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李唐立国后，自东晋以来生产一直停滞不前的上虞越窑制瓷业得到恢复，但发展相当缓慢。到中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社会上饮茶风的盛行，导致瓷器需求量大增，上虞越瓷生产才得到快速发展。窑场数量增加，规模成倍扩大，器物种类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上虞越窑在老烧瓷区上浦镇凌湖村的窑山、甑底山、凌湖山、象鼻山、台山、夏家埠村的帐子山继续生产外，为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在龙浦乡湾头村的仙人山、风吹山头、叶家山，前进村的大鱼山、西家山、凤翼梢山和丰惠镇何岙村的贝公岙等地开辟新的窑场，因这些地方燃料资源非常充足，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发展瓷业生产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这时期的产品种类，不但有六朝以来所常见的碗、罐、钵、罂、盆、灯盏、水盂、唾壶等，而且还创制了粉盒、执壶、多角瓶、蟠龙罂、海棠杯等新品种。并且一种器类又有各式各样的造型，如碗有菱形、花口碗、敞口或敛口的玉璧底碗；盒有粉盒、油盒之分。甚至还出现了把墓主人生平事迹刻在罐上的墓志罐。种类应有尽有，十分丰富。
唐代越瓷，在装饰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创新。窑匠们常将自然界所见的花朵、瓜果加以提炼，创制出式样新颖的瓜棱执壶、瓜棱水盂、瓜状粉盒等品种。另一方面，由于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的提高，在器物上施一层土黄或青黄色的釉色，那滋润、均匀、不透明的釉层隐露青光，故陆羽在《茶经》中将它誉为“类玉”、“类冰”的瓷中极品。唐晚期又创制出匣钵，把坯体放在匣钵内焙烧，坯体受到匣钵的保护，器壁可以减薄，烟熏和落砂现象得以避免，这使产品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五代吴越时期，统治者钱氏为巩固其统治，以“保境安民”为一贯国策，对中原朝廷忠心耿耿、贡奉无阙。由于施行这样的外交政策，吴越境内未遭战火破坏，富庶甲于天下。为讨好中原君主，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并将造型优雅、釉色晶莹的越瓷器作为纳贡特产。为烧贡瓷，在上虞窑寺前设置“官窑三十六所”，在官方督办和促进下，器物的造型更趋精巧。官窑的设置，对上虞其他窑场产品质量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上虞越窑五代时期的窑址，主要分布在上浦镇甲仗村的窑寺前、盘窩湾、龙脐山、庄山头、后山，凌湖村的虎皮山，冯家浦的乌龟山，上宅村的前山，夏家埠村的帐子山和暖坪等地。这时期的产品种类大体与唐代相同，只是器形有所变化，器物造型朝着更精巧优美的方向发展，做工也更精细，装饰工艺和纹样变化也较大。
五代越瓷的花纹装饰，以划花为主，也有刻花、贴花。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取材广泛，有天上飞的鹦鹉、仙鹤、蝴蝶，也有地上长的莲花、缠枝花等植物花卉。划花的线条纤细而流畅，刻花具有很强的立体感。随着制瓷技术的精进，上虞窑匠们烧制出“千峰翠色”般的“秘色瓷”。
北宋，是上虞越窑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北宋初，上虞越窑制瓷业仍保持着中唐以来的繁荣景象，但到北宋中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到南宋初期前后，由于种种原因，使其难以维持生计，最后被迫关闭停烧。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越窑烧造规模如此庞大，制瓷历史这么长久，陶瓷史上影响又这样深远的一大名窑，为何到宋代会突然关闭停烧，退出历史舞台呢？其原因确实令人深思。现把从上虞越窑遗址中调查到的一些资料作有关介绍，通过这些资料或许能窥视出其中的一些原因吧。
