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安全网络的构建日趋完善，但很多地区的人们对安全的担忧仍然与日俱增。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 【1】
我相信，刚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突出特征应该是赋予人至上的优先权，并使人处于国际活动的中心。
——娟·索玛维亚（Juan Somavia）【2】
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的大部分将“人的安全”纳入国际关系范畴中的规范性基础，都是在冷战时期奠定的。我们也指出，联合国是这种发展的重要场所，联合国官员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虽然很多地区性组织、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也起了部分作用，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建立在联合国设立的规范这一坚实基础上的。第二章的分析也显示了联合国机构把注意力从国家整体转移到个体的需要和自主权上来的“人性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认为，在人权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上，理论的演进和国家具体实践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从根本意义上，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些规范得以发展和落实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内战爆发，个体安全遭到威胁的问题凸显出来。内战给人带来的灾难（种族清洗、种族屠杀、大规模强奸、蓄意虐童、二战以来的难民迁移）使保护个体和群体安全，使之远离暴力的议题迫在眉睫。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非常乐观地认为，以人为本的世界秩序是可以被建立起来的，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规范将被付诸实践。这正如秘书长加利所指出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无论是在大国还是小国，这样一种信念渐渐形成：我们重新获得了一个实现联合国宪章中所述的伟大目标的机会——建立一个有能力维护正义和人权的联合国，一个有能力促进人们享受“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多自由”的联合国。【3】
另一个主要参与者也将这一发展更具体地与对“安全”的理解联系起来：“我们拥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考虑国际新秩序，或者安全的新理念。要知道，没有国际新秩序和安全的新理念，结果将是某一个国家或是国家的某一集团用武力压倒另一方。”【4】
在后冷战时代，围绕我们关注的个体安全方面的所有问题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关于人的发展的讨论被融入演进中的安全话语中。其主要贡献在于，它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威胁对人的安全造成影响的显著性；经济匮乏作为不安定和冲突的因素之一的严重性；通过发展使人有权享受更多福利的重要性。对很多人来说，人的经济福利是“人的安全”的核心要素。类似的情况是，在艾滋病盛行的情况下，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明确的争论，要把健康视为“人的安全”的一个基本方面。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保护人身安全不受暴力威胁的领域和强调国家主权相应特征的方面，出现了对国家和个体之间关系的再概念化，这虽不是普遍性的，却意义重大。战争中保护平民的规范得到了深化，并明确延伸至国内战争领域。国际行为主体逐渐开始行动，去干预那些缺乏能力或不愿意去保护本国公民的国家的内部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到要拓宽对难民的保护范围，即也应保护那些因为冲突和不稳定而在国内流亡的人，为他们提供避难所。更多的人将注意力投向了特定弱势群体的安全需求（如妇女、儿童和土著居民）。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的安全”理念作为一种机制出现，将个体保护、人权、福利等不相干的议题联系起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宣传手段。【5】关于“人的安全”的讨论不仅变得更加明确，而且迅速得到扩展——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参与者都被吸纳进来（国际组织、专门机构、国家、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的管理委员会等），它们中的很多团体都争相要获得这一理念的所有权。在这些机构背景下操作的某些特定个体[如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马哈伯·乌尔·哈克、劳埃德·艾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科菲·安南（Kofi Annan）、弗朗西斯·登（Frances Deng）、格拉萨·马歇尔（Graca Machel）、穆罕默德·萨赫农（Mohamed Sahnoun）、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阿玛蒂亚·森、绪芳·贞子等]在指引和规范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上千份有确切记载的针对“人的安全”或相关领域的文献评述。那么，我们应怎样理解这格外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呢？
我们的研究途径是按主题和机构划分的。在第四章中，我们阐述了关于福利、人的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方面的活跃探讨，并特别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和“人类安全委员会”的举措。【7】在何种程度上，个体经济安全以何种方式被视为国家和国际和平安全的前提呢？到何种程度免于经济威胁的自由才可以被视做“人的安全”的本质组成部分？
在第五章中，我们关注以权利为基础、以保护为导向的人的安全观的演进过程。或许关于“权利—保护”安全观最重要的阐述是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8】为了对“人的安全”问题的保护维度进行研究，我们不仅把注意力特别投向了安全委员会和安理会，还涉及到了其他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道主义和人权社会团体、地方性的组织和对此关注的相关国家。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国际司法机构的作用。它被用于处理那些在战争中有害于平民的犯罪行为，总结了国际社会在控制（如果算不上消灭）那些在冲突中对平民构成重大威胁的武器的行动中所付出的努力。到了第六章，我们回顾并讨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它们都牵涉到了“人的安全”理念的演进。我们深入研究了演进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有关儿童、妇女和难民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
