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电报救一条老命
民国元年，1912年是壬子年，鼠年。
那一年，在抱头鼠窜的前清遗老中，有一个人因为一纸电报，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了户籍所在地。他，叫叶德辉。
作为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湖南省，于1911年10月22日宣布起义。和以往的改朝换代一样，饱读经史的叶德辉本能地联想到，避乱山中和隐遁世间的种种可能性，只身奔赴衡山而去。不可思议的是，他前脚刚走，章太炎的电报就发到了湖南省革命军政府，电报上说，“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
就这样，这个“读书种子”在革命元首的特别关照下，安然无恙地归乡，仍然安住于湖南长沙的坡子街上。其实，在“读书种子”之前，叶德辉首先是以一名湖南乡绅兼富商的身份出现的，正是世代在坡子街上的成功经营，使其得以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用于藏书与读书。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城外西部为湘江沿岸，遍布码头，为来往货运之要津。而要进入长沙城，则必经一个坡度较大的交通要道，即坡子街。坡子街上商铺众多、商贾云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商业氛围而言，皆是长沙的商业热地，寸土寸金之地。
叶德辉一家四代在此经商，渐具规模，自清代光绪以来，其父叶浚兰充任街团团总，在当地商业团体中极具影响力和操控能力。就在章太炎一纸电报保驾护航，“读书种子”安然归乡之后不久，1912年9月29日，叶浚兰去世，叶德辉继任坡子街团总，一切似乎又回归到前清时代的乡规民约之中，安好如初。虽国运不济，商运依旧，“读书种子”似乎可以稍事喘息，安心地再读一读书去了。
逃命不忘读书志业
一年前避乱山中的叶德辉，惦记着的除了礼崩乐坏的王道和斯文沦丧的世道之外，还是那些他朝夕捧读的经典书籍。他不是那种“幽兰独自开”的人，他不是做“山人”的料，他从山中来，没有带回兰花草，只带回了一大摞手稿。这些手稿都与读书有关。
《观古堂藏书目》，是叶德辉逃难途中也随身携带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记录着叶德辉十年前的藏书目录。之所以逃难中也不忘随身携带，诚如其在手稿跋文中所称：“意谓兵燹之后，书必丧亡，书亡而目存，亦聊作前尘之梦影而已。”
《藏书十约》，是在初步编定《观古堂藏书目》的基础上，叶德辉忽然兴起，一定要续写的另一部藏书心得。如果说藏书目是其自己藏书的鉴赏、分析与评价的话，“读书种子”还要把那些曾经过目、听闻、交谈过的关于藏书、读书、辨书、护书的种种经验与见识记载下来，是恐怕军政革命之后专革“书”的命，以此把一个读书人的经验授之后世——即便没书了，还有书目；即便书目没有了，还有书约。
诚如叶德辉所言：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在叶德辉的革命想象中，焚书坑儒式的专制暴力在所难免。革命不但是改革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步骤还在于要革除掉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这无疑是要了众多读书人包括叶德辉在内的“读书种子”的命。革命、革命，前边的那个“革”字可能叶氏无力挽回，可“全身保命”的儒学应用之义，叶氏还是颇熟稔于此的。作《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都是要以一己之力续斯文之命，叶德辉的执著的确可以用“种子”自命的。至于后来在上述两稿的基础上，续补增录而成藏书界名著《书林清话》，又已是后话了。
可以想象一幅这样的图景：一位年近半百的读书人穿行于穷山恶水之中，时不时地拿出一摞手稿写写划划，时不时地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血流成河、人头落地的大革命没能要了他的老命，而更要命的则是他自家的藏书不知道下落如何。这幅令人莫名神伤的图景，直到1912年初，叶德辉回到坡子街时，才暂时落幕。
《汪文摘谬》横空出世
叶父逝世后数日，叶德辉一直呆在湘潭乡间，没有即刻返归长沙，坡子街团总的继任暂时搁置一边。他闭门不出，一则是因为这一年光景太多国恨家悲，老先生也需静息休养；二则是因为远在苏州的叶振宗和上海的叶尔恺相继来函，皆谈到了一件事关家族文史的旧事，同宗三人似乎于此时特别心有默契。
