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作为留美学生，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和水师学堂，直至归国七年之后，在他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下来到唐津铁路（属于关内外铁路局管理）担任工程师，方始接触铁路。詹天佑的命运随着袁世凯督办回收关内外铁路而发生了改变。这一年，成功回收铁路的袁世凯把铁路的复原工作交给了詹天佑等人，詹天佑在工作中胼手胝足、沐风栉雨，表现尤为突出，随即袁世凯以在事异常出力，保荐他免选本班以道员选用。之后，袁世凯又把独立完成修筑西陵铁路（即新易路）的工作交给詹，任命他为总工程师。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由中国人任铁路总工程师的情况出现。詹天佑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在只剩四个月的短短时间内，在数九寒冬冰河封冻的恶劣气候中，在材料短缺和运输困难条件下，坚持每天工作15个小时，最终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务。此次，京张铁路要比西陵铁路的建筑难度大上许多，不仅路程要长过许多倍，而且山路崎岖，更需要钻山凿洞等，难度很高，袁世凯也深知工程艰巨，但是对詹天佑颇为赏识的他在建筑京张铁路的紧要关头，不顾外国人的嘲笑与怀疑，再次委任其为总工程师一职，不仅成就了一段筑路佳话，也使詹天佑的名字永垂青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发生了詹天佑调离风波。当时，粤督岑春煊筹办粤汉铁路，于是以此路直接京汉铁路为中国第一干路且工程浩大、关系匪轻为由，请旨派詹天佑回粤办路，得旨允行。此事令袁世凯大为焦虑，因京张路开工不久，颇仗詹天佑的筹划布置，怎能轻易离开。于是，袁世凯立即上奏《道员詹天佑请仍留京张路工片》以图扭转事局，但又因朝旨已下无法违抗，只得奏称：“查道员詹天佑，现充京张铁路总工程司兼会办局务，全路各事，皆该员一手经理。现该路甫经开办，工程浩繁，势难半途中止，必须先遴有接办之人，方可令该员赴粤。”且该接办之员必须为“熟精铁路工程专门之华员”。（26）之后，袁世凯称已经檄饬关内外铁路及京张铁路两局总办，会同遴选保荐，但结果是“兹据该总办等公同复称，京张路工正当紧要，中经八达岭等处，开山凿洞，工程尤为艰巨。所有全路一切布置，悉赖詹天佑精心缔造，一力经营。倘调赴粤中，则该路工程即须停办。且再四访求，并就各华员中切实考校，实无熟精路工堪以接办之员”（27）。最后，袁世凯从中外情局分析说：“臣维粤路固属重要，而京张一路，因有俄、英两国成议在先，不能聘用洋员，又与粤路情形不同。经臣苦心规划，始得筹款自造，专用华员经理。詹天佑综理全工，乃该路必不可少之员，若遽令赴粤，一时无人接办，则该路即将中辍，与北方大局关系匪轻。唯有吁恳天恩，俯念京张路工，较粤路尤为吃紧，准将詹天佑仍留办京张铁路。俟全路工竣，再行赴粤，庶于大局不致牵碍。”（28）最终，一方面因为京张路工的重要及特殊性，另一方面是袁世凯奏请得合情合理，以及他本人此时在朝中地位显赫，使得朝廷收回成议，詹天佑得以继续留任京张铁路。
京张铁路为詹天佑提供了展现个人才能的舞台，且在这个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而他也随着铁路的完美竣工收获了个人事业的成功。修路之前的詹天佑默默无闻，但当袁世凯委任他为总工程师之后，不管是怀疑的目光还是讥讽的声音都使他知名度大大提升，商部要挑选他为路务议员，粤督要调他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袁世凯以科学精深，名闻中外，虽已得有职官，尚未给以出身为由，奏请给予詹天佑等人进士出身。之后，詹天佑又承担建设了汉粤川铁路的修筑，为中国铁路修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当初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赏识、提拔，恐詹天佑纵有补天之才也要空叹无处可施了。
詹天佑之外，袁世凯还继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身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詹天佑既要面对工程技术等重大难题，又要处理采买、购地等诸多细节问题，深感自己势单力薄，而这条铁路纯粹由中国人修筑，这就需要从关内外铁路调用所有工程司和工程学员。当前，最重要的是调来工程司邝景阳、陈西林、沈淇和关内外铁路尽量多提供工程学员。詹天佑因而向袁世凯提出调用关内外铁路技术人员的请求，对此，袁世凯一概首肯。陈西林来到京张工程局马上被委以帮办工程师一职，即总工程师詹天佑的副手。而大批山海关学堂毕业的学员，譬如苏以昭、胡兆蓉、赵杰等也在袁世凯、胡燏棻的调拨下纷纷从各自工作岗位——山西大学堂、津矿局、丰台工程处等地汇合到京张路局，使京张铁路集中了当时中国北方铁路系统中大批优秀技术人才。
