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回国，从而避免了成为朝鲜战场的牺牲品。后一度赋闲，但不久就得到重用，获得了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练兵权。袁世凯训练的北洋新建陆军的建立标志着影响中国政局的北洋军事集团的萌芽，在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及部下的积极努力下，袁世凯小站练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小站班底的这些军事将领紧紧集结在袁世凯的周围，也因此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大都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练兵的不断深入，袁世凯声望日隆。1897年7月，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将他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展露锋芒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也使他获得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的重视，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一、获得练兵权
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清廷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海陆军片刻间土崩瓦解，彻底暴露出淮、湘等旧有军队的腐败无能。《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泱泱大清国竟然会败在一个弹丸小国手中，从此，“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各国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1），真是奇耻大辱！仿西法，改兵制，练新军成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共同的呼声，朝中大臣一时争献练兵之策。盛宣怀指出：“顾今日既糜饷千余万，以养无用之绿营兵，复糜饷千余万以养有用之练勇，发捻平定二三十年，所谓有用之勇，一旦临敌，其偾事与绿营等。”（2）胡燏芬在上书中指出：“今欲创练新军，宜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3）湖广总督张之洞强调：“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4）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894年10月23日），即日军入侵中国的前一天，清廷紧急召见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时任北洋海军总查的原德国陆军上尉军官汉纳根（5）入京，咨询军事。汉纳根呈《练兵节略》，建议招募新军10万人，聘请西方将佐两千员督率，并购买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10万件，加上饷银共需4000余万两。光绪帝从其议，命翁同龢、李鸿藻等人与汉纳根商谈具体办法。十月初五（11月2日），光绪帝命李鸿藻、翁同龢等人将练兵的具体方法上奏慈禧，并成立“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地区的旧军和改练新军事宜。“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十月十八日（11月12日），清政府谕令立即开办练军之事，并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办理，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一类的新式军事学校。汉纳根练兵购械的建议遭到胡燏芬的反对。胡燏芬认为，汉纳根建议“必须练新军十万人，方足御侮。招募洋将二千员，约需四百万两，购买十万军械等项，约需费二千余万辆，华洋员弁及兵夫薪饷，岁约需费二千一百余万两，统共需银四千余万两，而购买战船尚不在内。臣深知饷力艰难，何能筹此巨款？”“窃恐事权过重，所用洋员过多，积久难以钤束。”“现虽借材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6）清政府接受了这些意见，汉纳根的建议被否决。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清廷令胡燏棻自行试办，胡燏棻即在青县马厂镇编练新军，定名为“定武军”，湖广总督张之洞训练“自强军”十三营。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回国，从而避免了成为朝鲜战场的牺牲品。后一度赋闲，但不久就得到重用，获得了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练兵权。过去人们大都认为这是袁世凯四处钻营，投身官宦门下所致，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清国与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令伊藤博文没想到的是，他这随意的一句话，对袁世凯而言则是举足轻重。