我们注意到我们对人性化安全研究的涉及还不够广泛。比如，我们把健康问题归入了与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相关的更广泛的讨论范畴。此外，我们几乎没有谈到环境和“人的安全”之间的关联。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对安全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也鲜有涉及。上述问题反映了本书在讨论空间上的局限性。同时它们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安全”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围绕着“发展和保护”议题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叙事的思路忠于“人的安全”争论的原则和思路。
我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研究“人的安全”问题的两种途径——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区别是人为导致的。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是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保护人身安全使其免受暴力威胁不仅对“人的安全”很重要，对企业发展也十分重要。同样地，那些关注保护问题的观点也承认，人的发展和经济资源在冲突问题中十分关键。发展与保护的差别在于讨论的强调点不同。
在发展理论中，人身安全只是“人的安全”的许多方面之一，而且通常还不是最重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类安全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阿玛蒂亚·森，可以说是“人的安全”发展理论最重要的推动者，曾对人身安全的次等论观点作出过重要阐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安全的因素不仅仅因贫困而起。我们需要更清楚全面地认识到暴力和冲突导致的人的不安全。”【9】他的观点表明，在人的安全理论中，人身保护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种观点可能会启发那些被困扰在安全问题经济维度讨论中的人。对于那些把暴力相关的安全当作“人的安全”理论核心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是很令人振奋的，它把他们理解安全问题的核心强调出来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保护人身安全、避免暴力威胁是处理安全问题其他方面的前提。发展理论对“人的安全”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不是“人的安全”理论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关于安全问题的国际性思想转变中，联合国扮演了基础性角色。首先，这个组织的各部门在议程制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各种概念摆上台面并进行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在关键时刻发挥核心作用，对“人的安全”理论议程中的“发展和保护”两方面都有极大推动。联合国主办的讨论会议为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多元化平台。其核心机构特别是安理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把“人的安全”相关内容对国际安全产生的威胁纳入了讨论范畴，并为相关问题确立规范。尽管在科索沃和伊拉克，未经许可的非法干涉依然存在，安理会仍大力促成在国家司法范围内，采取合法的各项行动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在这些方面，“人的安全”议题成为一个联合国推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实践方面的经典范例。
◎第四章 联合国和人的安全：发展的维度
*“人的发展”历程回顾
*从人的发展到人的安全
*冲突防范与人的安全：冲突的结构性成因
*发展与安全问题重现：“人的安全”现状
*结论
思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致力于拓宽“人的安全”理念的一个主要方面。【10】面对这一主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当前进行的“人的发展”讨论以及它对“人的安全”一种发展性理解的过程。在1995年的世界发展大会中，发展方向的“人的安全”理论受到了质疑，它的受重视程度一度被下一章将要涉及的对保护方向的讨论所超越。
无论怎样，从经济维度思考“人的安全”在对冲突防范的讨论中得以蓬勃发展。对冲突经济源头的认识有着悠久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地区性组织和各个国家对冲突防范进行了大量思考，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导致冲突的经济性根源的讨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讨论重点在于发展的弊端，并且非常明显地受到了贫穷和绝望（如来自经济威胁的个体安全感的缺乏）等能促成暴力行为这一假设的影响。它遵循的思路在于，努力促进人的发展有助于减少暴力的风险。
本章未尾讨论日本发起的“人类安全委员会”对“人的安全”理念的延伸思考。该委员会的报告对阐明发展和“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人的发展”历程回顾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本主义发展观），经过学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推动，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关于国际发展问题的南北对话在这个过程的早期扮演了关键角色。20世纪90年代，圆桌会议在哥斯达黎加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经济学”的高级别会谈，与会者有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英亚·图尔森（瑞典裁军部长，因早年撰写裁军与发展相关的著作而扬名）、布莱恩·乌奎哈特（Brian U r-quhart）、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他们是受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拉亚斯（Oscar Arias）的邀请来参加会议的。
圆桌会议呼吁一个全球安全的新理念，该理念注重在社会暴力、经济压力和环境恶化背景下的个体的全面安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努力让各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阻止充分实现个体潜能的障碍性因素上。它重提了早年布兰特委员会提出的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呼吁在应对环境失衡问题的同时，把冷战后的“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用于资助人的发展。选择哥斯达黎加作为会议地点很合适，因为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已经废除了其国家的武装力量，而把国家资源用于巩固民主和促进人的发展上。【11】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对“人的安全”原设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术活动集中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该组织在马哈伯·布尔·哈克的组织以及大量专业人士的参与下，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内，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人的发展的报告。【12】第一篇报告讨论了人的发展的本质和测量方法，强调了公平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后者确实是想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增加个人发展机会的话。最有意义的是，它提出用一个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来测量国家在人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其数据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期望值、受教育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