此外，则是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工程之初，袁世凯先是分别委任陈昭常和詹天佑为总办和会办。三个多月后，因工程动工在即，事务越发繁杂，于是，袁世凯奏请旨派回收关内外铁路中有卓越表现的杨士琦为会办。奏折中袁世凯对其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查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前经臣奏明派驻上海总理轮船招商事宜，并参赞电政，数年以来，整顿经营，日有起色，诸事就绪。现臣筹办京张铁路，该路系中国自办，所有工程一切，事物殷繁，当调该员北来佐理，拟请旨派为帮办京张铁路事务以资臂助。”（29）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京张路第一段工程竣工，但两月之后中央政府部门改革，邮传部成立，专管交通各务。再加以权力争斗失势，以至于同年十月初三袁世凯以“心虽有余，力常不足，臣之才识，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本甚羸弱，自近岁叠膺艰巨，精力益逊于前”为由，奏请开去各项兼差，其中就包括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一职，这样京张铁路的修筑自然随关内外铁路事务一同转归新立邮传部管辖。（30）同年十二月，袁世凯将关内外铁路余款1534692两转交邮传部查收，袁世凯与京张铁路的关系就此终结。
京张铁路为今天的国人所骄傲，究其原因主要也就是两个因素：资金——用华资；人才——不用洋人。在这两方面，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当中可知，袁世凯竭尽了全力，对外理性抗争。袁世凯的两大举措筹资与用人，其影响亦十分巨大。首先，就筹资而论，它推翻了只能靠外人和外资才能筑成铁路的说法，也彻底碾碎了对铁路强烈觊觎的俄、英等国的希望。资金短缺是京张铁路久拖未果的重要原因，此前的诸多申请或因资金含混不清，名不副实，或因有外资嫌疑而遭批驳。而袁世凯的资金计划更显合理，其总体资金来源既非商股又非户部拨款，而是由袁世凯督办的关内外铁路进项下酌量提拨，利用铁路的余利来修造铁路，既杜绝不法商人牟利，也避免了外债的侵权。这也是清末民初我国唯一成功的范例，而此后的铁路建筑多以借外债为主。其二，就用人而论，京张铁路是清末以来在诸列强纷纷攫取铁路修筑权的情形下，完全由中国人修筑成功的第一条铁路，它在总工程师詹天佑的筹划下，于居庸关和八达岭开凿隧道、在关沟山腰处修人字形轨道以及用我国自造的水泥和石料筑旋桥等，开创了中国铁路修筑史上一个个奇迹。
正是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909年10月4日，“京张铁路全工告成，邮传部三堂于初六日请训，由西直门前往张家口验收京张铁路全工情形，闻通车典礼定于本月十九日举行，先十六日请宴各国来宾……中外官员参观者甚众，亦中国自修铁路一大纪念也”（31）。虽然袁世凯在京张铁路通车前一年已离任回籍，但他对京张铁路得以顺利建成功不可没。袁世凯筹划建设京张铁路唤起了政府和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它的筑成既加强了政府与蒙边的联络，也促进了中原和西北各方的贸易，方便了边民的生活。在它之后清政府又筹谋张库铁路和张绥铁路的修筑计划，这些想法都源于京张铁路的修筑。
晚清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外患极深。故而抗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亦是中国近代化的主题。如何抗外呢？由于晚清中国为弱国，所以理性的抗争而非顽固派盲目的排外，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较为有效。对外的理性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涵：首先是抗争性，即在主权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的必争性；其次是理性的即非感情用事型的抗争。抗争——抵抗外国侵略是原则，而冠以“理性抗争”又要求具有一定的策略灵活性。这两方面构成了理性抗争的基本内容。我们从这一时期袁世凯的对外言行可以看出其理性抗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鲜明特色。正是在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下，我方收回了部分矿产、铁路等权利，为直隶新政的实施提供了经济保障。
二、袁世凯与直隶工业的建设
