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论：问题的构建
一、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和“发展海洋产业”；【1】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逐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应“发展海洋经济”【3】。在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政策推动下，海洋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亮点。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2》提供的数据，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不到1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57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9.7%。【4】在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壮大的形势下，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批复认为，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重点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这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由此，中国“蓝色经济”发力，先行先试，选择的是浙江，完成国家交付的海洋经济破题重任，舟山扮演的角色是先导区。
浙江是资源和陆域小省，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却从全国第14位跃升至第4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浙江经济发展与土地、水、环境等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约束，浙江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反观国内其他地区，近年来，从北到南，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沿海地区开发先后纳入国家战略。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对于“浙江应落棋何处”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变得更加紧迫。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结合浙江的实际情况，跳出陆地，发展海洋，成为浙江的必然选择。浙江依托广阔腹地和深水岸线，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浙江海洋战略区位优越，毗邻台湾海峡和日本海峡，沿海地区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核心区，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浙江海洋综合实力较强，临港产业、海洋石化产业优势明显，船舶产业和海洋能源发展迅速，新型海洋产业渐成亮点，海洋产业布局日趋明晰，重点海洋产业基地加快形成。自从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规划》以来，全省上下齐心协力，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2011年全省实现海洋生产总值4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9%，占全省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3.8%上升到14.1%。预计到2015年，示范区海洋生产总值接近7000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的15%；到2020年，示范区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2000亿元，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35%左右，【5】从而形成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
海洋经济关乎浙江未来发展大局，因此浙江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实施。1993年以来，浙江经历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大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港航强省”的战略变迁，走出了一条“海陆联动”特色发展之路。2011年初，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战略，无疑对推进东部率先发展、增强浙江经济竞争优势、实现由海洋资源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跨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是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的战略部署，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决策，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是统筹陆海、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这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提升了浙江在全国发展中的地位。这既是中央对浙江多年来发展海洋经济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工作的大力支持，更是对浙江发展海洋经济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我们需要认真领悟中央精神，按照规划确定的战略定位、空间布局和发展重点，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努力在坚持陆海统筹、体现浙江特色上出新招、作示范。正如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所言：“2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是浙江宝贵的‘蓝色国土’，深耕蓝海、‘蓝色’驱动，是浙江发展的希望和潜力所在。要紧紧抓住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国家战略举措的机遇，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资源整合和抱团发展力度，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正确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积极推进海洋综合开发，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推动我省由海洋资源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跨越。”【6】
