽是彼此独立，但政府则是整个的，希望大家风雨同舟，共患难，同生死，要团结力量，不要分散力量。”【12】蒋氏词锋所指，显然是要弥合两院间的裂痕。
然而，“监察院”与“行政院”间歧见甚深，蒋介石讲话后，两院的矛盾并未消弭，反而有扩大趋势：俞鸿钧对“弹劾案”提出了1.3万言的“申辩书”，而“监察院”也再对“申辩书”进行批驳。
蒋介石不能再坐视事态继续恶化下去，他召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厉生等人商量制止办法。张厉生建议从国民党的系统上解决问题，因为两院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党内高级干部，89名监察委员中党员也占了90%。
1958年1月16日，正是两院争议达到最高潮时，蒋介石异乎寻常地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邀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近200人在中山堂聚餐，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均获邀参加，两院“院长”于右任和俞鸿钧也同时出席。蒋介石前后演讲了两个小时，试图以“党魁”的权威与资格说服党员服从，平息政争。谈到“监察院”对俞鸿钧的“弹劾案”时，蒋介石“神情显得异常严肃，声调也渐次提高”，他将政争提高到影响“反攻复国大计”的高度，“反攻行动迟未开始……是我们内部尚有问题，致使军事行动不能不有所延迟”。【13】
蒋介石嘉许“监察委员”们多年的贡献，并对“行政院”逾期答复的行为有所批评。然后话锋一转，开始为俞鸿钧解脱：
俞院长对国家著有功绩，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的基础？所以，俞院长对于国家是大有功绩的。
弹劾案中所列各点，我都很了解。但是，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你们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的职权，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犯罪。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蒋还责备国民党籍“监察委员”不向他报告就擅自弹劾俞鸿钧，“使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系不对”。【14】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拥有绝对权威，他一软一硬的手法，既保俞鸿钧过关，又给“监察委员”以下台机会，尤其是不惜首次将俞当年把大陆黄金美钞抢运到台湾的秘密公开，终于收到了效果。大部分“监察委员”的态度有所松动，政争开始缓和。
1958年1月31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弹劾案”所列俞鸿钧的六条“失职行为”作了调查后指出，其中五条不应由俞直接负责，但他对美援运用委员会人员待遇过高一事，处置不力，“于职权能事，究有未尽”，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建议予以“申诫”处分，并呈请“总统”蒋介石批准执行。【15】2月14日，蒋介石批准了对俞的处分，算是对“监察院”的交代。
俞鸿钧则闻过求去，立即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呈文，“行政院”的其他成员也作了“总辞职”的姿态。蒋介石批示予以“慰留”。2月20日，俞鸿钧面见蒋介石，再提辞职，蒋则“恳切慰留”，要俞“勉为其难，继续肩起国家重任”。【16】俞遂打消辞意。依台湾的“宪法”，“总统”有权决定“五院院长”的去留，故一场“监察院”、“行政院”间的政潮，便以俞鸿钧被“申诫”，蒋介石慰留其继续任职作为结局。但明眼人都知道，潜伏于政潮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腐败，因而俞鸿钧在2月25日也公开宣布“政风不良，应予整饬，此一问题，不止社会人士极关切，行政院亦深为殷忧”，今后当局将努力“改良政治风气”。【17】
二 再次任命陈诚“组阁”
俞鸿钧被“监察院”弹劾，虽因蒋介石“慰留”而仍任“行政院长”，但当时台湾社会的腐败浮夸之风已弥漫甚广，“风气败坏，人心不振”，俞无力再打开局面。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改组“行政院”，以推进各项工作。
蒋介石推出的是陈诚。陈诚是台湾政坛仅次于蒋的强人，在台湾有广泛的影响。他在国民党政权退台前夕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颁布“戒严令”，稳住了局面。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命陈诚出任“行政院长”，推行“土地改革”，主持石门水库的修建等，蒋评价陈说“已为今日政治规模包括经济、建设等奠下良好基础”。【18】1954年，陈诚当选为台湾“副总统”，卸去“行政院长”职。蒋介石在困难之际，只好再把他推到前台。
1958年6月30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接受俞鸿钧的“辞呈”，由陈诚接任“行政院长”。当天下午，他向“立法院”提出了如下咨文：【19】
行政院长俞鸿钧呈请辞职，情词恳切，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前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勤政爱民，建树殊多，嗣任行政院院长，弘济艰虞，绩效懋著。当此积极建设台湾，加强反攻准备时期，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克赴事功，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或许是台湾官场的惯例，或许是知难而畏，陈诚在获提名后，即面见蒋介石“谦辞”提名，但未获准。