清末实业救国派取代早期改良派独领风骚之时，即重工取代重商主张之际，康有为也有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意图。袁世凯是将这一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的执行者，其突出体现就是直隶工业的发展。
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督后，即开始其大规模的兴工活动，首先成立直隶工艺总局，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实业机关。它下设了工业学堂、各种制造厂、实习工厂、种植园、劝业会场、工商研究所和劝工陈列所等各种机关。袁世凯任命周学熙通盘督办。这位旧学出身的举人是理财和办实业的能手，一年之后，便初见成效。（32）
这里所说的实业主要是指工业。1905年袁世凯上奏道，该局“选派员司提倡工业，调查本省及各省物产，兼及进出口货情形，岁拨银一万二千两为经费。三年以来，由该局经营建立者四事：一曰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一曰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一曰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一曰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以上各事均附属于工艺总局，统由候补道周学熙分投筹办，日起有功，共计开办经费用银十万九千两，常年经费需银十一万九千两，预备扩充经费需银九万五千两，皆经臣饬由铜元局余利项下筹拨”。袁世凯对直隶工艺总局十分重视，以之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及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事实上，直隶工艺总局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天津虽属通商大埠之一，而工艺发达实创始于项城督直设工艺总局及实习工厂，以后纺织厂、织布厂、制油厂、制革厂、麦粉公司、颜料公司、精盐分司、制棉公司固已次第成立。”
工艺总局的劝工陈列所里陈列着从全国各地以及国外搜罗来的最新工业产品，以供观览。实业家们可以随时在此将自己的产品与世界最新的技术相比较。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工业书籍、标书、商品信息，也予以展出，以供参考。学生们一面在工业学堂里学习由外国学员讲授的化工、机器、化学制造、机械绘图、商业贸易等课程，一面可以在实习工厂里进行实际操作。教育品制造所里留学生们陈列了书籍、仪器、标本、模型、图表和各种考览咨询，仪器讲演会上设有专人对各种新式仪器进行示范讲演，上白天班的工人还可以在夜课补习所里补习文化。
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造成一种氛围。工业学堂的老师们和一些工商业家被派到街头做宣传讲演，劝工委员们分赴各地劝导官绅创办工厂，政府派吏员对各州县的生产和工业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各厂家和各地创设的工业售品所对国货进行宣传和促销，对洋货则不予寄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各地厂矿企业进行评测鉴定并择优予以奖励，农工商部对各地呈报的新式发明授予专利权，派工人到外地学习各种特殊的传统技术和工艺，还选派一些技术人员赴日本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
其次，袁世凯扶持集团资本，除了扶持前文所提到的启新洋灰公司以外，扶持华新纺织公司也具有代表性。袁世凯对华新纺织公司的支持亦充分证明其对周学熙这一北方近代工业集团的扶持。周学熙看到纺织业大有可为，早先曾以私人资金与无锡人杨寿楣在无锡开办广勤纱厂，但以起步晚、劲敌多，不易得心应手，转而想到华北棉花资源优势和利用他与北洋政府的特殊关系来扩大北洋利源的开发投资，建立华北纺织业，大干一番。于是授意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建议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以抵制洋布进口，并提出四项优惠要求：（一）资本总额定为一千万元，其中官款四成，商股六成。（二）政府保证在五年以内按八厘付息。（三）公司所购之机器、材料及其他棉花原料等，应免除一切水陆课税。其制成之棉纱、棉布，亦按江南成例，除一次缴纳正税外，其他一切杂税，亦予免除。（四）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赋予专利权30年。在此期内，如有其他商人在上述地区经营同一事业者，应由本公司予以合并；倘欲坚持独立经营，则按南通纱厂之前例，应向本公司缴纳一定之利益金。