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如何“加大资源整合和抱团发展力度”？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将目光停留于浙江本土，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扩大开放，可以采用一种区域经济共赢发展、经济与政治联动发展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互动关系为例，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国家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通过经贸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并以此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由此观之，经济与政治是互动的，大陆和台湾的经济互动、共同发展具有一种深刻的政治的意蕴。早在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历史性的会谈后共同发布的《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明确提出：“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海峡两岸同意，应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化异、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和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尽快推动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程。2009年，国务院曾专门发文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其中提到：“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进一步发挥福建省比较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推动海峡西岸其他地区和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7】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倡导积极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这有利于海峡两岸展开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海峡两岸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的挑战，有利于建立具有海峡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通过两岸经济的合作交流促进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最终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
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经济发展、经济互动具有的政治意蕴，并借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交流的实际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谋划浙江海洋经济特色发展之路、创新浙江与台湾的经济合作交流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浙江与台湾在海洋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交流不仅是立足于浙江、有利于浙江的选择，也是基于台湾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需要所作出的战略构想。首先，台湾在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经济政策等方面也有相当的优势，与浙江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目前，台湾的远洋渔业、航海、造船、水产养殖等传统产业仍有一定优势，海洋旅游休闲业发展迅猛，海洋深层水、海洋能源、海洋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潜力较大，南台湾的海洋产业结构有很大成长空间。其次，台湾近年来倡导“蓝色革命”、“海洋兴台”，推进新型海洋经济的发展。因应全球重视蓝色海洋之浪潮，台湾当局先后发布了“海洋白皮书”（2001）、“海洋运动发展计划”（2002）、“海洋政策纲领”（2004）、“海洋政策白皮书”（2006）。200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表示，台湾未来将分两阶段逐步成立海洋主管部门，统筹海洋及渔业等相关事务。诸如此类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为台湾海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者，浙江与台湾两省的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浙江去台人员、去台人员亲属数量居大陆第一位，迄今在台二、三代的浙籍亲属达到近百万人；浙江各级台办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抓好各项惠台政策落实工作，如海关、农业、商贸等部门，为扩大台湾农产品和水产品在浙江的销售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浙江注重做好招台商、安台商、服务台商的工作，不断推进“东引台资”战略，建立对口交流机制，为台商来浙投资建设海洋经济带创造良好条件；2008年两岸“三通”的实现为浙台两省海洋经济合作联动创造了新的契机；2010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要“深入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强与长三角地区、海峡两岸经济区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扩大与港澳台的合作交流”；2010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首次专家工作商谈达成了多项共识，为浙台两地海洋经济走向深层合作开了一个好头。近几年，浙台两地在海洋产业对接协作、海洋科技联合攻关、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浙商台商贸易往来等方面有许多实践进展，尤其在海洋科技、农林水利、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渔业等领域合作势头良好，两地的经济合作凸显出鲜明的“海洋特色”。这不仅为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加强“浙台模式”的战略机制创新，全面推进两岸依托海洋经济实现对话交流、共赢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加紧迫的现实要求。
综上所述，“浙江—台湾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战略机制研究”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拓宽“两区”建设的战略内涵，推动两岸海洋经济的集成创新。目前，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就要求建立更加开放的区域海洋经济合作交流机制，集成资源、形成合力，以推动两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明晰浙江新一轮海洋经济战略集成的基本思路，从战略层次上理解两岸依托海洋经济加强对话合作对于双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其二，有助于构建具有浙台特色的对话合作机制，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受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启发，浙江与台湾两地海洋经济的合作联动，也可以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研究试将“推动两岸经济共赢发展”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进展”两项目标集成于“浙台模式”中，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战略定位、外延拓展、内涵深化提供决策参考。其三，有助于实现两岸优势互补，发挥聚合效应，增强海洋经济整体竞争力。目前，浙江海洋经济虽初具规模和实力，但相对于广东、山东、上海、福建，浙江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偏低，海洋产业整体上呈粗放增长态势，海洋经济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高，局部海域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台湾地区也面临海洋传统产业萎缩、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难题。本研究对浙台海洋经济合作机制和策略进行探索，为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发挥聚合效应、增强整体实力提供智力支持。