人类发展水平的测量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如果我们把人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扩大人们选择机会的过程”，【14】那么有人可能会把政治自由水平也作为指标之一。如果选择可以实行的前提是有足够的食物，那么为什么不把食品安全也列入其中呢？如果我们承认某些特定群体（如妇女）的选择是受限制的，那么，对性别平等程度的衡量也许也应该成为人类的发展水平指数的一部分。然而，将更多的测量对象引入人的发展的指数体系中，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不仅要考虑数据是否可以取得和是否具有可比性，更要考虑到如何去测量某些对象，如政治自由等。随后的报告探讨了许多这样的问题。该组织倾向于认为这些基本变量应适当的简单和有限。正如马哈伯·布尔·
哈克所言：
更多的变量不一定会完善人类发展指数。它们会出来搅局，使主要趋势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最好认识到人类发展指数将能部分地反映现实。保持该指数简单精准，把其他一些合理的问题与人类发展指数并行研究，好过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这个指数中。【15】
1991年和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把注意力转向人类发展的资金和国际层面上的人的发展问题。1992年的章节预期到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重提了把部分和平红利投入到发展中的可能性。
在1993年人权发展报告办公室（HDRoffice）的官方文件中，有关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它是由凯特·格里芬（Keith Griffin）和特里·麦坚尼（Terry Mckinlay）起草的。他们指出，公共支出金字塔底部的社会服务的回报，比花费在金字塔顶部的回报要高；在国家层面上，文件降低了对疑问尚存的经济增长涓滴效应（trickle-dow n effect）的需求。正如它的作者们所说：“到目前为止，这已被人们广泛地理解和接受，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度（如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人的生活的满足度（如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已经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了。因此，人的发展的途径暗示了国家生产品将不再作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6】同时期与此平行的在安全方面的推论是惊人的，即国家层面上的安全与个体层面的安全也没有了一一对应性。
从人的发展到人的安全
《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人的发展的第三个基本主题引入到讨论中，并把它推到了最前沿，那就是参与问题。报告强调，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权是必需的，这不仅因为广泛的参与能增加产出，更因为发展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掌控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发展观点明显地延伸到了安全领域中：“安全的概念必须改变——从单一地只关注国家安全到更着重于人的安全；从只是由‘裁军’达到的安全，到通过‘人的发展’达到的安全；从领土安全到食品、就业和环境安全。”【17】这是这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次，在该观点发表之后，一系列的建议明确将安全政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如促进从防御到民用生产的转变，加速在发展中国家的裁军，为了建立新的联盟和机制，它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冲突防范。
就发展和安全话语相结合的论点，《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它的副标题是“‘人的安全’的新维度”。【18】这一尚处在探讨阶段的话题，本出自一份着重阐述人参与机构和过程方面的报告，现在成为在人的发展方向重新定义“人的安全”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报告对“人的安全”下了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定义：“人的安全可以说是涵盖了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方面是能够避免诸如来自饥饿、疾病、心理压抑等的长期性的威胁；第二方面在于保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免于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灾难。”【19】
这些作者们将人的发展和“人的安全”理念都作为普适的价值，它们都来自于全人类最本质的价值品质。作者将“人的安全”定义为七个安全维度的综合：经济、食品、健康、环境、个人、社区和政治。尽管这篇“人的安全”报告的基础是本质主义的，但作者们意识到，人的发展和安全对努力实现和平会起到促进作用：“没有和平可能就无法发展，但是不发展，和平也将受到威胁。”【20】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内战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战争的根源在于社会化的经济条件，因此世界和平依赖于人类个体在自身生活中的安全。
在这一基础上，这份报告坚持认为，通向和平之路在于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和平的基础。尽管这份报告主要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它也将注意力投向了那些弱势群体的安全需要，特别是女性身上：
在所有对个人的威胁中，女性的处境最差。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女性能拥有和男性同样的平等和安全保障。人身危险的阴影笼罩着她们，从襁褓到坟墓。在家中，她们最后一个吃饭；在校期间，她们总是轮到最后才能接受教导；工作时，她们万不得已才会被录用，而往往又是第一个被解雇的。歧视和虐待贯穿了整个童年和成年，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21】
这份报告特别提到了因人口增长、非法移民、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毒品贸易、污染和环境退化以及恐怖主义产生的影响，“人的安全”受到的威胁不仅仅产生于国内的抢掠、不平等、不稳定，也由于威胁因素的全球化趋势。要想成功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安全，需要进行一种全球性的资源再分配，冷战后的“和平红利”使之成为可能。