上述四项，袁世凯决定第四项由农商部核批；第一项中官股，以长芦盐商向中国银行缴还的一百万元抵充，其余则按商股的筹募数额认付；对于第二项保息五年一节，决定在公司每年结算后，其不足定息八厘之额，由政府贴补；对于第三项，袁世凯照准，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税免税办法。从上可知袁世凯对大型企业华新的支持态度。依靠袁世凯的支持，周学熙近代企业集团势力发展庞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再次，袁世凯对其他民族资本工业也积极予以帮助。自1901年清廷新政起，清政府就开始给民间资本让一条出路。袁世凯发展北洋实业的同时，积极号召直隶开发投资近代工业企业，所望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袁世凯的鼓励、引导，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
鼓励、引导之余，袁世凯还批准以官款拨助私人所办企业。如1903年银元局拨常年经费10000两资助初等工业学堂、1904年淮军银钱所拨股本10800两资助织染缝纫公司、1905银元局拨资本720两资助造胰有限公司、1906年茶捐项下拨股本2000两资助牙粉公司、1907年茶捐项下拨助股本5000两资助玻璃厂，等等。
袁世凯扶助民族资本所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帮助推销产品。如劝工陈列所建立寄售所，“光绪三十年八月开厂至年终，共售出商品二千二百五十三件；三十一年全年共售出五千二十七件；三十二年全年共售出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三件；三十三年至六月，共售出九千零九十件”。（33）
袁世凯的大力推动，使天津民族资本的发展十分迅速，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在庚子以前，天津只有民族资本企业四五家，资本额约为110万元，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工业厂家增长到107家，其中可查资本额的53家，其资本额达670余万元。在107家民营企业中计有：矿业5家，榨油4家，制碱3家，交通1家，机器10家，烛皂12家，瓷器1家，垦业1家，纺织28家，火柴4家，玻璃1家，烟酒7家，面粉12家，皮革5家，化妆品2家，其他11家。
袁世凯采取的是官办和官助商办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中国近代化经济，事实证明效果极佳。而那些未能得到官方大力扶助的企事业发展得就不尽如人意。如天津三条石不仅是天津，而且也是华北民族资本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方，它对天津或华北的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资金少、规模小，经营到1911年，整个三条石各小厂雇佣的工人加在一起才121人，仍然没有脱掉手工业的性质，终未能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企业。由此说明，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与官办企业或外商企业相接轨，是很难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工业的。尽管官办有相应的弊端，但是毕竟它代表的是政府的力量。
除了以上对直隶工业发展的具体举措之外，袁世凯还致力于发展铁路、电话通讯事业等，这对内外投资、兴办工业的环境条件的改善不无裨益。袁世凯的这些努力促进了直隶实业风气的形成，使直隶近代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三、袁世凯与直隶农业
袁世凯总督直隶期间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他把农业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战略之首。1902年8月5日他上奏指出，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如何振兴、发展农业呢？袁世凯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他说：欧美国家为农业近代化而设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故近年欧美农学，精益求精。又因有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所以袁世凯主张就近向日本学习。为此，他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委道员黄璟管理局务，聘请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考求种植之法。