当时，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被李鸿章的书记员记在李鸿章的日记中了。回国后，李鸿章的日记被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袁世凯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三字，掷地有声，人们争相一睹其风采。袁世凯借此机缘，与名流贵胄交往颇密。许多人认为袁世凯得以重用的原因是他投机，交结权贵，不错，袁世凯固然谙于此道，但他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则与日本人伊藤博文的随口一语有关。在19世纪末等级森严、重文轻武的封建社会里，袁世凯作为一个赋闲的中下层军官，要想投身豪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当然，袁世凯编练新军的练兵权的获得和他自身“知兵”的能力是不可分的。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抓住机会，慷慨奏闻旧有军队的弊病及练兵、制械诸法，力陈非改弦更张无法抵御外患，光绪帝令其条陈变法事宜。20天后，袁世凯将自己的变革思想汇集成洋洋13000余字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方案。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中关于练兵方面提出12条意见。这些建议正是袁世凯日后编练新式陆军的总体构想，涉及招募、训练、装备、军律、薪饷及新式将领的培养等各个方面。这一条陈受到光绪帝称许，差委他到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重要机构督办军务处。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袁世凯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酌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7）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认为袁世凯是少有的“知兵之臣”，要求皇上提拔他专办练兵事宜。津海关道盛宣怀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曾向李鸿章推荐过袁世凯，说“袁世凯有智略，肯讲西法，如能病痊，似可任用”（8）。袁世凯还将主持编译的兵书呈送兵部尚书、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请求指教。荣禄认为袁世凯是可用之才，便将其收为己用，并指示袁世凯草拟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合同，上呈督办军务处。
有这么多大员推荐，说明袁世凯确实是一个军事人才。他甲午条陈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和练兵的具体办法，又为光绪皇帝所接受，获得编练新军的统帅权，则是自然的了。（9）1895年12月8日，各亲王、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与翁同龢、李鸿藻等共同商议，向光绪皇帝奏保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清廷批准，命袁世凯接管胡燏芬的定武军，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并责成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不准重蹈勇营习气。这样，袁世凯便得到了施展编练新军才能和掌握军权的机遇。
二、模仿西法创建新式陆军
小站又叫新农镇，位于天津城南70里，在天津与大沽之间，同治九年（1870年）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周盛传率“盛字军”7000余人屯卫畿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加强近海地区防卫，李鸿章又命盛字军统领周盛传在津南地区的新城修筑炮台。炮台筑毕，为方便马厂与新城炮台之间的联系往来，盛字军又修筑了一条长约70公里的马厂至新城公路。公路沿途每20公里设一大站，5公里设一小站，故得“小站”名。小站周围的村店队“营”定名者居多，村口一般没有碑石，记载村名由来，诸如“盛字营”、“传字营”、“前营”、“后营”、“大盘营”、“小盘营”，等等。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沽，形成军事要地。甲午战争爆发后，全军开赴前敌，小站镇的营盘和营房闲置下来。定武军由马厂迁此，刚刚安顿下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胡燏棻调任督率兴办津芦铁路大臣。12月8日，由督办军务处的各位大臣联名上奏，保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掌“定武军”，并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袁世凯1895年12月16日到达小站，正式接练“新建陆军”，人称“小站练兵”。
袁世凯接掌编练“新建陆军”后，首先是对“定武军”进行扩编和改造，“定武军”共十营，分为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即步队六个营（每营500人）共3000人，炮队两个营（每营500人）共1000人，马队半个营共250人，工程队一个营共500人，总计4750人。对定武军进行严格的测试，不合格及老弱病残者全部淘汰，袁世凯接统后又派人于1896年1月上旬分赴河南、山东、皖北和苏北选募壮丁2000名，赴奉天选募战马250匹，并购置大批战马，全军扩充至7000余人。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添募新兵2000人，第二年又增编辎重兵一个营500人，“新建陆军”成为具有步、炮、骑、工、辎重诸兵种合成的新式陆军，其总数也近一万人。
对招募的新兵有更严格的条件，以确保新军士兵整齐和精壮。旧式军队因游勇革卒、老弱病残充斥而造成的散漫和种种恶习在新军中得到了有效的防杜。袁世凯在《募兵告示》中强调：“兹将格式、响章及规则禁令开列于左。——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力限平托一百觔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时行二十里以外。——取具邻右保结；——报名家口地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袁世凯创建的新建陆军，是对湘淮旧勇营制度的根本改造，完全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创立了步、马、炮、工、辎重诸兵种的合成军制，从而和西方各国的兵制接轨。新建陆军步队营制为：分军总统下分左右两翼，每翼辖分统二员，由统带兼任。每一分统辖步兵两营，共应有步兵八营，当时只有步兵五营，每营官长46员（文案、委员、正副医正除外），正副头目各72名，正兵864名，号兵24名，护勇96名，军官配左轮六响手枪一支，挂刀一把，正副头目、正兵、号兵、护勇各配曼利夏步枪一支，子弹50发。因此，步队武器装备情况具体如下：左轮六响手枪230支，军官佩刀230把，曼利夏步枪5352支，子弹267600发。