这份报告对安全问题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于安全的学术研究群体，也涉及到了那些应对冲突、进行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的多边组织。它跟1993年那篇堪称前锋的报告一起，其产生的概念上的飞跃成为本书的核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年来，在发展问题上的讨论一直聚焦于发展的终极目标：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在无处不在的经济危机前，帮助他们掌控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对传统（国家主导型）发展目标的日渐有说服力的批判也在增长，因为它（传统发展理论）常常不与人的需求直接相关，且国家整体的发展完善有时会损害到个体的需要和目标。
除发展问题的文献之外，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的早期，纠缠于军事威胁和军事应对问题的安全研究和安全政策（这在第二章中讨论的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和第三章中提到的理查德·厄尔曼和杰西卡·马修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受到了日益增多的质疑。越来越多持续不断的反对声音出现了，他们认为基于这种对安全的理解采取行动会逐渐削弱人的安全。通过对安全概念进行新的阐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把这两股反对势力整合到一起。那就是，不仅仅要关注个体胜过国家，而且要撇开过去对安全的理解——强调军事威胁，去建立新的理念，把着重点放在对人的生存和福祉产生威胁的非军事行为上。该报告清楚地表达了针对人身的暴力威胁只是“人的安全”的影响因素之一。更进一步说，它认为针对人身的暴力威胁不一定是影响“人的安全”因素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福利和生活品质。
这种概念变迁背后隐含着的动机很清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多年来，类似的争论在发展圈子中一再被提起，那就是裁军（或者在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可以用来作为造福人民的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但对这一主张的拥护并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反对意见坚持说，（传统）国家安全的需要，会使得国家必须划出大量的资源份额用以防御。作为军事防御支出的正当理由的安全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将安全的概念重新解释，这场争论也会有所缓和。若安全所指向的是个体而非国家，若安全的主旨是抵抗饥饿、疾病、压迫以及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伤害，而不是抵御军事暴力带来的人身威胁，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致力于人的发展上的花费，也就是对“人的安全”的花费。发展策略，即安全策略。在本书的介绍部分我们指出，安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它被视做是很有价值的社会产品。那些争论说人的发展与安全具有本质关联的人“挪用”了该词的价值内涵。此举作为一种潜在的正当理由，使得很多重要资源的使用符合该群体的政策偏好。
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人的安全”理念思考的演进也在其他场所进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机构之一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委员们指出，就他们看来，传统意义上对安全的关注和20世纪末真正的安全挑战的应对政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他们争论说，传统的关注焦点产生了很多消极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产生了庞大的国家军事系统，使那些向军事防御倾斜而非向国内福利倾斜的预算政策显得合理，以及鼓励采取一些严重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他们认为国际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其他方面对‘人的安全’的挑战日益凸现，比如对生态系统的威胁、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传统小型武器的扩散、国内小集团对公民的恐吓以及对人权的公然践踏。这些因素对‘人的安全’的危害远远要大于外部的军事威胁。”【22】这一切促使他们接受了“人的安全”与地球安全的理念。
《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是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基础文献而撰写的，后来被写入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的讨论内容中。【23】在1994年的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峰会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议程，呼吁与会国家采用“人的安全”这一理念，并以此制定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包括起草新的国际宪章、确立人的发展目标、成立一个全球的人类安全基金会来应对一般威胁。它也建议成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同已有的安全委员会同步运行。【24】这份报告向峰会提议，从军事开支中节省下的现金部分可以作为非军事基金，以减少预算赤字，资助军事设备转换以及资助人的发展和安全。这项资金的运作通常是在一国范围内的，但是报告倡导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要把人的安全基金的主要组成部分用来促进本国发展，还应通过全球性的安全基金会支援发展中国家。【25】在一个阐述更充分的提案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提出了一个20 ∶20的规则——发展中国家将使用公共支出的20 %，捐赠国家也用补助金额的20 %，来促进人的发展。【26】
社会发展世界峰会指出了社会公平与发展是和平的前提条件（反之亦然）。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意暴力植根于贫穷、失业和社会分裂。与会国家接受了保证国内“人的安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总的来说，这一峰会的意图和所定文件，再次回归到了最初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对首脑们的号召（促进社会融合尤其应关注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消除贫困、提高生产企业就业率）上来。【27】在峰会预备阶段，人们已就“人的安全”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行动并行的。然而，这些讨论在峰会举行之前停止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虽然呼吁采取实际行动保障“人的安全”，其意义含混的提案基本上被忽视了；与会代表们倾向于措辞含糊的陈述（如完全扫除贫困），而不详细具体地列出提供为达成目标而必须使用的资源。【28】获取“和平红利”的努力消失了。