该局附设直隶农务学堂一所（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堂——河北农业大学前身）。同时注重实用科学，先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等办有成效以后，再行推广全省。与此同时，派黄璟偕楠原正三前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由于袁世凯特别注重农业试验，以至于直隶到1910年竟成立了32个农业试验场，且多与农业学校联合，即农业科学试验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以促进农业迅速走向近代化。（34）
农务学堂分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教以种植蚕桑及制造糖酒等事，课程以一年为限。预备科教以英文、算数、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动植物学及各种农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省城西郊旧有桑秧二百余万株，小站营田旧有稻田四百多顷，并归该局经理。至津东一带，荒地甚多，并饬逐渐招垦以兴地利。又就该局加筹商股，设立烟草公司，仿造烟卷，官商合办，冀收利权。农业学堂的兴办，培养了一批技师，并为各地方农业学堂输送了师资。如高阳农业学堂、宣化农业中学堂、河南荥阳浚县公立农业学堂的教师就来自1908年由直隶农业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毕业生。
与此同时，袁世凯饬农务局在直隶各地劝办农会，把农务学堂的毕业生分送各地，以求农业技术的普及与改良。农务局又联合官绅于1907年成立了清末最早诞生的新式农业团体——农务总会，农工商部称赞之“开智合群，此为先导”，并上奏清廷拟请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仿照直隶办法，先由官绅提倡，于省垣设立农务总会，再行推广各府厅州县设立分会。不久各地农务总会、分会纷纷成立。直隶农务总会成立总纲是：“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并表示：“在会办事人员于农务范围以内之事，无论如何困难，均宜坚忍为之，而尤以结团体、化私见为第一要义。”（35）该总会的成立对直隶农业生产的科学化、近代化及风气开化起了较大作用。
直隶农务总会的主要活动是编农报，翻译农书，开办农业试验场，举办农产品评会，举办农产制所，组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种植，劝种森林等，其范围涉及农田、蚕桑、水产、树艺、畜牧等，成绩显著。该会所编农报发行不久日销量即达到2200多份，印刷《栽桑捷法》4000册，《育蚕捷法》3000册。此外，该会还在市镇人烟稠密之处及城乡集会之期，皆派员分赴演说以唤起国民实业之思想，各分会也上承总会，推广农务，使其区域内物产日繁，地无余利为宗旨。
直隶属黄土平原，可耕地总面积为8800万亩，另有荒地7000万亩，多属盐碱地。直隶人口400万户，每户平均22亩。为解决耕地问题，袁世凯积极发展垦荒。如安州白洋淀淤地50余顷，袁世凯于1903年9月3日上奏称：“臣查此项淤地，禁民垦种，原恐民间与水争地，有碍河流。今河道既改向西趋，而淤地又皆成沃壤，若不酌量变通，任民自相侵轶，似禁非禁，不官不私，殊非因利惠民之道。且查近来热河围场，均已一律开垦，直、晋边界，且特简垦务大臣总持其事，仰见朝廷轸念民依，期于阡陌广开，驯致富庶。白洋淀淤地尤属内地良田，等诸荒芜不治，更为可惜。相应请旨俯准，驰禁招民佃种，并照所拟等则改收租”，“其租银由州会同委员认真征收，解充农务局经费”（36）。该奏获准。垦荒即扩大耕种面积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袁世凯出于巩固统治和推进农业近代化的考虑，亦有惜农、护农之举。1904年9月，他上奏要求推迟查办天津、通州二所的屯田，强调本年大水为灾，沿河居民尤为困苦。此项屯田，湘、鄂两省均已奏准免其缴价，直民浩劫余生，竟不能同邀旷典，未免向隅。至按地价计税，多数亦属无多，民间承种多年，相安已久，亦未便纷纷清查，致涉烦扰。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民力拮据，准将津、通二所屯田暂缓查办，嗣后如有转卖者，均照民粮地亩，一律税契以杜取巧。此外，袁世凯还主张均赋，对赫德条陈“言每亩令完钱二百者”，持“不可行”态度。他认为地有高下，丁有众寡，田有腴瘠，是以科则有重轻，若不问等差，概令完钱二百，则额多而减少者，或以沃壤而输轻赋，额少而增多者，或以瘠区而供重征，苦乐不均，人谁乐从？