叶振宗，字印濂，为明代叶燮九世重孙。当年叶绍袁午梦堂的一门风雅，十代之后，传至叶振宗时，除了家藏的先祖画像与一橱《午梦堂全集》、《己畦集》等古籍之外，能苟全祖泽于乱世，自娱自乐一番也就不错了。至于叶尔恺，前清时曾任云南提学使，原本在叶家一脉中，还算有些显赫的，可此时也是捂着被云南革命军打得没牙的老嘴，摸着早被革命军剪掉的发根，在上海暂时的寓所里只有自顾吁叹的份儿。两人相继给叶德辉写信，都谈到了关于叶燮的一本手稿，名曰《汪文摘谬》。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叶绍袁、沈宜修幼子。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主要著作为诗论专着《原诗》和诗文集《己畦集》。《汪文摘谬》并不是其代表作，事实上叶燮晚年曾有焚毁此书之举，谓其为意气之作，不可存之后世。正因如此，《汪文摘谬》的手稿流传至这三个叶氏后人之时，已颇为难得和罕见。
《汪文摘谬》为叶燮对曾为同郡友人的汪琬所作文章的一次批判总结，两人之所以交恶，似因论文观点不合所致。叶燮遂着力指责汪文之谬，录为《汪文摘谬》一卷，仅就汪琬十篇文字，摘句剥篇，条分缕析，以作驳斥，笔墨集力处正在汪琬自矜的法度上。《汪文摘谬引》云：“汪君摹仿古人之文，无异小儿学字，隔纸画印，寻一话头发端，起承转合，自以为得古人之法，其实舛错荒谬，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至其虚字转折，文理俱悖。乃侈然以作者自合，耳食之徒群然奉之，以为韩、苏复出，此真傀儡登场，堪为大噱者也。”
这样一本叶氏先祖的手稿，叶振宗有家藏抄本一册，只作珍藏秘玩，从不轻易示人。叶德辉对这部手稿早有耳闻，于是与叶振宗有过商洽，希望能一睹先祖文笔风采，叶振宗来函正是寄来了这一册家藏抄本。而叶尔恺曾于北京旧书摊上购得过一册当年叶燮门人私印的本子，不过从云南革命军中逃出时，早已不知所踪。好在其侨居上海期间，友人丁福保又为其购得抄本一册。正是丁氏的盛邀和叶尔恺本人的意愿，欲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的来函，一方面是寄来了丁福保所购抄本，请叶德辉过目，一方面也是希望叶德辉能予以资助。
两个抄本一比较，叶德辉迅即做起了校勘工作。凭借其多年的古文功底和国学修养，《汪文摘谬》的全部校录稿，于1912年冬完成。
《汪文摘谬》重燃经师大梦
叶德辉之所以全力与远在苏州、上海的另两位叶氏后人合作，促成了这样一部两百年前的文人争论著述最终以铅字排印的方式公诸于众，绝不仅仅是追怀先祖高风、刊行家藏珍本这样一种单纯的文人心态使然，这恐怕还要和他一贯主张的“经学第一，经亡则国亡”的经师思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汪文摘谬》是一部论战性质的意气之作，叶氏先祖的这股“意气”在叶德辉身上得到了完整的继承，甚至于扩大。当年叶燮之所以写《汪文摘谬》，正如其“汪文摘谬引”开篇所言，“六经而后，先秦百家诸子之文，其体递降，而变为唐宋大家之文。自是以至元明作者，大约多本于前人，所就虽各不同，然不能创造而别有所谓变体也。”在叶燮看来，六经之后，文运递降，至多到唐宋八大家时为止，已无再行创造之可能。后世所作的任何文章，都不会脱离“经”这个范畴，一旦脱离还要自称“大家”的，不但可笑，而且可恨。必须要加以指摘，诚如自称大家的汪琬，就是这样应该加以批评和揭露的无知文人。
在叶德辉看来，眼前的这一片纷纷乱世，何尝不充斥着如汪琬一样不尊经典、妄称大家的无知、无耻之徒呢？
早在戊戌变法时，叶德辉就逆颇得时势的新派而动，对康、梁学说颇不以为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他看来，本身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经”；《孔子改制考》，他认为，不过是康有为借题发挥，为其新政张目而已。这种托古变革的方式，虽然变革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他是赞成的，可是这种篡改经典为己所用的不严谨之学风，却是他深恶痛绝的。他对康梁学说的不以为然很快转变为坚决抵制。随之而来的阻止友人研读康梁学说，公开辩难，攻讦时务学堂种种“意气”之举，在这些种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不合时宜之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叶氏那根叫做“经师”的脊梁骨所在。