在峰会上对“人的安全”议案的抵制，可以说是因为受到了特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都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和提议中普遍存在的散漫的泛自由主义有关。比如，它强调普遍性（特别是在性别权利方面），这无论对错都挑战了其他文化对该权利的看法。它暗示主权存在争议，这在很多南部国家以及俄罗斯、中国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另外，它重视发展主题的安全观，这在人权团体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如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难民署）中遭到冷遇。它冒着风险倡议联合国机构改革，这会使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变小，并威胁到联合国内部众多的既定利益。它致力于设立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却跟防御政策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偏好相抵触。最后一些国家认为，报告支持的这份提案的涵盖度太宽，即使不能说是不可行，也是不切实际的。【29】
虽然峰会没有就“人的安全”问题在细节上取得进展，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国际社会重新重视安全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为进一步的思考和行动奠定了基础。对于“人的安全”理论未来的发展和对国家安全的绝对特权合理性的重新考虑，都必须追溯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安全含义的阐释。【3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明确了这一问题的底线。
冲突防范与人的安全：冲突的结构性成因
极度的贫困和传染性疾病本身就是两大威胁，此外它们也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使包括内部冲突在内其他威胁的产生更加容易。
——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4【31】
我们与贫困作战，因为心存希望才是应对恐惧的答案。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2002【3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冲突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安全的紧迫局势下，将发展等同于安全的争论渐渐平息。然而，这类冲突促进了对冲突防范问题的持续讨论。讨论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基于对以下事实的反映，即在冷战后期，欧洲东南部和前苏联迅速出现的冲突和前苏联的瓦解，使国际机构感到震惊，它们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可提供潜在冲突预警的机制。第二，思考外交在缓解危机方面的作用，包括寻找事实真相的任务以及建立政治信心的措施。【33】第三，关注防预性的军事部署，以预先阻止紧张的局面演化成剧烈冲突。在马其顿王国的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联预部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四，确认和应对冲突的结构性成因——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据记录这些讨论的文献，在动荡和冲突的结构性成因中，最关键的就是贫穷、不平等和经济机会的缺乏。在这个方面，冲突防范概念在演进中包含了个体经济不安全作为冲突来源的内容。解决个体经济不安全问题的答案是人的发展。
在1992年，加利强调了“除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得到缓解，否则这可能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观点的重要性，并呼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该方面的早期预警机制。【34】这一主题被写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的《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在需要缓和危机、维护和平时，在短时期尽管内政外交和军事力量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要提供冲突防范的长期解决方案，必须要谋求经济发展和更有效的社会公平。【35】联合国秘书长在《发展的议程》（1994）的报告中也包括了这一重要内容。《发展的议程》着重阐述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指出和平稳定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人们缺少福利和自由的情况下，和平稳定也无法实现。【36】
对理论发展作出另一重大贡献的是卡耐基基金（Carnegie Foun-dation）。面对后冷战时期冲突的出现，它在1994年成立了卡内基预防致命冲突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澄清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致命冲突问题的本质，分析国际社会应怎样应对冲突事态的发展，并确立应对体系。委员会组织撰写了27篇公开发表的报告、5篇未发表的报告和10本书。它们中的一些[如爱德华·艾伯特（Edward Lau-rence）、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Klare）和杰弗里·波特维（Jeffrey Boutwell）的研究小型武器的著作]【37】在“人的安全”某些特定领域中扮演了开创性角色。
在卡内基委员会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内部冲突的日益增长；报告高度关注由此带来的对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在冲突中受到的威胁。委员们分析，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和资源匮乏是产生这些冲突的重要原因。为了防止内部冲突爆发，委员们强调，应创造经济机会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络——后一项成为2003年人类安全委员会所作分析的先导。委员会还指出，当冲突平息后，在防止冲突卷土重来方面，经济恢复起到了中心作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解决冲突根源，号召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保障所有公民基本的安全、幸福和公平”。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份报告强调保障公民的幸福（拥有基本的权利，包括食品、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和就业）是冲突防范的关键。委员会赞同并推动人的发展文献中对增长的本质阐释，强调发展很重要，但同时要保障发展所得必须公平分配。没有公平的发展会恶化社会紧张的局势，降低个体和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当经济地位和机会随着种族不同而发生变化时。【38】这份报告也呼吁，联合国在冲突防范方面树立一个更加系统化和实质化的形象，建议设立一个提案来促使机构内部的变革，以更好地担当这种角色；并号召联合国内部的政治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紧密合作，它们共同引领后者的资源，来更好地遏制冲突发生的经济根源。【39】