由于袁世凯的努力，直隶地区农业近代化发展迅速，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类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很快，如棉花等。这虽与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大有关，但袁世凯的农业政策亦有影响。《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中说：“直隶实业厅已经发表一份关于本省农业发展情况的有趣味的报告书”，说天津成立了北洋政府苗圃，后来改称天津农业实验站。棉花生产改进会就是发源于这个实验站。该会试验长纤维棉花的生产，对改进本省棉花起极大作用。后来，直隶省在劝业道的管辖下，设立了棉花研究总所，推动了棉花种植。这样一来，在华北主要普及种植美国棉花，从而使华北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少数棉花生产基地之一。直隶棉花种植发展之快，以至于它迅速在对外贸易中得以体现。1911年中国货进口的总值为24500000两，而本地产品出口的总值达39250000两，总计净值116500000两，为从本埠开埠以来所达到的最高数字。在出口总值中增加的14250000两，主要是由于国外棉花的高价引起的原棉外运数惊人的增加所致。在1909年以前，从直隶、山东的一部分地区、河南、山西出口棉花的数量不曾超过4000担。到1909年，增加到25128担。……到1909年猛增到125226，到1911年增到387441担。棉花的大量种植与出口也带动了棉子的出口。《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12-1921）载，棉子的出口始于1910年，在最近三年中平均出口量增加到43万担。
袁世凯出于农业发展的考虑，也很重视林业的发展。他强调栽树造林，尤关紧要，前饬各属举办种植，应再竭力推行。1908年，直隶各州县植树200余万亩株，领种桑秧30余万株，为向各县提供桑秧等种苗，农务总局在静海县成立一所苗圃。该苗圃已种植9000株日本桑树，从而育出300万株幼苗。此外，据《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记载，农务学堂还附设一所林业专科与养蚕专科学堂，迄今已有200名学生在林业专科与养蚕专科毕业。这些毕业生遍布本省各地，开展此项学科的事业，传播此项学科的知识，与林业专门学堂有关的一所实验站内设养蚕组、园艺组、林学组与工艺美术组，在该站内，按照现代化方式进行实际训练。在天津也成立了北洋政府苗圃。周学熙作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在农业方面也不无建树，他于1906年7月创办“官办种植园”，试种和推广杨柳、桑榆、棉花、亚麻等。袁世凯重视植树造林是其重农的表现之一。
袁世凯的重农思想不仅影响及于直隶，还触及山东。他作为20世纪初第一任山东巡抚，尽管任期不长，但由于直隶与山东的地缘关系，对以后历任山东巡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在农业方面的表现就是：山东巡抚张人骏、周馥等努力发展山东农业。1904年后，山东在省城设立农桑总会，雇聘日本农学士，考验各省农法，并于东西关外设置农事实验场，种植样本。泰安、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各州府均设农桑分会，随时查验地质土宜；其余个州县也均酌设分会，凡属可兴之利，可植之物，均令试种考验。又于兖州府设农业学堂，于青州府设蚕桑学堂，雇聘杭州蚕桑优等生充任教习，计划等头班学生毕业，即遣赴各属转相教导。此外，还于冠县、阳信、沂水、城武一带试种落花生。据农工商部1911年3月调查，全国有农务总会19个，农务分会276个，而山东就有农务总会1个，农务分会106个。
由于袁世凯及其政府的重视和合理的政策，直隶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改良运动风行一时。如河北定县翟城村由米迪刚所提倡的掘井灌溉，有了成效后，很快为华北耕种旱田的农民所仿效，各在自己田中灌溉。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则是农业向近代化迈进的一种表现。
四、袁世凯与直隶商业
我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到了晚清尤其是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一定变化。一些官僚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袁世凯即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袁世凯对列国重商有一定了解，他曾说：“考泰西各国，商税綦巨，故待商亦甚优。各埠均设商会，国都设总商会，以爵绅为之领袖，其权足与议院相抗。并特设商务部专理其事。其经商他国者，则为置领事以统辖之，驻兵舰以保卫之。有大利则领事以达于公使，而争诸其所经商之国，务餍其欲而后已。故商人有恃无恐，贸易盛而国以富强，论者至以商战目之，非虚语也。”（37）如何进行商战呢？袁世凯认为应洋货厘税并征。为此他上奏道：“伏查各国经营商务，率皆振兴内地土货，以期抵制外来之货，如出口者多于进口，则利源日辟，谓之商胜。如进口者多于出口，则漏卮日甚，谓之商负。故各国有商战之说。而征收货税，往往进口重而出口轻，良有以也。中国既以洋税为岁入大宗，凡洋货之进口者，正不妨加重税厘，以杜漏卮，而增进款。”（38）重洋货税而轻国货税，这是“恤商”、“保商”。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重商最集中的体现是在直隶商业。（39）