据说，当时康有为对湖南新法推进阻力之大也颇为恼火，于当年（1898年）8月上旬曾密奏光绪帝，希望通过朝廷来镇压以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当年8月10日，光绪帝降旨查办湖南反对派，旨曰，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好在只过了三天，据叶氏言，“孝钦垂帘之电至，余遂获免。”逃过了康梁新派的追剿，又捱过了辛亥革命的大乱，叶氏的经学之梦却远没有知难而退、适可而止。他的经学热情在看到先祖两百年前那一场激烈文诤之际，似乎又重新点燃。
一生摘谬，终作谬人
就在叶德辉闭门校录《汪文摘谬》之际，1912年10月31日，革命元勋黄兴由上海返归故乡湖南长沙。一时万人空巷，民众争睹元勋风采。也许是为了表达民众的崇敬，也许是政府官员的某种姿态，湖南各界一致认可，将长沙城的德润门（即坡子街口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城内坡子街改为黄兴街。
不久，叶德辉因故由湘潭返归长沙，一到坡子街，便命令扫街夫撤去黄兴街牌，续用原坡子街的街牌。由于叶德辉本是坡子街商团首领，且黄兴本人亦是对改名一事婉辞而去，故叶氏此举原本亦是波澜不兴。没想到，这个“读书种子”却引经据典的又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的文章，还印制为传单，沿街散发。
文章中提到“此商场地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者也”，这样一个有理有节的观点原本为维护商号利益出发，无可厚非。但接着笔锋一转，“一二无知鄙夫，狐媚贡谀，突然改德润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这样的批评一出，无疑扇了起事者、议事者和商定者等大多数人的耳光，这样激烈的“摘谬”一出，必然招致哗变之祸。
至于后来叶德辉为当局逮捕，复因商团作保得释的一场有险无惊又再次上演。紧接着又因讥评湖南新任都督汤芗铭，再次被捕。由于有副总统黎元洪的电令和众多友人的周旋调停，叶氏再逃一劫。因“摘谬”惹来的诸种祸事，叶氏却矢志不渝，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或许是自认“公道自在人心”的那份文人自信，或许是“以吾身正气存斯文一线”的那份经师自况，他的一生虽然无力扶世以正经典，却始终在摘谬以存真理。
在此后每一次因“摘谬”而招惹的祸事中，叶德辉奔逃于吴、沪、京、津各地，周旋于故友山水之间。那一册早在1912年冬即校录完成的《汪文摘谬》，始终因流离失所的诸多不便，没能付印刊行。十二年后，1925年春，叶德辉终于在上海与叶尔恺重逢，当即交付了箧中所藏十二年之久的校录本《汪文摘谬》；这一年，《汪文摘谬》由丁福保在上海付印出版。当然，由于内容涉及叶氏先祖，且言辞激烈，叶尔恺与叶德辉商议再三，没有公开发行，仅限于家族亲友传阅而已。
不过在两年后，湖南发生的农民运动却再一次让叶德辉站出来“摘谬”。从戊戌变法开始的篡改经典到辛亥革命的经亡国亡，再到军阀割据时的无君无父，直到眼前这场农民运动，已经根本不是经典存亡的学理之争、纲常兴废的法理之争，在叶氏看来，这是一次让所有读书人蒙羞、让所有宿儒贤绅斯文扫地的疯狂举动。为此，叶德辉这个“读书种子”不得不站出来也疯狂一把。
叶德辉到底没有改变自己从祖上遗传而来的强烈基因，原本摘谬扶正的宗旨，到此时更演化为近乎谑浪泄愤的颠狂之举。和以往的历次“摘谬”行动不同，这一次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坚决抵制，多少带有一点“舍生取义”的味道。以往的种种“摘谬”行径，多半有辩论、解释、调侃、指责的成份，而这一次只有因愤怒而引发的大肆诋毁与侮辱，置死生于不顾，通俗的讲法，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叶德辉当时为湖南省农会送上一副对联：“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杂种出世；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横批：斌尖卡傀。上下联咒骂闹革命的农民是“杂种”、“六畜”。横批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副自寻死路的对联一出，农民兄弟自然饶他不得。1927年4月11日，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上，公审叶德辉；特别法庭宣布叶德辉犯有五条大罪，即：（一）前清时即仇视革新派，戊戌政变，残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称臣袁氏，促成袁氏称帝；（三）促成吴佩孚武力统一，并主张赵锡恒受北京政府任命；（四）万恶军阀迭予要职，利用其封建思想，发表封建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五条大罪一判，盖棺定论，非死不可，当天下午，叶德辉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次，没有革命元首、当政权贵的电令来救叶德辉的命。