炮队营制是炮队设一分统，由统带兼任，分统辖两营，当时只一营，营设统带官。每营分左、右及接应队三队，每队设帮统兼领官。每队三哨，哨设哨官、哨长。左队每哨九棚，右队每哨八棚，接应队每哨六棚，棚设正副头目。炮兵一营三队，共官长46员，正副头目各69名，正兵828名。正副马医官各1名，号兵24名，护勇94名。炮兵各队的装备并不相同，现根据编制情况，进行分别阐述。左队主要装备克虏伯厂的七五过山轻炮18尊，每尊配马7匹，共126匹。左队分左、右、中三哨，每哨配炮6尊，每哨分9棚，每3棚配炮两尊，在作战训练时，一棚用炮，一棚预备，一棚警戒，彼此轮流更替。其中，警戒部队要配备步兵武器。右队主要装备格鲁森厂五七过山轻炮24尊，每尊配马7匹，共168匹。右队同样分左、右、中三哨，每哨装备火炮6尊，每哨分8棚，每两棚配炮两尊，运用时，一棚用炮，另一棚预备警戒，彼此轮流更替，同样，预备警戒的棚也配有步兵武器。接应队主要装备格鲁森厂五七陆路快炮18尊，每尊配马5匹，骑马5匹，共180匹。接应队同样也分三哨，每哨配炮6尊，每哨分六棚，每三棚配炮2尊，作战应用方法与左队相同。
马队营制是设一分统，由统带兼任。分统辖骑兵二营，当时只有一营，营设统带官。每营分前、后、左、右队，队设领官。每队三哨，哨设哨官、哨长。每哨四棚，棚设正副头目。马队人数其中官长26员，正副头目各48名，正兵384名，号兵12名，护勇26名，官长配左轮六响手枪，佩刀，正副头目、正兵、号兵、护勇每人马刀一把、曼利夏马枪一支，每人配子弹50发。因此马队武器装备主要是左轮六响手枪26支，军官佩刀26把，曼利夏马枪470支，马刀470把，子弹23500发，马匹496匹。
工程队设一营，当时只有半营，营设管带官，队设队官及队长，队下按工种分队。工兵在新建陆军诸兵种中属于特殊兵种，共担负六种任务：架桥——浮桥、柱桥；筑垒——速成、暂守；设雷——水、旱、电雷；绘图——测绘、估绘；修械——木工、铁工；电报——久设、暂用。
新建陆军全以德国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快炮装备。这些武器在当时是最新式的，出产仅一二年就装备了中国军队，德国陆军也以此装配。统一武器的来源、种类格式和口径等。这些现代化武器比旧军所用的洋枪、洋炮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超出了一个时代。这支部队的士兵还配备了包括工具、军服、皮靴、帆布帐篷、雨衣、毛毯、望远镜、军鼓、电话机、药品诸军需，一律配置齐全。事实上，这样精良的装备，不但当时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淮军旧勇无法望其项背，即便和同时的西方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建陆军的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称：“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
袁世凯认为湘淮军虽部分采用西法练兵，但因仍沿袭旧制，因而有诸多弊端，临阵容易溃乱。袁世凯指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10）袁世凯规定全军一律习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主要是根据德国陆操典进行训练，聘十多名德国军事教官，其中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伯罗恩为德操教官，祁开芬为炮队教官，曼德（挪威人）为马队教官，慕兴礼、魏贝尔为德文教官。全军一律习洋操，按照德国陆军教条进行训练。训练由浅而深，循序渐进，始则以步伐，次则以阵法，再练以行军驻扎攻守调度的战术，这是步、炮、马、工各兵种必须遵守的程序。至于每一兵种的操练又各有各的特点，“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则又在于各制其精”。（11）他根据清廷要求“将新建陆军平日训练情形评析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的上谕，组织有关人员专门编撰《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于1899年8月上呈，并在奏疏中指出：“但使就我之众，练我之兵，实按战阵之规，作平时操练之式，即以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自然劲旅能成，缓急足恃。”（12）这段话明确表达了练为战的思想。本着上述指导思想，在《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对于队列、体操、打靶训练，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的阵法、操法、战法，以及部队行军、扎营、侦察和各种情况下的攻防作战训练，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部队训练提供了依据。
袁世凯注重练兵的实效，注意实战，将新建陆军分成南北或东西两军，每年春秋两季进行近似实战的野外对抗性演习。他在《练兵要则》中说：“练兵自以步法、手法、阵法、操法为要务，然尤要者，在于听号令，便分合，知地势，及枪炮用法之奥妙，行军攻守之变幻。每年春秋必须行军数百里，或约会他军作对垒遇敌之状，使将卒习知阵法，历练劳苦，遇有征调即拔队，不复迁延遗误之虑。”（13）
为了便于指挥和训练，袁世凯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机构，模仿西法统一建制。新建陆军成立了督练处即新军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处、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等军部直属机关，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理论方面的工作。在袁世凯的建设下，近代化军队的组织体系、制度和规模渐趋完备。新建陆军的组织结构及各方面的军官如下：
1896年10月新建陆军组织结构和人员（14）
各营长官：
左翼第一营姜（桂题）督操钱锡霖
第二营杨荣泰督操黄
前队领官何宗连
右哨哨长余照臣（7.14因聚赌开革）
左队领官聂汝清
右翼第一营龚（友元）刘
前队领官邱开浩
第二营吴（长纯）刘
左队领官王吉林
左哨哨长富保成（7.14因聚赌开革）
右哨哨官孙玉林哨长龙凤舞
前队中哨哨书江家锟（7.14因聚赌开革）
后队中哨哨长马立功
第三营统带徐邦杰帮统梁华殿
左队领官赵国贤
右哨哨官张慕韩（因兵丁年籍颇多并舛错撤差）