1898年9月，袁世凯护理直督时曾指出，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1901年11月他署直督时强调，直隶系近畿首要之地，北洋为通商繁剧之区，可见其对直隶商务的重视。此外，由于袁世凯在督直任上身兼“督办商务大臣”、“会议商约”、“会订商律”等职务，与商业打交道较多，从而认识到：第一，须给商务以较高的社会地位，诸如禀复文件不拘限公牍体制，商务总会仅对商部、总督、巡抚用“呈”，而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地方官吏则用“移”，以示同等地位等；第二，中国致富既有了商会的组织保障，又需要有“通商惠工”之政策，而通商惠工则重在“征洋货厘税”。1901年4月，袁世凯为推行新政，“遵旨敬书管见”，特上奏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
袁世凯促进直隶商业发展的具体举措，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拯救北方巨埠天津市场。1901至1902年，天津发生贴水风潮，贴水率在1902年曾达到15%至30%甚而更高。袁世凯就此指出，天津“承平时，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庚子之变……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而资本不充，徒用拨条，以相诳骗，凭条借银，则赚以虚利，持条取款，则骤与减成，贴水之名，缘是而起。其后，现银日少一日，贴水日涨一日，竟有每银千两，贴水涨至三百余两者。若辈不费巨资，坐获厚利，遂成一买空卖空之市面。而商旅闻而裹足，百物为之腾踊，几岌岌不可终日。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兑汇不通，困竭情形，将至不可收拾”（40）。
袁世凯接收天津面临的竟是如此严峻的金融商情，故力图启动已成废墟之天津市场。他下令不准贴水，改作现银交易，此政令在1902年底至1903年初发布后，人们争提存款，钱铺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倒闭，并恶性循环导致整个商业的混乱。1904年4月之前，天津各行歇业荒闲者达两千余家，钱行中收盘关门者有一百数十家，要账还账未能通运者五六十家。对此，袁世凯再改变策略，行循序渐进之方式。他下令“旧欠推缓”；限制银、钱出境，选择殷实钱商数十家开银钱票；与杨俊元等巨商议设官商合办银行；向清廷伸手要钱，暂行酌量拨银数百万两，但候户部议复，无款可拨。因此又采取最要举措——鼓铸铜元，而铜元大量进入市场使之得以稳定。据统计，京师平民使用铜元购食物率为70%，购衣服率为12%，纳房租率为8%，购燃料率为5%，杂费率为5%，天津工人家庭支出中使用铜元率为78.3%。可见铜元对天津商业的繁荣、经济近代化的发展、市场的稳定作用不容低估，而上述措施的实行，使已成废墟的天津市场得以启动。
紧接着第二步是减轻商人负担。袁世凯身为高官，却对当时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官抑商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揭露：“中国商人力薄资微，智短虑浅。官吏复轻为市侩，斥为末民，平时则听其自为懋迁，遇事辄不免多方抑勒。故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坐使洋商专利，华商受困。若不亟图整顿，恐中国商利外溢，将益重江河日下之忧。”（41）如何整顿呢？对于商人来说，至为关键者莫如政策的放宽，课税的减轻。袁世凯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清代盐业方面主要行“引岸专商制”，是从明末承袭而来。袁世凯多次上奏请求减免盐商课税。对于粮商，1902年袁世凯亦曾为之请免税厘。其奏折中道，应请自本年起，每岁办运60万石，由臣分别刊给印照，凡经过沿途局卡及出口海关，均验明照内所填米数，免征厘税。
袁世凯一方面为商人奏请减课，另一方面还站在商人立场上对压抑商人的官吏予以严惩。1900年12月，袁世凯上奏清廷说，前署济阳县知县候补知县张朝琛，纵容门丁，需索盐商，即行革职。1903年8月，拟订税厘试办章程四条，其中一条规定：严禁留难需索，以恤商艰；倘有违章征收者，准商民告发，查实严办。