为使陈诚“内阁”顺利出台，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他在7月2日下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办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400余人，要求他们在“立法院”投票时支持陈诚。蒋介石特别赞扬陈诚“在民国卅八九年（1949、1950）间任台湾省主席及行政院长时，使国家转为安定，对国家之贡献极大”。【20】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在表示支持陈诚“组阁”之后，也希望陈诚能“面对现实，刷新政治风气”。【21】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谷正纲等又设宴招待青年党、民社党及无党派的“立法委员”30余人，寻求他们的支持。
7月4日，“立法院”对蒋介石的提议进行表决，以364票赞成、79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了陈诚为新“行政院院长”。
因时局关系，台湾各界对陈诚“内阁”寄望甚切。“立法委员”们在通过陈诚提名时，在改良社会风气、整顿贪官污吏方面“对新内阁揆莫不寄以殷切之期望”。同时《联合报》也以《对新政府的最大期望》为题发表社论，希望陈诚能“收揽人心”，“以恢宏的气度来扩大团结”，“以强硬的手段来澄清吏治”。【22】
陈诚接令后，组织班底却颇为不顺。舆论界预测“组阁”工作会很快完成，俞鸿钧旧阁的成员大多会被留用。但实际进展却很缓慢，陈诚曾数次面见蒋介石，汇报人选安排，听取指示。【23】国民党中常会也专门开会讨论。新阁名单迟迟不出台，引起报界种种猜测：“新阁难产，主要的固由于新院长对人选的重视，但亦可见人事作适当安排的不易。”【24】
千呼万唤，7月14日，“内阁”名单才在台湾各界瞩目中由蒋介石明令公布，此时距陈诚获任命已有10天，“行宪以来历任行政院长的递嬗阶段，要数这一次历时最长”。【25】陈诚“内阁”的成员如下：【26】
院长陈诚
副院长王云五（新入选）
政务委员王世杰（新）、薛岳（新）、余井塘蒋经国（新）、蔡培火
内政部长田炯锦
外交部长黄少谷（新）
国防部长俞大维
财政部长严家淦
教育部长梅贻琦（新）
司法行政部长谷凤翔
经济部长杨继曾
交通部长袁守谦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李永新（新）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清文（新）
主计长陈庆瑜（新）
新闻局长沈琦
行政院秘书长陈雪屏（新）
名单一出，令舆论界瞠目结舌，普遍认为这次是“大换血”，显示出最高当局革新行政的决心。舆论认为，“陈诚内阁”有三大特点：
一是陈诚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加上他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使他能较顺利地推行各种政策措施。其内阁成员的选择也多为“一时之选”，“阵容相当坚强”。
二是王云五出任“副院长”，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令人意外。王、梅二人在学术界地位较高，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虽然无党派的王云五此时已任“考试院副院长”兼“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的主持人，梅贻琦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但在常人看来，他们尚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这次被委以重任，“足证陈诚院长开诚相与，借重之殷”，“凸出了新阁的有容性”。【27】
三是48岁的蒋经国正式进入“内阁”，官晋一级。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是台湾政坛上的黑马，他的进退引人注目，是政界的热点之一。在此之前，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在政府内尚无适当位置，对日后的升迁不利。这次以权限极具伸缩性的“政务委员”一职步入“政府”，安排很是精妙。《联合报》评论道：“以言经国先生之入阁，以他过去所担任的艰巨繁剧，所表现的谋国忠孝，早该名至实归，而终于陈诚公再度组阁的今天，翩然追随行列，更频添了新阁一股有力号召。”【28】
推出陈诚“内阁”之后，蒋介石还特意宴请国民党内的元老于右任、阎锡山等，向他们通报情况，“交换国是意见”。
7月15日，新上任的陈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示其“施政方针”，称“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既定政策决不变更。“建设台湾”的政策与目标亦不变更。今后的施政重点是“兴利除弊”，“求其所当为，尽其所能为”。【29】
三 ”八二三”炮战
1958年夏季以来，台湾海峡的形势紧张异常，大陆与台湾的海军空军频有接触和摩擦，国民党空军十分猖獗，经常飞到对岸的厦门等地进行袭扰。这时，国际形势也风云突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耀武扬威，欺侮小国。毛泽东决定对驻金门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30】
台湾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很是敏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集结也有所觉察，8月6日，“国防部”宣布，因海峡形势紧张，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所有官兵停止休假，非军事人员不得再进入金门等外岛地区。蒋介石还派“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到金门、马祖、高登、白犬等各岛，传达他的紧急备战命令，要求守备部队“加强工事，储备粮食燃料，尤其重要的是加强炮兵阵地，并将弹药移藏地下仓库”。【31】
自国民党军撤出大陈岛以后，金门等小岛便成了最接近大陆的地区，其象征意义很大。依国民党当局的宣传，金门等岛屿既是进攻大陆、完成“反攻复国”使命的最前沿阵地，又是防止大陆“解放台湾”的第一道屏障。因此，蒋介石一直很重视金门的防务。8月19日深夜，海峡上空已是战云密布，千钧一发，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乘军舰秘密驶过台湾海峡，巡视马祖。20日深夜又抵金门，他召集了军事会议，“指示机宜”，他对各级军官说：【32】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们必须戒备攻击。一旦发生攻击，我们将击退他们。一旦他们受挫，他们内部将发生各种困难——并将发生革命。所以你们必须准备坚守到底。