联合国秘书长力图解决此事。在上任之初，科菲·安南曾郑重承诺，将改变他认为联合国当时具有的那种“反应文化”，而代之以“预防文化”。1998年他应安全委员会之邀，对非洲的安全情况与冲突局势作出的分析报告就是行动的开端。【40】这份报告意义重大，尤其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对“人的安全”理念的鼎立支持，他声明：“从广义上来说，保障人的安全是联合国最主要的任务。”【41】另外，他重申了人的可持续发展对冲突防范的重要性。他指出意识到资源的匮乏、经济的低增长率、发展的不均衡、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是非洲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42】他强调谋求地区安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应当与经济改革并提。【43】他说社会的发展（投资人力资源、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消除性别歧视）是重中之重。【44】安南还认为，必须创造一个积极的国际环境，通过减轻债务和国际贸易体制改革来实施可持续发展。【45】
联合国大会也将发展问题视做冲突防范和管理的一个方面。1998年，它出台了《关于和平文化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认识到，有关消除贫困的策略、保障发展平等和追求食品安全等方面是建立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46】
1998—1999年间，对冲突防范方面的考虑转移到了安理会。一开始，安理会对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展开了讨论；一系列的主席声明和决议表明，安理会也意识了到非洲的冲突所带来的挑战非常严峻。安理会认为，有必要在联合国和局部地区建立起相应机构，由此不仅可以维护和建设和平，而且能够预防冲突的发生。【47】在这里，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冲突防范组成部分的意义，都被着重指出。安理会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为秘书长报告的实施问题提供建议。【48】
1999年11月，在一场以冲突防范为主题的公开辩论之后，安理会主席发表了一份声明，阐明了安理会在这一领域的职责。尽管声明的大量内容涉及到了安理会内部职责范围的问题（早期预警、预防性外交和部署、目标明确的制裁、冲突后期的和平建立等），不过它也强调了研究冲突根源（包括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情况下，声明号召联合国所有机构部门在关注人权问题的同时，能够“帮助成员国消除贫困、加强发展合作”。【49】在2000年7月，安理会在上述基础上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在结构性冲突防范方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50】它还建议，将冲突防范的考虑更加有效地融入到发展协助策略中，并提请秘书长就冲突防范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建议。【51】
应以上要求，秘书长将其在冲突防范方面的考虑进行了拓展。【52】在一份深受卡内基委员会影响的报告里，秘书长重申了他当初的承诺——将致力于使联合国的“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他也再次强调了冲突防范和可持续发展相互强化的特点。秘书长特别阐述了处理冲突结构性成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学的因素，【53】并指出防范结构性冲突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大量内容详尽描述了联合国在冲突防范方面的角色。秘书长的建议范围非常广泛，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重提了安理会对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呼吁，授权后者来解决冲突的社会经济学根源，希望联合国能在预防冲突方面作出更多努力。秘书长强调联合国的发展援助必须“通过解决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来重点减少关键的结构性的激发暴力冲突的因素，如不公正；通过对改变导致歧视体制化的政策和措施等来减少不平等因素；通过加强负责任的管理和人保来加强安全”。【54】他建议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在他们常驻的国家中成立冲突防范小组，以识别和解决关键的结构性危险因素。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他场合也多次提到致力于保障经济层面的安全。他在《千禧年宣言》中强调，足够的生存机会是一项基本权利，贫困和冲突之间存在关联：
极度的贫困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种侮辱。它同时把别的问题弄得更糟。例如，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种族和宗教群体间存在显著不平等的国家，总是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卷入战争。【55】
在这此基础上，结合其他举措，他提出到2015年要使全球贫困减半。
由于安理会在成员国上的变动（尤其是1998年瑞典和2002年挪威的退出），近年来，它在冲突防范问题上的考虑减少了很多。这种关注度的减弱同时凸现了其他问题（如恐怖主义）。无论怎样，通过安理会艰辛的努力，该提案的议程已经从对基本原则的简单陈述（在这一方面，某些理事国如瑞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行到翔实论述，再到形成机制和最终的实施。从1998年到2002年，该议题进入到联合国机构体系、联合国机构的项目和相关人员的培训中。【56】
冲突的结构性成因和发展作为冲突防范的主题，也在“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中得到强调。这个小组认为，贫困（通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冲突具有内在关联，当贫困跟种族或宗教冲突相结合的时候，苦难就会接踵而来。它也发现，环境的衰退对人们生存造成重大影响，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给弱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很奇怪的是，它没有将后者与安全本身相联系，尽管以上分析内容所在的章节被命名为“集体安全和防御的挑战”。【57】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应该提到，联合国的这一系列反应与国家政府和地方性组织是同步的。在冲突防范问题上，瑞典外交部1999年的研究显示：贫困是不断发展的安全的劲敌。他们呼吁冲突防范与发展合作相融合。【58】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为这一领域的努力设立了重量级的基金。【59】在2001年，英国国际发展署携手国防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建立了一个以冲突防范为主题的重要项目。2001—2004年间，项目提供的基金加起来为预防全球性和非洲冲突的花费累计超过6亿英镑。【60】
尤其是在瑞典任期期间的强大推动力下，欧盟（EU）认识到了消除贫困因素对预防冲突的重要性，强调发展援助和合作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作用，并呼吁将发展援助确立为冲突防范的主流。【61】欧盟委员会采取的安全政策表明，贫困的蔓延和冲突的涌现是直接相关的。【62】
试图将发展与冲突防范有机联系起来的努力，并不仅仅限于欧洲自由主义力量。在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和涉及战争恐怖的背景下，美国强调人类苦难与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布什内阁在出台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政策》中认为，有必要铲除滋生恐怖的土壤，并认为全球的繁荣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布什看来，非洲的疾病、战争和极度贫困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战略优势地位。【63】从广义上来说，正如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布什总统认为绝望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源头，消除贫困恰恰能给予人希望。这就是总统提请通过“千禧年挑战账户”，增加50%的美国核心发展援助的原因之一。【64】