前队领官张怀芝
中哨哨官刘景玉
左哨哨官董恩桐
后队领官雷震春
右哨哨官丛金贵
中哨哨官陆建章
左哨哨官叶长盛
炮队营统带段（祺瑞）
接应队：
中哨哨长刘曜龙
马队营统带任（永清）督操巫军部机关：
督操营务处景（启）
稽查医局委员赵
稽查营务处帮办窦从周
总办行营洋员交涉事务吴仲贤
军械局总办吴仲贤
总理执法营务处路孝允
会办执法营务处窦从周
驻津总司稽查委员李荫梧
驻津办造转运委员刘永庆
上面的姜即姜桂题，龚即龚友元，吴即吴长纯，段即段祺瑞，任即任永清，景即景启，其他不详。这些新式的军事和参谋机构，不仅首次在中国军队中出现，而且体现了专业化、科学化原则。军事管理的科学化，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新建陆军经费充足，按袁世凯订立并经批准的《新建陆军饷章》规定，全年经费万两，由户部直接拨付。新军饷给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队，北洋军士兵正目月饷4两5钱，每月扣饷1.5两，副目及正副兵扣1两，扣足6个月后，统一寄送兵丁家属；而士兵每月仍有余银将近1两，退伍之时，“类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袁世凯为杜绝旧军中官弁“吃空额”、层层克扣的恶习，还采取了有效的制止措施。袁世凯制定发饷的办法是粮饷局按月派人会同各营主管和管饷委员，在操场点名当场发放。这种办法，使士兵的饷给不致鲸吞，使营以下主管官无法虚报。
为了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军队，袁世凯特别注重新建陆军的纪律、训练和奖惩。袁世凯借鉴德国军队以绝对服从为天职的治军特点，并结合中国特色，制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简明军律》、《操场暂行规则》、《行军暂行章程》等，在行军、驻扎、操练等方面均有极其详细的规定，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给予奖赏或提拔，做不到的施行种种处罚。如在《简明军律》中，袁世凯规定了18条斩罪和一系列其他方面的严酷惩处条律，对士兵在行军、住宿、操练和作战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即：
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徇；临阵失火误事者斩；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在军营吸食洋烟者斩。（15）
袁世凯对新军军官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特制定《禁殴部曲》，禁止军官和外国教官殴打士兵。原则上“立法贵严，用刑宜当，凡有过犯，按律惩治”，“如果妄施拳脚，殴辱部下，殊于体统有乖”。他注重对士兵人格的尊重，“今日官长兵丁，即他日干城之选，不可不稍留局面，使有余地自容，庶于严肃之中，仍寓爱惜之谊”。（16）袁世凯不仅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而且在执行的时候一丝不苟，不留任何情面。如一次袁世凯观看野战演习，颇不满意，立即将带兵的高级军官龚友元、任永清、冯国璋、曹锟等十余人一体处罚，“有功者均销去记功一次，无功者先行记过一次”。（17）袁世凯还对哨官制订了十项具体要求，如：士兵有病，必须亲自照顾，调护医药；注意寒冷、饥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等等。这些措施最终的目的，是使其部属官弁等人“无事则甘苦与共，以结士卒之心；有事则患难相依，以得士卒之力”。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改变了过去由统兵将弁自主招募的办法，结合西式的兵役制度和我国古代募兵制度的特点，实行规范有序的募兵制度，使北洋新军日趋私家化，并为袁世凯所控制。长期以来，有许多记载批评袁世凯促成了北洋军的私家化。如张国淦就说：“这些军队，心目中并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他的‘袁宫保’。”（18）吴虬也指出：“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19）袁世凯在军中各营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向士兵灌输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培养士兵对他个人的信仰与忠诚，以致“士兵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20）袁世凯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大树特树个人权威，所有军官的选拔任用都由他一人决定，官禄的予夺也由袁世凯的喜怒而定。这样，就会使将弁对朝廷的忠心自然地转移到袁世凯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21）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22）
其实，袁世凯尽管在北洋军中倡导“亲上、死长”以强化自己的控制力，可忠国、忠君等传统教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3）袁世凯编练新军时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坚持对将士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灌输“忠君”、“取义”等封建伦理观念，要求官兵“报效皇恩”、忠于长官，把“忠义”之道视为新军行动的最高准则和精神支柱。（24）1899年11月，袁世凯组织编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其中《训将要言》指出“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训弁哨要言》指明“盖兵为国家之兵，尔不得玩视以溺职”；《训兵要言》则说：“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之赐，尔不为兵尚应图报，今日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25）在《练兵要则》中袁世凯还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在“亲上、死长”之上的是“忠国、爱民”。（26）他对将领要求是“智、信、仁、勇、严”，“植品节而矢忠诚”。他要求他们治兵“宽严相济”，用人则“不可引用私人”。