当晚，蒋介石搭机由金门飞返台北。金门机场正是三天后解放军炮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8月23日下午6时许，驻厦门的人民解放军炮兵，万炮齐轰对岸的金门等岛屿。其时正是晚餐时分，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得国民党守军晕头转向，无处藏身。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个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司令为胡链）三人均中弹毙命，正在岛上视察的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也被弹片击中，“头皮手臂挂了彩”。【33】在当天的第一波炮击中，金门等岛国民党军阵地共遭到4.1万余发炮弹的轰击。这是海峡两岸的军队自1954年“九三炮战”后最激烈的军事接触（“九三炮战”时大陆方面仅发射了6000余发炮弹），也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炮弹密集的纪录。
在金门岛遭炮击的同时，小金门、大担、二担也遭到无情炮火的攻击，“真正日夜不停的炮战，经过了44天6小时，共有47万多发炮弹，落在这面积仅176平方公里的群岛上”。【34】蒋介石摸不清大陆炮击的战略意图，认为是攻占金门进而“解放台湾”的前奏，十分惊恐，他受到了败退到台湾以后最严峻的考验。
炮战使台湾受到极大打击。遇到如此严重的困难，台湾难以独立支撑，便求救于它的盟友——美国。炮战开始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幻想援引“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让美军协同国民党军防守金门，但好梦难圆，美国人始终不肯深陷这场两岸的争端中去。一段时间内，美军高级将领频频出访台北，冠盖如云，蒋介石先后接见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空军副参谋长李梅上将、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费尔特上将、海军陆战队司令派特上将、国防部长麦艾乐等美国的高级军事官员，与他们“就台湾海峡形势以及加强中美两国间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就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共同应付共党侵略所应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作具体的磋商”。【35】结果，美方同意派军舰为台湾给金门运送补给物资的船护航，且以到达距金门三海里处为限。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人民解放军也奉命对护航的舰队进行炮击，使护航陷于困境。此后，美国也曾以一些重要的军事物资支援台湾。9月中旬，美军F-100超级军刀飞机及“胜利女神”导弹营抵达台湾岛，而一批重型的八寸自动榴弹炮的到来，更使蒋介石长舒了一口气。
在连日炮击和强大的海空封锁下，驻金门等处的国民党守军不仅伤亡日增，各类物资也日渐匮乏，军心浮动。海军输送物资的舰队经常受到攻击，补充物资犹如杯水车薪。9月12日，蒋介石在澎湖主岛马公岛召开台美军事将领会议（马公岛此时为台湾海军舰艇的集结地），“讨论主题为如何突破中共对金门的封锁”，会后，蒋介石决定以夜间空投来解决金门物资匮乏的急需。【36】在最困难时，台湾还用蛙人潜泳的方式来向外岛输送物资和情报。甚至有人建议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下“总动员令”，征用所有民用船只参加向金门运输，只因怕引起更大的恐慌才作罢。蒋介石9月18日在马公岛检阅了负责将八寸自动榴弹炮运到金门的舰队，对艇长下了死命令：“只要人不死，船不沉，一定要完成任务。”【37】为了安抚军心，蒋介石还派儿子蒋经国九次冒死到金门前线（整个金门岛的运输补给工作，主要是由蒋经国负责的）。9月27日是中秋，蒋经国到达金门，代表蒋介石向士兵赠月饼，他还召开前线的“政工会议”，以“激励士气”，这对安定军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8】蒋介石为动员台湾民众支援金门作战，无限度地夸大其意义，声称它不仅对于台湾安危有庄严的意义，不仅保卫着“亚洲民族和太平洋的安全”，甚至还事关“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全”。【39】
在整个台海炮战期间，蒋介石为引起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注目，拼命夸大“台湾炮战”的国际意义，他始终如一地以如下逻辑推理对世界进行宣传：中共炮击金门是在苏联教唆下进行的，是苏联通过占领金门，擢取台湾，进而在世界范围内称霸的第一步。而国民党当局坚守金门，正是在捍卫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所以全世界都要制止苏联阴谋，支持台湾。而这种宣传的基调，正是蒋介石确定的。1958年9月29日，蒋介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是这样向83位台湾及岛外记者表述的：【40】
共党对金门马祖诸岛武装挑衅以制造战争，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赫鲁晓夫一方面以间接侵略的方式开辟中东战场，另一方面，在八月初的“北平会议”中，他交给“共匪”朱毛的任务，就是开辟远东战场，北平《人民日报》反复申明，“中东与远东是一个共同的方向，因为我们这里的斗争，同他们那里的斗争，是反对同一敌人的同一斗争，这个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者”。这句话表明了“共匪”与俄帝是在一个目标之下分东西两面作战的任务。……
“共匪”在远东开辟战场，选择我们金马诸岛为其攻击的起点，他这次炮攻金门的目的，完全是在占领台湾，迫使美国退出台湾海峡，放弃西太平洋防务，使西太平洋成为共产帝国的内湖。今日金门战争，乃是很单纯的屏障台湾海峡的保卫战，我们中华民国坚守金门及其他岛屿，不仅为保持台湾、澎湖基地的安全，并且为巩固西太平洋岛链防线，如果三年以前，依照西方国家若干人士的意见，要我们撤退金马防线，那今日战火就要直迫台、澎进行了。……