最有可能让他逃过一劫的毛泽东，也只是在四十年后的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一生摘谬的叶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地死去。叶氏先祖叶燮的一册《汪文摘谬》可谓尽文人攻讦之能事，因文论观点不同而大肆口诛笔伐的“摘谬”之举，却未因此惹来一丝半毫的祸事。叶德辉的“摘谬”却渐渐偏离出文诤的轨道，从学术观点首发，其后广涉军、政、商、农各界，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
叶德辉甚至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的遗书，让我一窥这位“读书种子”在非正常死亡之前的心语心愿。在《汪文摘谬》付印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他在六十岁时，曾为自己的画像写下像赞，语曰，少年科第，为湘劣绅。谤满天下，人故鬼新。这种以古代诔词为体写成的活人之“像赞”，当时观者的匪夷所思，在三年后竟得到印证。这也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叶德辉曾经的论敌阵营，新派中的湖南同乡谭嗣同，在早于叶德辉枪毙之前二十九年，留下的那一纸四字骈体遗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读书人杀得了什么贼，有心无力的读书人们，在相互摘谬之后，终成谬人。
尾声：谬人齐聚的1927年
无独有偶，在叶德辉被枪毙之后五十二天，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揣着一张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纸条在颐和园沉湖自尽。1927年6月15日，叶德辉早年的论敌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将叶德辉之死与王国维之死相提并论，把这两个“读书种子”的非正常死亡作了一次相当透彻地分析。他在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时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同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暝不复视。”
1927年，“读书种子”叶德辉与其他的种子选手，诸如王国维、王葆心等皆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宣告着整个社会的价值颠覆——斯文终成败类，败类或可死或可不死，但最终都不能再以“斯文”自许。当然，摘谬者终成谬人的闹剧还远不止叶德辉一人上演的典型案例，早在叶氏被枪毙之前二十四天，他早年的论敌，篡改经典为革命的新派领袖康有为，也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莫明其妙地死去。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紧邻劈柴院的粤菜馆英记楼吃饭，喝过橙汁后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一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第二天清晨5时，康有为先生“七窍出血而死”。
1927年，摘谬者们的终极之旅，叶德辉只是众多“谬人”中之一员。
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又作焕彬），号直山，一号园，湖南长沙人。1885年举人，曾授吏部主事。精于版本目录学，编纂《观古堂书目丛刻》、《书林清话》等，在湖南士林中声誉渐高。叶氏一生以经师正统自居，行径多悖时潮。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辛亥革命时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任省教育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公审大会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