第三步是解决一些商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即所谓“排忧解难”。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致使1901年盐务引票难于印刷及时给领。而引票为征课舂盐的凭据，若不事先设法，势必有误运舂。为此，1901年2月7日袁世凯上奏请求拟即援案先发验单，统令照常完纳正杂课款，及时赴场舂运。一俟部科诸事就绪，再行批解抵价，领回引票换给官商，分赴分司场所及各州县、照例截印缴销，以符定制。这样，通过变通盐务程序，解决了盐商的大问题，达到了“保护商利”的目的。
1903年，因贴水风潮影响，致使芦商秋运乏款。为此，他们禀请长芦盐运使汪瑞高同津海关道唐绍仪向日本正金银行允借银45万两，由盐运司衙门作保，袁世凯予以批准。
日俄战争期间，华商天庆等号在东沟所购置约值200多万两白银的松木竟被日军非法列为禁物。虽经袁世凯与日使交涉，但因还价太少，致中国木商赔累不堪。天庆号等接连上禀，袁世凯为此于1905年10月7日批曰：“查大东沟木植日官既已定价，此时再与辩论，诚恐无济。如请日使在外务部公同审判此案，亦属无此办法。既经该商会转据该商等公禀，姑候咨呈外务部查核，设法商明日使，或另由日军秉公议价，冀纾商困。”（42）天庆号等木商对此并不满意，然平心而论，袁世凯对日军劫夺华商木材案是尽了力的。
袁世凯还在宏观、外部环境的改良方面为直隶的商业发展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第一，发行公债、整顿税收。
1905年1月，袁世凯奏请试办公债。此次发行公债，他接受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他指出，东西各国，国用不敷，向民称贷，名曰“国债”，动辄千万，无不随时立应，故其财无匮乏，驯致富强。中国国债，始于息借商款，继以昭信股票，此后就再也没有。现在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在民间便利通行。如何严守信实呢？袁世凯认为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处皆可兑用。袁世凯为取信于民，说到做到，他于创办之初，即筹还款之法，就本省筹款，岁可得银120两，计可贷公债银480两，第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年筹之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这120万两来项是：（一）直隶藩库提集中饱等项，每年银30万两。（二）长芦运库新增盐利，每年银35万两。（三）永平七属盐利，每年银15万两。（四）直隶银元局余利，每年银45两。至于筹集公债，共分四期，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一、四月初一、六月初一、八月初一各收银120万两，六年内偿还除本银外，息银共计为1456000两。由于准备充分，此次直隶公债发行获得成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1907年清政府发行的国债票办法，闻度支部业已议定，与直隶前办章程，大致相同，即采取袁氏办法。
这一时期袁世凯较为注意避免因整顿税收而产生扰民的弊端。他认为，应尤须力戒烦苛，下倾闾阎生计。袁世凯对西方国家财政上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十分羡慕。在他看来，这是由于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所致。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改善财政状况，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换言之，只有靠发展农工商业以提供最多的税源，而非竭泽而渔，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善财政收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袁世凯由东抚升任直督，权力、地位发生很大变化，而经济入项亦随之增加，但他仍然继续其在山东时整顿税收的方法，如重征烟酒税。1902年他在上奏中说：“其烟、酒二项为民间嗜好所需，无关养生本计，诚如部议，重征尚无妨碍。除烟捐另办外，查有烧酒一项，出产最多，向无落地税捐，商利颇厚，若酌加捐数，责成烧锅代收，既无扰累之虞，亦少偷漏之弊。”“臣查就烧锅加抽酒捐，与部议重征酒厘之意相合，于筹款不无裨益，而酒价略增，亦可隐示节制之意。”（43）发行公债、整顿税收，为直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财政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