我们要以事实宣示这次金门的保卫战，乃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了保障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为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而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征服世界，奴役人类的野心侵略之义战，我们相信，这一义战必可使自由世界了解我们所持的立场，不为国际共产主义及其同路人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宣传战所蒙蔽。
蒋介石还直截了当地说：“台湾是苏俄征服计划的关键。”《联合报》以显要位置登胡秋原的长文，题目即为“台湾海峡之战，是苏俄发动三次大战之开始”。【41】蒋介石及台湾的宣传并不能使美国改变自己的世界战略。美国在帮助台湾的同时，也不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到底。9月15日，中断已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开，这使台湾当局颇为难堪。蒋介石只好声明：“现在华沙进行的会谈，只是美国与‘共匪’两方面的行为，而说不上是三方面的关系，而且在根本上是我们不赞成的。”【42】“行政院长”陈诚公开宣称：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如果有任何涉及及损害我国权益之决定，我国概不承认”。【43】
对蒋介石等一再强调的金门等岛屿的重要性，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持认同态度。日本及英国曾先后提出要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将金、马变成“中立区”以结束台海炮战的建议。美台之间对金门战略地位的歧见随着炮战深入日见其大。9月30日，与蒋介石私交甚笃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假如金门地区“有一似乎相当可靠之停火，本人认为如此大量军队驻守该项岛屿系属不智。倘获停火，则依吾人判断，甚至军事上判断，留驻大军在该项岛屿似非明智式谨慎之举”。【44】杜勒斯甚至公开表示，如果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机会的话，他愿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面磋商。
杜勒斯的谈话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正在高雄的蒋介石于次日立即召见美联社记者，对杜勒斯的谈话发表意见。他说，杜勒斯关于在一定条件撤金门守军的谈话“只是片面声明”，台湾“并无接受的义务”，并说杜勒斯的讲话“完全与我们的立场不符，亦不像是他说的。……是与他一贯采取的立场有出入的”，因而这次谈话真是“不可思议”。他甚至怀疑那些话是否真出自杜勒斯之口。【45】宁信其无，不信其有，且又急于辩白，正说明了蒋介石在此时过分依赖美国的脆弱心态。
台湾“外交部”也于10月1日发表声明，强调金门等外岛对台湾的重要性，“无金门即无台湾”，驻兵绝对必要。台湾将维护其权益，任何足以损害其权益的安排，台湾“自不受其拘束”。【46】在台北、在华盛顿，台美各级官员广泛接触，交换意见。蒋介石又在10月2日下午专门接见了“美国大使”庄莱德，听取美国方面的解释。
10月6日，蒋介石接见英国记者时表示了强硬立场：“金门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也是自由世界的远东前哨据点，我们必须保有该岛，作为台湾的屏障。”“不同意台湾外岛非军事化，或甚至由外岛作象征性撤退的任何建议”，台湾军队准备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独立作战”，蒋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47】不久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艾乐访台，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曾试探性地提出以增加对台湾军事援助，协助装备美械部队以换取“减少台海岛屿国军之可能性”的建议，遭到蒋介石拒绝。
台美之间的争执，直到10月下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才算平息。杜勒斯在台与蒋介石晤谈数次。结果双方互有让步，美方保证协助台湾军队防守金门等岛屿，不致使其丧失。但要求台湾方面必须收缩其对大陆的“报复”行为，包括暂停派飞机至大陆空投和侦察照相工作，未经台美双方协议不得对大陆军事基地作过激的报复等，甚至不许台湾再提“武力收复大陆”的口号。【48】在10月23日发表的台美联合声明中，写进了上述内容。而这时，大陆已决定减少对金门的炮击，改为单日炮击，双日停火了。
“金门炮战”对台湾冲击极大，蒋介石为安抚人心，不断地发表谈话，强调金门战争的意义，激励官兵士气，他也多次接见参战部队代表，派蒋经国去金门视察，颁令犒赏金门守军。
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旨在通过有限度的军事行动给蒋介石一个教训与警告，试探美国涉入台湾事务的程度。在达到上述目的后，解放军奉命主动停火。蒋介石完全搞不清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以为炮击是“攻占金马，解放台湾”的第一步，故而拼死抵抗。而后大陆主动停火，海峡两岸的局势又基本恢复至炮战前的情形。停止大规模炮战的初期，蒋介石又宣称这是“诈降”，不敢丝毫懈怠。待判明大陆确实无进一步行动，他终于在经过一阵手忙脚乱的应付之后，得到了喘息，随即将“金门炮战”宣传为台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台湾由此转危为安，必能加速其“反攻复国”政策的实现，宣称1959年将“是我们反攻复国胜利的决定年”。【49】可是，炮战既使蒋介石看到了大陆军事力量的强大，也让他更深切地了解到“美国盟友”的真实态度，最终不得不基本上放弃了武力“反攻”的打算。他在1959年的“元旦文告”中正式透露了这一信息：【50】