宋代的窑场，主要设在上浦镇甲仗村的深爿山、鲶鱼口、象里山湾、天花山上湖子、傅家岭、章湾里，红明村的大棱山，夏家埠村的帐子山，俞傅村的黄家山、戚家山，王家汇村的外斜山，鲍岙村的鲍岙水库畔，上宅村的水官头山，凌湖村的西河塘山、唐家湾蛇山、纱帽山，丰惠镇岙口村的田螺山、义葬山，梁湖镇倪刘村陈家牛山，罗岭村的阑亭口茶山以及驿亭镇的横塘刘家山，汤浦镇蒋村的霸山等地，窑场数量达30余处。
宋代的器物种类以碗、盘、罐、瓶、盒、盅、盏托、执壶为多见，其他还有瓷枕、瓷砚、熏炉等。在造型和装饰上，逐渐具有新的时代风格。如执壶的瓜棱由凹线变成凸线，而且大多数为两根并列的双线；矮胖的球形腹向弧腹演变。碗的种类也很多，以尖唇敞口、弧腹、高圈足之类型为常见，还有一种尖唇敞口、口沿外翻，高圈足的碗，外壁压出五条凹线，胎壁较薄，碗腹普遍为深腹。器物的装饰技术，采用划、刻、雕及堆塑等多种手法。划的线条比前期增粗，图案由繁缛变为简朴，图案题材仍以各种花草、鱼虫为主。釉色有青绿、翠绿、青黄数种。北宋中期以后，瓷器质量已不如前期，胎质普遍出现粗糙、疏松、多气孔的现象。釉面也不很光滑，有的器表黏附砂粒，这表明上虞越窑产品质量已明显下降，整个生产已接近尾声。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期，上浦镇石井村和傅家岭窑场还烧制建筑用瓷，烧造规模较大，产品有板瓦、筒瓦及砖块数种。在北宋末期至南宋，上虞还出现了以烧韩瓶为主的窑场，而且分布十分广泛，甚至在虞北平原的崧厦镇东化、沥海镇塘湾等地，也开设窑场，烧制这类产品。韩瓶为直筒形，通常高20厘米、腹径7厘米左右。这种韩瓶大多以黏土作坯，多不施釉，胎质粗糙，但比较坚硬。有的窑场还同窑合烧青瓷韩瓶和青瓷碗等产品，这时候的上虞越窑，已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久就关闭停烧。
第二节 龙浦唐代窑址
20世纪70年代初，浙江博物馆和上虞文管会联合对上虞越窑青瓷窑址进行专题调查时，在龙浦乡湾头村的风吹山头、狼夹岙，前进村的凤翼梢山等地发现了数处唐代瓷窑址。1984年文物普查时，我们对该地的窑址进行全面的普查和复查，新发现了几处窑址。尔后，笔者又对此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并采集了大量标本，现将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一、地理环境和窑址分布
龙浦古窑址位于上虞市南部，距市府所在地百官街道23.3公里的龙浦乡。此地西濒曹娥江，隔江与嵊州市三合乡相望，东北部是一片平原，西南部是丘陵山地，其面积占全乡总面积的1/3。南部冈峦环列，最高的大岩石山海拔250.9米，为全乡最高点。乡北部的平原，东北分别与章镇镇、清潭乡接壤，地势平坦低洼，平均海拔10米左右。龙浦古窑址主要分布在湾头村的风吹山头、仙人脚底板山和前进村的凤翼梢山、窑山、大鱼山等处。这几座山的海拔大多在120米以下，窑址就位于这些低矮山丘的缓坡地带。调查时，窑址上面有的已开辟成耕地，有的长着树木杂草。龙浦古窑址是一处烧造时间短、规模大，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青瓷窑群。
风吹山头窑址 在湾头村风吹山头西麓中下部的缓坡上，往西30米为仙人脚底板山（湾头茶山），两山之间有一块平坦的山地，北面不远是曹娥江（当地传说，从前曹娥江支流直接流经山旁，后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围滩造田，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现在，窑址上面已开辟成杉树基地，该窑废品堆积厚约1.8米，器物种类繁多，在山坡南北长80米、东西宽30米范围内，瓷片俯拾皆是。地表可见的器物种类以碗为大宗，其他还有罐、盒、瓯、罂、水丞、多角瓶等。在堆积层的断面处，常可见数只甚至十几只碗粘接在一起的废品碗摞。