结构性冲突的预防逻辑也融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战略思考中。在2003年一份关于外援与国家利益关系的报告里，美国国际开发署着重指出了解决冲突根源的重要性，强调了经济停滞或衰退与冲突发生率之间的密切联系。它认为，之前的项目在研究发展援助带给安全和冲突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方面做得不够。贫穷和苦难本身不制造冲突，然而它们为冲突的产生提供了肥沃土壤。美国国际开发署特别提到，青年失业状况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这一群体一旦感到绝望，就容易成为企图通过暴力进行变革的政治集团猎取的对象。另外，他们自己也容易被社会暴力团体提供的经济机会所吸引。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述，发展援助（如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产生）旨在为这群人创造经济机会，进而减少冲突产生的可能。【65】
对人的发展和冲突防范之间关系的考察并不单单是北方事务。非洲联盟（AU）通过立法，成立了一个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他们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和“人的安全”的相关性确立为该委员会的基本原则。【66】非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会议（CSSDCA，下文简译为泛非会议）强调了解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内在联系并据此采取行动的重要性。【67】泛非会议对本章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它定义了其行动中的安全部分：
“安全”概念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维度中的个体、家庭、社区、地方和国家的生活。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个体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国家应当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享有自由和人的基本权利。【68】
以上说明，非洲首脑们支持（不管是不是只在措辞上）“人的安全”的广泛含义，意识到需要满足个体安全的需要，特别是他们“基本”的经济需求，这是冲突防范的核心。
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危机，促使人们对冲突防范在经济层面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很多分析强调了不公平的和畸形的发展援助在引发冲突方面的影响。【69】这些认识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重新思考人道主义事业和发展事业。然而，这么多年来，这种方式主要强调援助行动的非政治性；捐赠者和执行机构也开始意识到，需要把经济衰退和冲突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同时还要注意，援助形式的设计和传送可能会助长冲突的可能性。相应地，援助在冲突防范中扮演的角色就渐渐显得重要。【70】
不断演进的关于结构性冲突防范方面的讨论，强调了贫穷、不平等和经济机会的缺乏是导致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后冷战时期在这方面取得的认识，与早就形成的资源匮乏是不安全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遥相呼应。因此，安全政策从广义上来看，需要包括那些旨在探讨冲突根源的活动。将冲突的（经济）根源设入一项重大安全政策议题的建设进程中，联合国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支持创建“预防文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该主张被应用于像非洲这样的冲突高发地区。安理会内部的进程是由某些特定国家（如瑞典和挪威）推动的，但受秘书处的分析性和规范性工作的影响很大。冲突根源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启示，即在国际体系内保障安全需要探讨穷国遭遇的经济威胁，这些问题已在联合国发展机构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相同理念也传播到了重要的捐助团体，比如美国、斯堪地纳维亚地区、英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非洲联盟和泛非会议的规范性和机制性的发展反映了他们对此的理解。人们对于恐怖主义根源的思考，将有利地推动冲突防范领域中“人的安全”维度的进展。
发展与安全问题重现：“人的安全”现状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济和发展的维度定义“人的安全”方面的努力已经动摇。它后来的地位日益受到“人身保护”理念的挑战。然而，关于“人的安全”的讨论转移到保护上的观点，并没有取得普遍的支持。作为冲突防范理论的一方面，对其根源性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庞大的由发展经济学家组成的团体以及一些特定国家，继续进行着安全发展维度上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发生的重要事件，特别是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71】再一次突出了经济威胁对个体的意义。在安全网络脆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地区，上百万人失去生计，其结果使人们普遍陷入深深的苦痛中。
在重提“人的安全”发展维度方面，阿玛蒂亚·森作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他的研究方向从早期对人的发展的研究，转向了对发展和自由关系的本质思考。他把发展本身定义为“一个开拓人们热爱的自由王国的过程”。【72】阿玛蒂亚·森进一步强调，透明和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负责的）管理不仅是发展的基本要义，也是确保人们的其他需要被关注的途径。【73】
他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工具性自由就是“保护性安全”（protective security）：
免于饥荒和防止灾难性的危机？ ？是作为自由的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加强公民所热爱的安全和保护。这种关联既是基本的又具有工具性。首先，与饥饿、瘟疫以及严重和突发的资源匮乏抗争的保护措施本身，就有利于增加人们安全和幸福生活的机会。对破坏性危机的防范，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人们理应珍视的自由的一部分。其次，工具性自由的权利的实现也有助于防止饥荒和其他灾难的发生。这种权利包括诸如公开讨论的机会、公共审查、选举政治和不经审查的媒体。
他把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上百万人失去谋生之道，作为支持其观点的核心案例。【74】尽管这一事件与发展、公民和政治权利也息息相关，但这一安全视角（也就是那些保护人们不受威胁伤害的东西）的经济特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这里的威胁指的是饥饿、瘟疫、严重而突发的资源匮乏。相比较而言，暴力对人身造成的威胁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被提及。