所以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是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先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主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互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蒋介石说“始终是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显然是言不由衷，为其政策的变更作掩饰。仔细品味这段话，透着“反攻无望”的气息，它意味着只要大陆内部不发生巨变、爆发蒋介石所期待的“革命运动”，“反攻大陆”就无法成功。
四 为“西藏叛乱”事件推波助澜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把“反攻复国”当成“国策”，无时不谈。为能鼓舞士气，他不断地攻击大陆政权，或无中生有，或夸大大陆的一些政策失误，对大陆采取骚扰的方针，惟恐大陆不乱。而对大陆内部发生的一些事端，更是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
1959年3月间，西藏地方政权的一部分上层分子发动叛乱，酿成武装冲突，达赖等人逃往印度。台湾当局闻讯，顿感欢欣鼓舞。国民党在台湾仍保留着大陆时期的全部机构设置，“蒙藏委员会”原本是最无事可做的赋闲机关，这时却变成舆论焦点，其“委员长”李永新也成了新闻人物。3月22日，西藏叛乱事件的消息传到台湾，李永新便对记者声称，“政府对藏胞在拉萨掀起的大规模抗暴运动，正在密切注视其发展，并将在一二日内召集有关方面举行汇报，对来自各方面有关藏胞及边疆其他地区同胞抗暴行动的情报予以综合分析研究，并研拟一套联系、配合与支持的具体办法，俾加强并扩大藏胞抗暴的实力”。【51】国民党中常会、“行政院”等最高机构及“情报局”、“安全局”等部门都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制定相应对策。
3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题检讨西藏及反暴运动之情势，并商讨政府支持藏胞抗暴革命之步骤及若干有关的政策性问题”。会上并未在具体做法上达成一致结论，只决定成立“西藏问题专案小组”，再做进一步研讨。【52】
本来，西藏叛乱事件无论是从其发生原因，还是其性质来说，与台湾当局并无多大关联，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台湾当局和蒋介石本人却以最大的热情介入此事，将事件和他的“反攻”事业硬联在一块，无非是想给大陆制造更多的麻烦。
3月2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该书首先表明他对叛乱事件的支持态度：
你们这次奋起反共抗暴，浴血奋战，乃是我中国大陆同胞反共革命最庄严光辉的历史第一页的开始，今日我虽身在台湾，但我这一颗心，乃是与你们始终一起，反共作战，尤其是这次拉萨战争，我藏胞僧侣，壮烈牺牲，更使我关怀倍切，时刻难忘。我中华民国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给你们以继续有效的援助，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同胞，共同一致，给予你们以积极的支持。
在阐述了“叛乱”的意义之后，蒋介石还给了西藏的叛乱者一种无法实现的许诺：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蒋介石最后为叛乱者打气说：【53】
只要你们更加坚决，更加勇敢，继续不断地奋斗到底，我必领导全国军民，很快的与你们在大陆上约期会师，共同作战，来完成我们反共抗暴，救国家救民族救同胞的神圣使命。
台湾把蒋介石的这份《告西藏同胞书》翻译成藏文，派飞机携带至西藏与印度交界的地区广为散发，并用藏语定向对西藏广播。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为纪念1911年黄花岗起义烈士而定）。蒋介石照例要发表“告全国青年书”，与往年不同的是，过去多是空洞地号召青年“反共”，而本年他有“金门炮战”和西藏叛乱事件来做实例。他称西藏叛乱分子为“我们大陆上反共革命的前锋，全国同胞的先驱”。【54】
为了给叛乱事件推波助澜，扩大事态，台湾当局在两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一是竭力渲染事态。台湾各种报纸都以大量篇幅刊登叛乱事件的各种消息，有关官员连篇累牍地发表谈话、文告，夸大事件的规模。在对外宣传方面，台湾方面竟不顾祖国的主权利益，公开要求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蒋介石在一次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就说：中共在西藏的行动“仅是征服世界阴谋的一部分，它配合着共产党在黎巴嫩、金门、柏林及伊拉克的行动”。【55】甚至还有人提出将西藏事件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企图将叛乱事件扩大为国际事件。
二是设法与叛乱分子取得联系。本来叛乱事件与台湾并无多少关系，蒋介石等人是叛乱发生好几天后，通过外国电台的报道了解叛乱经过的，可在宣传上却千方百计地把事件说成是因受蒋介石“反共”号召而揭竿而起的，是台湾“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的结果，甚至无中生有地说叛乱分子“戴着蒋总统的玉照并尊他为他们反共奋斗中的精神领袖”，“举着青天白日旗前进”，等等。【56】
为了赢得叛乱分子的好感，台湾飞机在中印边境地区向他们空投宣传品和“慰问袋”等（也有报道说空投“武器及补给品”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曾表示，对叛乱分子所最需要的“弹药武器、通讯设备、医药与军事干部，政府当尽最大努力，予藏胞以支持”。【57】台湾的空投在叛乱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坚持着（台湾与西藏相距遥远，空投飞机是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借用越南或泰国的机场秘密进行的）。台湾方面也曾给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汇去15万美元，并数次表示要派员去西藏与叛乱分子合作，“进行更大规模之反共工作”。【58】