凤翼梢山窑址 在前进村西隅凤翼梢山西南麓，窑前一片平地，现作农田，窑旁有机耕路，往西通乡政府所在地龙珠山村，往东即前进村，路侧有小溪，溪水流入前爪湖，湖与窑相距不足10米，窑址北面1.5公里是曹娥江，曹娥江未改道前，江水直接流经山前。瓷片在东西长40米、南北宽20米范围内均有散见，堆积层厚度在2米以上，在堆积处可见器物种类有碗、钵、碟、灯盏等，其他还有窑具和窑壁残块。
窑山窑址 在凤翼梢山西隅，前进村后的窑山南坡，前边为一平地。由于该村建房平地，窑址破坏严重。废品散布面积约200平方米，堆积厚度1米左右。据实地情况分析，此窑址有三条窑床。器物种类以碗为主，其他还有灯盏、钵等日用器，在器物底均见泥点痕迹，部分产品制作较精，釉层青润，也有一些产品烧结程度不高，或有生烧现象。
大鱼山窑址 在前进村大鱼山北麓，窑前为一大片平坦的耕地，系曹娥江冲积而成，窑两侧不远是后爪湖，该处是宋、唐两朝窑相叠压的窑址，但未见五代时期的典型器物，位于上层的宋代废品堆积层，仅见酱褐色陶器韩瓶及少量碗的碎片。下层的唐代废品堆积层有青瓷碗、罐、钵以及窑具和被火焙烧后而呈火红色的窑壁断砖块。
调查情况表明，以上数处窑址有几个共同点：其一，各窑均以烧碗为主，其他还烧制一些罐、瓯之类的日用器，而风吹山头窑、窑山窑，产品种类十分丰富，除碗、罐、瓯外，还有洗、水丞、灯盏、粉盒、蟠龙罂、多角瓶等种类。其二，各窑都盛烧于中唐，部分窑的上限为初唐，到唐末停烧，在各窑的废品堆积处未见五代时期的典型器；而大鱼山、凤翼梢山窑，到了宋代晚期，又烧制一些质量粗糙的敞口碗和韩瓶之类的釉陶器。严格地说，烧制这些釉陶器的宋窑，已不属于越窑的范畴，只能认作是当时的土窑。
二、器型及窑具
窑址产品以碗为大宗，罐、水丞次之，其他还有钵、瓯、罂、洗、注子、粉盒、多角瓶等。
碗 分五型。
Ⅰ型：尖唇，敞口，斜直腹，底置矮圈足，胎灰白色，质细腻坚硬，通体施青灰、青黄色釉，素面无纹，底有泥点痕迹，一般口径18.5—20厘米、足径9—10.5厘米、高6.5厘米。
Ⅱ型：圆唇，敞口，翻沿，弧腹，内底平，外底内弧、置矮圈足，胎灰白，质坚硬，施青灰色满釉，胎釉结合牢固，内底和圈足有泥点痕迹，口径20厘米、足径9.4厘米、高6.2厘米。
Ⅲ型：圆唇，敞口，弧腹，底置矮圈足，内底及圈足通常有6个泥点痕，内外施青黄、青灰色釉，外底挖足处无釉，露胎处呈紫红色，釉层不甚光洁，胎色浅灰带黄，素面无纹，口径16厘米、底7.8厘米、高4厘米。
Ⅳ型：圆唇，翻沿，深腹，假圈足，施青黄、青灰色釉，外底无釉。施青黄釉者剥蚀严重，其胎呈灰白带淡紫色，火候低；施青灰釉者，胎釉结合牢固，胎呈淡灰色，口径11厘米、底径4.8厘米、高44厘米。
Ⅴ型：圆唇，敛口，弧腹，矮圈足，通体施青黄釉，釉层光滑滋润，开细裂纹，素面，圈足处多无釉，胎灰白色，质细腻致密，内底及圈足有泥点痕，口径15.2厘米、足径8厘米、高5厘米。
瓯 （即敞口玉璧底碗）敞口，斜直腹，玉璧底，通体施青黄色釉，外壁近底处无釉呈紫灰色，口径14.6厘米、足径6.4厘米、高5厘米。
钵 圆唇，口斜直，折腹，平底微内凹，口至上腹施釉，釉色青黄，多缩釉点，不甚光滑，胎质坚硬，呈淡灰色，底部有泥点痕，素面无纹，口径20.6厘米、底径9.5厘米、高5.8厘米。
碟 圆唇，口微敞，下腹骤然弧收，平底微内凹，浅腹，通体施釉，外壁近底处无釉，无釉处胎表呈红中泛黄色，釉色青黄，部分器物蚀釉严重，胎质细腻，呈灰白色，底心呈土黄色，系火候不足所致，口径14.6厘米、底6厘米、高3.8厘米。
灯盏 分二型。
Ⅰ型：圆唇，翻沿，敞口，斜直腹，平底，器内安环状提梁，施青黄色釉，口径12.8厘米、底径5.2厘米、高4.6厘米。
Ⅱ型：圆唇，翻沿，敞口，腹壁斜直略弧，假圈足，器壁厚重，内安环状提梁，施青灰色釉，釉层光滑滋润，玻璃质感强，外壁近底处无釉呈淡紫色，胎呈淡灰色，素面，口径12.8厘米、底径4.6厘米、高3.8厘米。
粉盒 子母口，上腹直，下腹弧收至底，平底，盖作母口，通体施青黄色釉，口径3.6厘米、腹径8.5厘米、通高6厘米。