二、主要内容与研究路线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现状调研。主要包括浙台两地海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态势，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战略环境等。二是“浙台模式”的战略研究。在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对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实现对话合作、共赢发展的战略目标、核心理念、战略内容、子战略相关性、战略评价标准、战略意义等进行分析。三是“浙台模式”的机制研究。运用集成创新的方法，从“三位三维”的立体空间解读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实现对话合作、共赢发展的创新机制，具体探索海洋渔业、港口物流、滨海旅游、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等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交流、共赢发展的机制和对策。
本研究遵循“现状分析→环境分析→战略定位→机制创新→策略设计→模式归纳”的思路，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知识，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分为七个部分。
引论：问题构建。着重分析课题背景与现实意义、主要内容与研究路线。
现状论：浙台两地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态势。着重分析浙台两地海洋经济的发展概况及其问题、浙台两地海洋经济发展的互补优势。
实践论：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实践进展。着重分析浙江与台湾两地在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教育业等领域中合作交流的现状与进展。
战略论：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战略体系。着重运用经济学、战略学和管理学原理，从“互动与双赢”、“集聚与发展”、“分工与合作”三个层面分析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战略目标。
机制论：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机制创新。借鉴国内外“集成”理论的相关成果，运用“三位三维”的机制创新理论，结合浙台两地依托海洋经济合作交流的实践进展和发展态势，着重对浙台两地在海洋渔业、港口物流等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交流、共赢发展的机制对策进行研究。
同时，本研究旨在对以“海洋经济对话合作”为特征的“浙台模式”进行推介。这一模式把三大元素（海洋元素、浙江元素、台湾元素）通过“三位三维”的战略机制创新，融合凸显于“两大目标导向”（即“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进展”）之中，通过海洋经济对话、合作、联动，最终实现两地共赢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节 现状论：浙台两地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态势
一、对海洋经济的界定
“海洋经济”一词，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球上大陆资源的衰竭、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对海洋资源价值的发现、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海洋经济地位的提高而诞生的。20世纪70年代初，国外有些学者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海洋问题【8】美国罗德岛大学资源经济系教授若豪姆研究了13个海洋产业部门对新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经济影响，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得出一些测量海洋产业经济地位的尺度。哥伦比亚大学的庞特科沃和威尔金森从国民收入的角度分析了海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部的经济学家也做过类似的研究。罗伯特编著了《海洋资源管理》一书。苏联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有若干海洋经济类著作出版。例如，布尼奇1975年的《海洋开发的经济问题》和1977年的《大洋经济》；勃列斯拉夫的《世界海洋开发手段的技术经济论证》；沃兹涅辛斯基主编的《海洋研究与开发》等等。虽然他们未直接使用“海洋经济”一词，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海洋问题。
在我国，1978年召开的全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光远等提出建立一批新学科，其中列入了“海洋经济”，并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海洋经济研究机构。之后，全国开始涌现出一批热心海洋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1981年6月，国家海洋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海洋经济研究座谈会。1982年10月召开了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宣布了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与山东省政府负责人协商，在山东社会科学院设立了海洋经济研究所。从此，海洋经济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1982年10月，“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成立。学术活动的空前活跃影响到国家决策层。1987年8月，国家主席李先念题词：“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199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山东考察时提出：“要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1991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首次海洋工作会议，会议确定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洋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围绕权益、资源、环境、减灾四个方面展开。”此后各级政府的文件中都开始使用“海洋经济”一词。【9】
国内首次界定海洋经济概念是在1984年由杨金森研究员作出。他在《发展海洋经济必须实行统筹兼顾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从经济内容来看，海洋经济包括渔业、种植业、工业、运输业、旅游业等，是一个多门类的经济领域；从活动场所看，它包括海岸带、近海和远洋，包括水面、水中和海底，范围极为广泛；从管理体制看，有中央的许多部门（水产、轻工、水利、电力、交通、石油、地质、农垦、旅游等），有地方各级行政单位和经济组织，还有一部分国际联合和协作活动机构；从生产关系上看，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有不少个体生产者。这些部门和产业，都以海洋为统一的活动场所，既有独立性，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10】
1998年，陈万灵在《关于海洋经济的理论界定》一文中指出：“海洋经济就是指对海洋及其空间范围内的一切海洋资源进行开发的经济活动或过程。海洋经济实质上是关于海洋资源的经济问题，即为了满足人们对海洋资源产品的需要，如何协调开发与管理、利用与保护、改造与培育的经济问题。”【11】他的界定是从“海洋资源”的定义出发，阐述海洋资源开发及海洋经济的内涵及其系统构造。