当时台湾力量有限，蒋介石召见美国大使庄莱德，希望美国介入，空投军用品和民用品补给西藏“抗暴斗士”，但庄莱德奉命推托，强调各种困难，不愿帮忙。蒋介石很气恼，不顾外交礼节，当场离席而去，令庄莱德“颇为尴尬”。【59】
达赖等人逃到印度后，台湾一再表示欢迎达赖到台湾去“定居”，企图增加其宣传的砝码。但西藏叛乱分子对台湾的种种姿态并不感兴趣，不愿与之进行大的合作。《联合报》对此颇有些埋怨地写道：“西藏同胞的反共抗暴运动，必须与自由祖国反共抗战的斗争联结在一起……西藏同胞不能把抗暴运动，看作西藏僧民的事。”【6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蒋介石所以对西藏叛乱事件极为热衷，是他认为叛乱者是在他的“反共理念感召”下发动的，可以与他合流，共同推翻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并非是赞同叛乱者分裂国土的要求。蒋介石生前一直坚持中国统一的立场，他甚至坚持对“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对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他从未表示过支持。
五 制定“八七”水灾的救灾措施
台湾是西太平洋上的大岛，属海洋性气候，温暖的阳光、丰沛的降雨量给台湾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然而，每年夏季，总有台风袭击台湾岛，狂风加暴雨时常会造成一些灾害。1959年的8月，一场罕见的大风挟着暴雨给台湾造成了巨大的灾害。
8月7日，由于强劲的季风和低气压过台湾岛中南部，造成狂风暴雨，山洪暴发，24小时之内降水量达400毫米以上，降水量最多的六斗地区9小时内竟达786毫米。由于台湾的河流短促，排泄不畅，酿成大灾。一时间房屋倒塌，农田尽淹，交通中断，灾民遍地。暴雨持续了24小时，至8月8日下午雨势始有缓和，有的地区暴雨甚至持续40小时以上。翻开当时的台湾报纸，尽是“空前浩劫”、“满目疮痍”、“马路成河灾民如蚁”、“山城变水乡”、“阡陌稻田但见泥水一片”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据台湾省主席周至柔事后向省议会报告，水灾带来的损失如下：受灾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受灾地区达13县市，占了台湾全部县市的1/2；受灾总人数30余万人（内死667人，重伤295人，失踪408人）；房屋倒塌5万余栋；渔船被毁31艘。总损失折合新台币超过34.28亿元。台湾“全省全年1/10以上的国民所得，毁于一旦”。【61】
这是台湾自1898年以后61年来最大的水灾。自然灾害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救灾成了当时台湾上下惟此为大的中心任务。
蒋介石对“八七”水灾极为重视，“一再垂询实际情况”，命令“参谋总长”彭孟缉动用大量军队，“尽力协助当地县市政府抢救受灾同胞，并协助恢复交通”。在整个救灾及以后的灾区重建过程中，台湾的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行政院”也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救灾工作，成立“中南部水灾救济及重建工作小组”，紧急拨款6000余万元，并下令从8月12日起停止公私宴会，禁屠8天，“以节约救灾”。【62】“行政院长”陈诚表示：“政府一方面对受灾地区民众表示关怀慰问，同时决定全力克服他们的困难，并希望未受灾害地区的民众，本合作精神，协助救灾，尽自己应有的责任。”鉴于水灾造成了物资短缺，“警备总部”专门成立“限价专案小组”，以维持灾后物价平稳。陈诚特别呼吁工商界人士“协助政府稳定物价”，以免引起社会动荡。【63】
8月10日，蒋介石再次就救灾问题作出指示：“政府与军队要尽最大努力救助中南部灾区，使其尽早恢复原有元气，不影响建设新台湾计划之进行。”他强调在灾害面前要镇静：“凡事预则立，我们必须在平时多加准备，如能有充分的准备，则灾害之来必可迅予消减而不致茫无头绪。”“当灾害突来时，如能镇定应付，终可渡过难关，化险为夷。”他当面指示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要在全台湾“停止一切公私宴会，实行节约救灾”。【64】8月12日，蒋介石在听取了有关水灾报告后指出，救灾要分两步走：“应竭尽全力，先抢救灾民，再次恢复交通及各项建设。”【65】9月1日，蒋介石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及蒋经国等陪同，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彰化县视察，“听取灾情报告及善后重建计划”。【66】蒋介石对救灾中军队、警察及一般民众的表现表示满意。他说，当局和军民同胞“应益淬厉奋发，接受灾害的考验教训，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冲破危险；更加高度发挥‘多难兴邦’底古训的精神，与民族的自信”。【67】
经多方努力，至8月14日，初步的救灾工作已告一段落，大部分灾民受到救济安置，交通电信也基本恢复。台湾当局宣布救灾工作今后要进入“灾区重建阶段”。
也是屋漏偏逢连雨天，正当台湾当局为中南部的水灾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南部的屏东县又在8月15日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为六级，高雄、台南都受到波及，受灾总人数6000余人（其中死亡24人），房屋倒塌近2000间，全部损失约为新台币1300万元。蒋介石于16日凌晨电令驻扎在震区附近的某集团军指挥官立即动员官兵前往震灾区域，“对灾胞们进行迅速有效的救济”。【68】该部队便立即携带物资奔赴震区，进行救灾。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介石竟能把自然灾害及救灾工作也与他的“反攻”计划联系起来，他在一篇“文告”中说：“正因为台湾省遭受了这次自然灾害，就更加使我们想念到大陆同胞无时无地不在遭受天灾人祸，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的惨境！……我们更要同样地以克难救灾的精神，来抢救大陆同胞的灾难，以这种重建灾区的精神，来重建我们大陆同胞的家园。”【69】