袁世凯还做了《劝兵歌》、《行军歌》等对士兵进行精神训练。他要求士兵“公忠体国”、“深明大义”，要士兵把条规、训词、歌词等熟习于口，牢记于心，实力奉行。《劝兵歌》的内容包括报国忠君、尊敬长官、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卫良民、雪国耻、惜军械、知羞恶等一系列内容，包括整个精神教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千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忠国、忠君等传统军事教育对于新建陆军士兵的思想约束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但有助于把新建陆军办成纪律严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而且让袁世凯有效地控制了这支近代化的新军。
三、开办新式军事学堂
甲午之战，清廷调集湘淮精锐参战，结果一败涂地，袁世凯也认为“中国军队以数十万之众，不能挡日本一旅之师”，主要的症结在于中国军队缺乏掌握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袁世凯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说：“中国非无可用之兵，患在无将，亦非无忠勇之将也，患在不学。”（27）袁世凯痛感设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紧要。编练新军急需大量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各级官佐，“练兵必先练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练兵以储将为重，储将以兴学为先”。（28）因此，袁世凯对军事教育非常重视。
袁世凯提出兴办军事学堂是编练新军的第一要义。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不久，在新军中逐步建立了一个以“随营学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即模仿西制，于1896年5月13日创设德文、步、炮、马队四项随营学堂，包括：德文学堂，学生50人，为留德预备学堂，由景启为总监，德国人魏贝尔等为教习；炮兵学堂，学生80人，由段祺瑞为总监兼总教习；步军学堂，学生80人，由梁华殿任总监兼总教习；骑兵学堂，学生24人，由任永清任总监，洋员曼德为总教习。学生都是从招募各营内选派有一定文化、年轻力壮者入学，学习期限二年，随营学堂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下级军官。
此外，还办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1896年6月16日开办后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1至3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60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从这些军事学堂中，后来选拔了一批学生留学日本，培养出来一批有名将领。
1902年7月3日，袁世凯在为该学堂出力人员的请奖奏折中说：“巨督饬该总办率同监督教习各员认真训迪，不惮辛勤。各学生南北随营，循序程功，寒暑不辍，经臣迭次考试，类多勇猛精进，实觉月异而岁不同。其毕业诸生，才艺有成者，或拔任官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其志期远到者，并经臣遴选五十余名派赴日本游学以资深造。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校官弁，亦多取材于此。是该学堂之卓有成效，足资实用，已可概见。而随时续送诸生、锐意向学者，尚复实繁有徒，风气之开，成材之众，有不难拭目之者。”（29）从中可以窥到随营学堂取得成绩之一斑。随营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成功，为袁世凯后来创办军事学堂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对随营学堂极为重视，他在呈报督办军务处的报告中说：“各国将弁，率敢幼习武备……靡不日新月异。中国旧有将弁，多以壮年奋勇，荐擢职衔，至暮年精力就衰，勇气消磨，仅以旧有虚名，分任兵事，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以之捍御外侮，恐必无制胜之道。”因此，必须创办军官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为了办好学堂，袁世凯拟订了《新建陆军行营兵官学堂试办条规》、《考试学堂条规》和标准教材等。这些条规比较细致，行之有效，成为后来军校条例的蓝本。袁世凯对随营学堂学生期望甚殷，还特地每月从他自己的薪资中拿出200两银子作为奖学金。在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政治局势下，尽快地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力量，创办军事学堂的方法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袁世凯编练新军已经突破了清军旧制，走上了以新式学堂造就各级军事指挥官，建设近代化军队的道路。新式军事学堂的开办不仅使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传入中国并得到认可，而且还以这些学堂为基点，对新式的科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兴办近代新式军事学堂，顺应了近代军事发展的潮流，军事学堂吸收和传播近代军事知识，并培养出大量的军事人才，为中国军事改革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美国人拉尔夫·鲍威尔说：“袁世凯对中国陆军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建立了许多多样的军事学堂，也由于他安排的技术学堂至少可以使官佐与弁兵都学到近代战争专业化技艺的基本原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