1995年，徐质斌在《海洋经济与海洋经济科学》一文中指出：“所谓海洋经济，是产品的投入与产出、需求和供给，与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海洋环境条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他从6个角度对海洋经济进行了分类：（1）按照发展的历史形态分为原始的、传统的、现代的、未来的海洋经济；（2）按照产业部门结构分为海洋渔业经济、海洋交通运输经济、海洋制盐和盐化工经济、海洋土木工程经济、海洋旅游经济、海洋能源经济、海洋环保经济、海洋商业经济、海洋服务业经济；（3）按照社会生产大分工的次序分为海洋第一、二、三、四次产业经济；（4）按照海洋空间地理类型分为海岸带、海岛、海湾、河口三角洲、半岛、专属经济区、大洋经济；（5）按照产品与海洋关联的性质划分为海洋资源利用型经济、海洋能源利用型经济、海洋空间承载型经济、海洋开发需求型经济；（6）按照经济活动与海洋关联度划分为狭义海洋经济、广义海洋经济（包括临海工业），泛义海洋经济（小岛陆域经济，河海联运体系中的内河经济）。【12】2000年，徐质斌又运用“分析—归纳法”对海洋经济概念进行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海洋经济的共同属性是“对海洋的特定依存关系”，因此，“海洋经济是活动场所、资源依托、销售或服务对象、区位选择和初级产品原料对海洋有特定依存关系的各种经济的总称”。【13】2006年4月，徐质斌在他的《广东省海洋经济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对海洋经济概念的定义为：“从一个或同时几个方面利用海洋的经济功能的经济，是活动场所、资源依托、销售对象、服务对象、初级产品原料与海洋有依赖关系的各种经济的总称。从区域意义上，可以把海洋经济占优势的一定地域看作海洋经济区。”他还指出：“上述不相混同的五个方面，可视为对海洋经济概念外延的一种粗划分。”【14】
此外，在政府层面上，国家海洋局于1999年发布、200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国家行业标准《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界定了海洋产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从产业角度界定了海洋经济。其中指出，“海洋产业是涉海性的人类经济活动”，这里的“涉海性”包括5个方面：（1）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2）直接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的一次加工生产和服务；（3）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4）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5）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和管理。并把海洋经济分为15个大类、54个中类、107个小类进行统计。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定义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其中涉及的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天然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船舶业、海盐及海洋化工业、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业和海洋生物医药业。按照2006年年底国家制定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活动的总和。具体由“两类三层次”构成，其中：“两类”是指海洋产业、海洋相关产业；“三层次”是指将海洋产业细分为海洋主要产业（核心层）、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支撑层）两个层次，再加上海洋相关产业（外围层），构成三个层次。其中：海洋产业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可细分为海洋主要产业和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两大类。海洋主要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海水利用、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是海洋经济核心层。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包括海洋信息服务、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海洋保险与社会保障、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服务、海洋地质斟察、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教育、海洋管理、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等，是海洋经济支持层。海洋相关产业指以各种投入产出为联系纽带，与主要海洋产业构成技术经济联系的上下游产业，涉及海洋农林业、海洋设备制造业、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涉海建筑与安装业、海洋批发与零售业、涉海服务业等，是海洋经济外围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学理层面上，徐质斌对海洋经济的界定比较全面、准确、客观。首先，他没有仅从资源、空间等外延方面定义，而是从利用海洋的经济功能、与海洋有依赖关系的这一内涵上进行界定。其次，他没有采用“涉海性”的含糊说法，而是强调了涉海的程度，即“与海洋有依赖关系”。再者，他吸收了“海洋经济不但表现为产业，而且表现为地区”的思想。
二、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及其问题
（一）浙江省海洋资源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全省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千米，是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是，浙江是海洋大省，海域广阔，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总长6486千米，居全国第一；海域面积4.24万平方千米，其中内海面积3.09万平方千米，领海面积1.15万平方千米。浙江省是中国海岛最多的省份，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有3061个，占全国海岛总数的2/5以上。浙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主要优势海洋资源有深水港口资源、海洋渔业资源、东海陆架油气资源、潮间带滩涂资源、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能资源。深水港口资源方面，全省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有253千米，其中岸线前沿水深达到可建10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有106千米。浙江的深水港口资源具有地处中国沿海中部、出海航道及锚地优越等特点，有良好的开发前景。海洋渔业资源方面，浙江海域历来是中国最大的渔场所在，渔业资源的蕴藏量在205万吨以上，年可捕量在105万吨以上。沿海的海洋生物有1700多种，大部分为鱼类及药用生物。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正在勘探开发之中。潮间带滩涂资源方面，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最为丰富，滩涂资源的开发具有多宜性，既可以用以发展农业、盐业、水产养殖业，也可用作工业和城镇等建设用地。目前，东海油气田已展开勘探工作的有八个气井，春晓油气田累计探明储量超过800亿立方米。浙江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在海岛和滨海地区拥有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个省级风景区，开发潜力较大。此外，浙江沿海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濒临东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岛屿棋布，潮强流急，风大浪高，具有较丰富的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以及风能等海洋能源。开发海洋能资源，对缓解海岛能源紧缺状况、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历程
