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观察家指出，影响全局的直接焦点是：发展中国家激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尤其是棉花实行高额出口补贴的政策。
一个经常使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通常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它们不顾国际压力，长期执著于农业补贴呢？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
首先想到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在农业部门，所以才需要对其特别照顾。可是了解现代农业的人都知道，现今的农业生产早已不是“刀耕火种”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反而成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即便没有补贴，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也不会在国际市场上吃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强国。
看来，要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如此“偏爱”农业部门，还需要寻找别的视角。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深入了解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虽然农业补贴政策的鼓吹者总是声称补贴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但是观察一下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机制的实际过程就可以看到：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国家福利，只有个人的欲望和集团的利益。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国际贸易政策其实还是一种收入分配政策，在影响国家之间福利的同时，还会对本国各阶层的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需要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
首先，应该注意到，出口补贴会抬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这会对不同利益群体造成正反不同的影响。因为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不上升，农场主就会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在国内销售。所以，农业生产部门将是补贴政策的最大赢家：在获得数额不菲的补贴的同时，产量也得以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用国家税收支付这笔补贴，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另外，广大消费者还需要忍受农产品价格上升之苦。其次，综合起来，经济学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后者的损失必定大于前者的获益。从全社会角度来看，补贴绝对不会增加发达国家的整体福利，而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受害者，农产品补贴就更是损人不利己的了。
然而，发达国家愿意这样做的一个考虑可能是在衡量补贴政策的成本收益时，给了农业生产者一个更大的权重。也就是说，同样是1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在政府看来是不一样的。这样，虽然补贴总体上会带来损失，但由于政府把农业部门的利益看得更重，所以经过加权之后的总福利仍然可能是正的。这就解释了农业补贴政策的顽强生命力。
此外，我们可以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得到有力解释。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曾指出，虽然有些个人或企业有共同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影响政策的行动或者说集体行动，虽然对一个集团是有益的，但它并不一定对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利。结论是，只有集团较小或者组织得较好时该集团才会在政治上采取有力的行动。与此相对照，中国庞大的农业部门却使农民的基本权利长期得不到满足。宪法规定的自由迁徙权自1958年就被剥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可使用保护农产品的黄箱政策远远没有被利用？？这就是所谓的“数量悖论”，集团越大，行动能力和话语权反而越弱。
具体到农产品补贴这个案例。虽然消费者的损失肯定远远大于生产者的得益，但是消费者的损失平均起来每人每年不超过几美元，因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特别是大部分农产品是作为其他食品中的成分被购买而不是直接出售的。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公民知道美国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费用。相反，农场主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配额对他们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农场主来说，补贴可能就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而且，农业生产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他们有能力团结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游说国会议员作出政治贡献。因此，一项无论怎么计算都是成本大于收益的补贴政策几乎在政治上不受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了解到上述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之后，显然增加了我们对“香港会议”甚至全球贸易发展的担忧。不过，观察到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上的“顽固”，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机制确实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