为了救灾和重建灾区，台湾当局采取了不少措施。当时台湾经济基础尚薄弱，财政经费十分短缺，根本无法支付重建灾区的全部款项，为此，“行政院”通过了一系列筹款的变通方案报呈蒋介石批准。9月1日，蒋介石依据1948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授予“总统”的特权，发布“紧急处分命令”，为重建中南灾区授予行政机关以临时变更税法、预算及有关审计法令的权力，为救灾“节约一切可省之消费，集中一切可用之力量”，该命令全文如下：【70】
查台湾省中南部于本年八月七日，遭遇六十年来所未有之水灾，公私损失惨重，救济善后，复兴重建，刻不容缓，兹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适应需要，不得不采紧急有效措施，对现行税法，及各级政府预算，为必要之变更，俾统筹运用，争取时效，以应付财政经济上之重大变故，爰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颁布紧急处分事项如下：
一、政府为缩减暂可缓支之支出，并筹措灾区重建资金之财源，对各级政府预算，得为必要之变更，并调节收支，移缓就急，其处理程序，得不受预算法之限制，但仍照法定程序，于事后补办追加减预算。
二、政府为节约救灾，得采取必要措施，限制国民之消费。
三、政府对于下列各项税课，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其税目附加率，加征之起讫时间如后：
（一）营利事业所得税，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十五，按四十八年全年所得税额一次计征。
（二）综合所得税，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三十，按四十八年全年所得税额一次计征。
（三）屠税率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三十，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四）娱乐税，以台北、台中、台南、基隆、高雄等五市之电影票为限，台北市甲级电影院每票附加台币三元，乙级电影院每票附加新台币一元，其他四市，每票附加新台币一元。均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五）筵席税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三十，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六）地价税一律各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四十，按四十八年下期一次计征。
（七）田赋照原征缴额附加百分之四十，按四十八年下期一次计征。
（八）货物税以水泥、人造丝、调味粉、平板玻璃，及糖类五项为限，均照原税率附加百分之三十，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四、政府对公私小客车一次征收水灾复兴建设捐，每辆新台币五千至一万元，其分级标准，由行政院另行核定。
五、政府对电力费、电信费、铁路、公路票价等，随价征收水灾复兴建设捐，其项目、随价附征率，及起讫时间如后：
（一）电力费：附征百分之三十六，自四十八年九月份起，至四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
（二）电信费：附征百分之三十，自四十八年九月一目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
（三）铁路客运票价：附征百分之三十三，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
（四）公路客运票价：附征百分之三十三，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
六、以上三、四、五项征收之水灾复兴建设捐，由行政院统筹调度支拨。
七、政府为筹措重建资金，核准发行之储蓄券，其利息及奖金免纳所得税，金融机构对灾区内公私各项重建贷款之契约票据，免纳印花税。
八、政府为贷款及筹措资金，协助灾民重建住宅，其贷款年期及利率，得不受兴建国民住宅贷款条例之限制。
九、政府为救灾应变，对土地、人力、物资之征用，以及物价、金融与经济上之必要措施等事项，适用国家总动员法，及其他有关法令，如现行法令无规定者，为适应实际需要，并得为其他之紧急处分。
十、政府对灾区重建工作，必须争取时间，因地制宜，凡关款项支拨、工程发包、物料采购及使用等事项，应简化审计会计程序，由行政院斟酌情形核饬办理，得不受有关法令之限制。
十一、政府为有效执行灾区重建工作，对于办理财务税务及有关重建业务人员，应督促其加强效率，迅赴事功，由行政院随时严加查考，加行奖惩，其有营私舞弊，或怠忽职务，或行为不检者，应即从严查办，得不受公务员惩戒法及有关法令之限制。
以上紧急处分各事项自命令颁布日起，至四十九年六月一日止为施行有效期间，此令。
这是蒋介石首次运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的权力发布紧急命令。迁台之后，数度危机，甚至有“八二三”炮战的危难局面，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发布命令。由此可见“八七”水灾给台湾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是多么大。陈诚解释说，颁布紧急命令，实属不得已之故，因为“八七”水灾及地震等灾害的损失加起来，“差不多等于中央政府一年的预算，最少，这几次灾害的损失也不会少过新台币40亿元”。【71】台湾当局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除要求美国增加经济援助外，只能通过限制民众消费、增加税赋的办法来筹措救灾资金。
“节约救灾”是当时流行的口号。蒋介石在8月30日指出：“政府为节约救灾，将采取必要措施，限制国民之消费。对于军公教人员政府将严格规定，在今后12个月内，无论婚、丧、喜、庆绝对禁止送礼、受礼及宴客。”“对于欠税，应加追收，以裕财源，对于公务人员违法者，政府亦将严办。”【72】
9月底，“行政院”通过了“八七水灾重建工作实施纲领”，对灾区各项重建工作之范围、优先顺序、权责划分、重建资金之筹措与调度、人力物力之调配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该纲领限定，“重建工作除有特殊性质需时较长者外，应于四十九年（1960）六月底以前全部完成”。【73】