在众多国家中，日本对人的可持续性发展——还有公民权利及自助的重要性的认可——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该会议在1993年首次召开。在这之后的整个90年代，日本一直密切关注亚洲经济逐步濒临崩溃，这个过程极大地影响了该国重要市场和印度尼西亚等日本的区域合作伙伴。日本外交部长小渊惠三曾清楚地阐述过日本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人造成的后果（如难以维持生计、儿童们不得已辍学）的敏锐洞察。【75】
1998年11月，作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支持把“人的安全”纳入日本外交政策的范畴，并宣布成立联合国人的安全托管基金。1999—2002年间，日本向基金会投入了2.3亿美元。【76】基金会的操作并不遵循“人的安全旨在保护人们免受危害他们生命、生计和尊严的普遍威胁，并帮助人们自我实现”这一思路。【77】其主要目标是资助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开展金融活动以提升“人的安全”。这些得到资助的活动（项目涉及到消除贫困、提供食品安全、提高归国难民的福利水平、重建学校和医院、提供退役军人再就业培训、控制疾病蔓延、推动优生建设、完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抵制麻醉品和种植庄稼取而代之、遏制拐卖儿童和妇女）【78】清楚表明，人的发展是“人的安全”领域的核心动力。【79】
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发展援助的新方法。日本代表强调人们需要的和平即是远离暴力威胁的自由。代表也强调人们对安全的需要，包括“使普通人正常生活的社会安全”。这些条件与保护基本人权的管理结构相结合，“使普通人能产生‘预见性’和‘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这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同时有利于冲突防范。【80】因此，日本这一安全的“人本途径”承认了人们远离暴力获得保护的需要，但强调了一个更广义的“安全”，即人们必须通过教育、平等的经济机会和充分的医疗卫生保障、性别观点主流化等发展方式，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那些危及生计和权利的广泛威胁。【81】可持续发展再一次成为提供以上保护的中心途径。
日本从发展的取向上理解“人的安全”，不仅反映了如前文所描述的概念演进，而且还表明该国对“人的安全”话语演进过程中表露出来的干预主义锋芒感到不安。亚洲地区与日本有着复杂关系的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是不承认保护和干预的关联的。【82】当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对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参见第五章）达成共识时，日本感到更加不快。
当科菲·安南号召人们进一步争取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时，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回应中重申了日本视“人的安全”为其外交政策的关键方面，并愿意出资支持一个“人的安全”国际委员会。2001年，在日本的支持下，科菲·安南设立了人类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阿玛蒂亚·森和前联合国难民署绪芳·贞子领导。他们召集了一个由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杰出团队，以推动“人的安全”议程的发展。与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的思路相反，人类安全委员会有意采用广义的“人的安全”视角，强调和处理暴力冲突一样，对资源匮乏问题的应对必须受到重视。它的报告是从发展途径对“人的安全”的定义性陈述。
尽管委员会承认国家在促进“人的安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但国家常常不能履行这种职责。结果，新的安全议程不得不聚焦于人的身上。它承认保护人免于受到身体伤害的意义，但是强调个体和群体应有权掌控自己的生活。通过对人的安全权力的下放，其报告认为，对群体的保护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这些群体自身。国际机构的使命在于加强群体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而不是代替它们处理这些事务。【83】
“人的安全”的人本理念将人身保护、人的权利与发展融合在一起。委员会的报告将“人的安全”定义为：“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最核心部分提供保护，以增进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这意味着创造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体系，它们相互结合，构成了人们生存、生计和尊严的基石。”【84】作为对委员会内部和更广阔的国际社会内部紧张局势的反映，该定义抵制了诱惑，没有说明这最核心的部分包含了什么，而是宣称答案会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它认为，“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关系不是竞争对立，而是互补的。稳定的有代表性的并能迅速作出反应的机制是实现“人的安全”的必要条件，发展“人的安全”有利于国家及其机构的稳定。【85】
此外，该报告强调“人的安全还与对人的重要自由权利的保卫和拓展有关。它要求保护人们免于遭受严重威胁，并有权掌控自己的生活。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有关注人们的生存、生计、尊严等方面的综合性政策，不论经济繁荣期或低迷期都是如此”。【86】我们撇开发展和保护的表面平衡不谈，这个阐释的最后一部分着重强调经济福利和对它的保卫是“人的安全”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发现其观点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人类发展报告》的观点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后者也同样极力强调，对经济福利的威胁是一个基本的安全问题，并指出人的发展有助于人的选择多元化，使人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增强。
“人的安全”看起来同时像是对人权和人的发展问题的补充。在之前的事例中，当人权是普适性的，并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和其他基础文献中（如《1993年维也纳宣言》）得到权威定义的时候，“人的安全”的视角一直在帮助它识别哪一些权利在任何给定情况下都利害攸关。而人的发展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它强调拓宽人的机会，“人的安全”在这里更多的是注重限制下降趋势的风险。在人类安全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曾很清楚地阐述到，拒绝只关注狭义的保护，即针对暴力和身体威胁的保护。这表明，在下一章要讨论的国际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坚持的观点毫无意义，即在讨论安全时，忽略了广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对人的福利造成的威胁。与之前引用的科菲·安南的话相呼应，“人的安全”这一途径必须是综合性的而非选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