综合考察世界沿海各国和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海洋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海洋产业结构交替演化阶段、海洋第二产业大发展阶段和海洋产业发展的高级化阶段。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也遵循了这一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是一个海洋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从传统海洋经济逐步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型的发展历程。
1.恢复与发展阶段（1949—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放渔业盐业贷款、运销支持、生产设施建设等手段，海洋渔业和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浙江先后成立盐务管理局和水产局，对海洋渔业和盐业制定了“先恢复，后发展”的指导原则。通过创新和实践“硬脚制”、生产互助组等多种合作体制，推行渔船动力化和机帆船作业，拓展作业渔场等手段，使得浙江海洋渔业在全国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渔业总产量占全国的1/4，上调国家的商品鱼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均居全国首位。【15】
2.曲折前行阶段（1966—1977年）
“文革”期间，海洋渔业资源遭受破坏。浙江传统的有利于水产资源繁殖保护的流、钓作业被废弃，高强度机帆船捕捞使捕捞能力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水产品全额收购制度制约了渔区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期间浙江省成立了嵊山渔场指挥部，加强渔业生产中供、销、补给等环节的协调，解决渔事纠纷；进一步完成了东海渔业资源调查和渔区划分，为之后海洋渔业的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3.探索与创新阶段（1978—1992年）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海洋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逐步建立的重要时期。浙江海洋经济的体制探索和发展创新加速推进，海洋渔业率先在以“单船核算”、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生产经营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海洋盐业实施了以滩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食盐专营管理体制创新；海运业打破“三统”模式，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新格局。此外，在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海运业三大传统海洋产业持续增长，海洋经济逐步拓展到石化、电力、船舶、海洋医药等临港工业和以海洋旅游为代表的海洋第三产业等领域，浙江现代海洋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逐步建立。
4.蓝色崛起阶段（1993—2002年）
我国沿海省市海洋开发战略的提出在时间上存在差别，辽宁省早在1986年就提出建设“海上辽宁”，山东1990年提出“海上一个山东，陆地一个山东”。浙江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大念山海经”的设想，但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开发战略的提出却是1993年的“海洋经济大省”战略目标的提出。特别是随着《浙江省海洋开发规划纲要（1993—2010年）》的实施，海洋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浙江海洋经济大省建设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开始）主题是开发蓝色国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主题是发展海洋产业，建设海洋经济大省。浙江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东海油气田开发、海洋渔业结构调整为契机，立足海洋资源优势，实现了临港工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浙江港航向专业化、集群化、规模化方向发展，10年间海上运力平均增长约15%；临港石化、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生物制药等产业逐步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海洋渔业稳步发展，远洋捕捞位列全国首位，海水养殖在“246”工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八大基地”；海洋旅游业异军突起，成为全省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5.优化与升级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以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转变方式、生态文明、全球化等理念逐步深入、经济实现大转型的时期，也是浙江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大转变、海洋经济实现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2003年8月浙江省第三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为重要时间节点。浙江依托海洋经济强省、八八战略、港航强省等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推进陆海联动、港口开发开放、产业结构调整、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海洋综合管理和区域海洋创新，浙江海洋经济在发展方式、规模、质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海洋产业发展上，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战略，坚持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捞、主攻海水养殖的方针，大力调整海洋渔业结构，浙江省海水捕养产量比从2003年的76∶24调整为2008年的74∶26；临港石化工业、船舶修造业、临港能源工业和港口海运业等海洋优势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逐步实现战略转型，其总体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16】海洋旅游业竞争力大幅提升，空间布局逐步优化；海水淡化、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和海洋新能源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也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重点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这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由此，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先行先试、典型示范、迅速发力的新时期，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扮演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