从1959年11月1日起，救灾工作的重点转入灾区重建。陈诚提出了“以人力弥补财力之不足，以节约弥补物资之不足”的重建工作原则。【74】经过八个月的努力，“八七”水灾灾区的重建工作于1960年6月30日宣告结束。蒋介石颁布的“紧急处分命令”到期中止实行，各种为救灾重建工作设置的临时机构也基本撤销。
关于救灾重建工作的实效，实际主持重建工作的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是这样总结的：重建计划方案计有8类333项，1414个作业项目，包括交通、水利、农业、渔业、林业、公共工程、住宅、公用房宅等，至1960年6月30日完成了99.58%；重建工程均采用新设计、新标准，帮助农民恢复农田6万多公顷，新建住宅6700多户；重建工作耗费人力576万工，耗资15亿元（其中“政府”筹措5亿余元，美援5.1亿元，民间及事业机关自筹5.1亿元）。【75】国民党军队在重建过程中出力甚大，出工436万，占全部劳力的3/4以上。据周至柔称，重建工作完成后，“现在灾处不仅恢复旧观，而且更为本省今后经济建设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76】
重建工作中，当局对学校的恢复较为重视，专拨450万元紧急修复灾区学校，要求水灾中被冲毁的各类校舍，必须全改为钢筋水泥房，且限令在1960年2月底前完成，无论在工期还是质量上都比其他工程要求更高一些。【77】
救灾重建工程在当年即发挥重大作用，1960年8月1日，代号为“雪莉”的台风在台湾中南部登陆，风大雨急，“各地雨量已接近了去年‘八七’的记录，河床水位，甚至有高过‘八七’的情形”。但风雨灾害造成的损失却比“八七”水灾要小得多，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局与民众对水灾心有余悸，作了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是重建的各项水利工程比较坚牢，“阻止了猛烈的洪水”。【78】
注释：
【1】王绍斋等：《俞鸿钧传》，台湾风云论坛社1987年版，第208页。
【2】《俞鸿钧传》，第209页。
【3】《联合报》，1957年12月3日。
【4】《俞鸿钧传》，第234页。
【5】《联合报》，1957年12月11日。
【6】《俞鸿钧传》，第222页。
【7】《联合报》，1957年12月11日。
【8】《联合报》，1957年12月24日。
【9】《俞鸿钧传》，第203页。
【10】《联合报》，1957年12月26日。
【11】《俞鸿钧传》，第204页。
【12】《联合报》，1957年12月26日。
【13】《俞鸿钧传》，第233页。
【14】《俞鸿钧传》，第234页。
【15】《俞鸿钧传》，第242页。
【16】《联合报》，1958年2月21日。
【17】《联合报》，1958年2月26日。
【18】《联合报》，1958年7月1日。
【19】《联合报》，1958年7月2日。
【20】《联合报》，1958年7月3日。
【21】《联合报》，1958年7月3日。
【22】《联合报》，1958年7月5日。
【23】《联合报》，1958年7月11日。
【24】《联合报》，1958年7月10日。
【25】《联合报》，1958年7月15日。
【26】《联合报》，1958年7月15日。
【27】《联合报》，1958年7月15日。
【28】《联合报》，1958年7月15日
【29】《联合报》，1958年7月16日。
【30】叶飞：《炮击金门》，载《中国老年报》，1989年8月9日。
【31】《蒋介石别传》，台湾风云出版社，第108页。
【32】《联合报》，1958年9月9日。
【33】《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第60页。
【34】《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第59页。
【35】《联合报》，1958年9月24日。
【36】《联合报》，1958年9月14日。
【37】《台湾近代重大战争》，台湾风云出版社，第200页。
【38】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湾中国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82页。
【39】《四十七年双十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343页。
【40】《联合报》，1958年9月30日。
【41】《联合报》，1958年9月24日。
【42】《联合报》，1958年9月30日。
【43】《联合报》，1958年9月20日。
【44】《联合报》，1958年10月3日。
【45】《联合报》，1958年10月2日。
【46】《联合报》，1958年10月2日。
【47】《联合报》，1958年10月7日。
【48】《联合报》，1958年10月23日。
【49】《四十七年双十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352页。
【50】《四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344页。
【51】《联合报》，1959年3月23日。
【52】《联合报》，1959年3月26日。
【53】《告西藏同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345页。
【54】《联合报》，1959年3月29日。
【55】《联合报》，1959年4月20日。
【56】《联合报》，1959年3月26日。
【57】《联合报》，1959年3月27日。
【58】《联合报》，1959年4月1日。
【59】《使美八年纪要》，第32页。
【60】《联合报》，1959年3月27日。
【61】《台湾历史年表》（1945—1965），第321页。
【62】《台湾历史年表》（1945—1965），第319页。
【63】《联合报》，1959年8月10日。
【64】《联合报》，1959年8月11日。
【65】《联合报》，1959年8月13日。
【66】《联合报》，1959年9月2日。
【67】《联合报》，1959年8月19日。
【68】《联合报》，1959年8月17日。
【69】《四十八年双十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354页。
【70】《联合报》，1959年9月1日。
【71】《联合报》，1959年9月2日。
【72】《联合报》，1959年9月1日。
【73】《联合报》，1960年9月18日。
【74】《联合报》，1960年6月30日。
【75】《联合报》，1960年7月1日。
【76】《联合报》，1960年1月27日。
【77】《联合报》，1960年1月27日。
【78】《联合报》，1960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