水丞 分二型。
Ⅰ型：圆唇，敛口，扁圆腹，自肩部往下用细泥条堆贴直棱四条，至底部折进成足，上置斗笠状盖，施青灰、青黄色釉，釉层光滑滋润，类冰类玉，口径3.4厘米、腹径5.8厘米、底径4.7厘米、高4.6厘米。
Ⅱ型：矮直口，扁圆腹，平底，上腹压六条凹线，通体施青黄色釉，口径3.8厘米、腹径8.2厘米、底径5厘米、高4.8厘米。
注子 喇叭口颈，溜肩，椭圆腹，短流，腹壁压印四条内凹的直线，作瓜棱纹，底置矮圈足，施青黄色釉，口径9.2厘米、腹径12厘米、底径6.4厘米、高18.6厘米。
蟠龙罂 喇叭口颈，颈部堆贴龙纹，龙体扁平，用宽扁状泥条堆贴而成，用工具压捺出鳞片纹，背置龙鳍，身下三爪足，肩部等距离附四个扁圆直耳，紧紧贴在颈部，胎质略粗，多气孔，呈中灰、灰黄色，器表施一层不很光滑的青黄釉，口径18.4厘米、腹径20.4厘米、底径12厘米、高27.6厘米。
罐 分二型。
Ⅰ型：圆唇，翻沿，短颈，斜肩，弧腹，平底，腹最大径在上部，肩部贴对称的双耳，内外施青黄色釉，口径30厘米、腹径32厘米、底径14.8厘米、高28厘米。
Ⅱ型：圆唇，短领、口微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对称地附杏形耳，口径18.6厘米、腹径25.6厘米、底径12厘米、高22.8厘米。
多角瓶 直口，溜肩，腹部作上下三处束腰，凸腹处附朝下的锥形角，每周四只，器口置底，通体施青黄色釉，釉层滋润，口径9.8厘米，腹径20.2厘米、底径9.4厘米、通高29厘米。
窑具 有窑床垫座和间隔窑具两种。
1. 窑床垫座，平顶，厚壁，底部外撇，质地坚硬，粗糙，用耐火材料制成，底部有粘附的沙粒，说明它在使用时是插入窑床底部沙层的。
2. 间隔窑具，扁平形，平顶，下腹内收，用耐火材料制成，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呈黄褐色的窑汗。
三、结语
1. 烧造年代。在龙浦窑址多次调查中，未见带款识的器物标本，方志亦无记载，但根据窑址中出土的遗物，通过对比，看到风吹山头窑生产的蟠龙罂等器物，其造型和装饰艺术方面有如下特征：第一，均与嵊州出土的唐代元和十四年（819）罂相同（1）。第二，Ⅱ型碗和Ⅴ型碗的造型，均是中唐时期所盛行的风格（2）。第三，瓯（过去所称的敞口玉璧底碗）的器形，与上虞市上浦帐子山唐贞元十年（795）墓所出的瓯完全相同（3）。第四，从钵的造型看，应该是初唐时期之遗物（4）。第五，水丞，明显具有晚唐时期的特征（5）。第六，注子的造型，既与唐元和五年（810）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的注子相接近，又具有唐会昌、大中年间注子器形风格（6）。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浦窑始烧于早中唐，终烧于晚唐。
2. 烧制工艺。（1）胎质和釉色。龙浦窑场产品的釉色，以青灰或青黄两种为主，总体上讲，青灰色釉的器物，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光滑润泽，胎质也坚硬，呈灰白色；而器表有青黄色釉的产品，釉色比较滋润，但胎釉结合较差，常见釉层剥蚀现象，胎骨较疏松，火候不足。以上出现的两种情况，据分析，可能是器物所放窑位不同以及各窑产品在烧造过程中窑内还原气氛程度不一所致。（2）装烧工艺。在龙浦窑址中未见匣钵窑具，产品的器内、外底均留有明显的6-12个泥点痕迹，两者都表明其烧造工艺为泥点间隔叠装，明火焙烧而成。装窑时，凡碗、钵、瓯等口大底小，能够重叠的坯件，都采取逐层叠装的方法。为增加坯体的抗体抗压强度，把器底加厚，因此胎骨往往出现器底的心部为棕色，两侧为灰白的灰层这种现象，并且在窑址废品堆积处，常可见到数只或10余只碗黏结在一起的废品碗摞。以上情况表明，由于坯胎以泥点间隔叠装，明火焙烧，不但装烧量受极大限制，而且严重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成品率。因此，就越瓷的生存与发展角度说，改进装烧工艺，使用窑具匣钵，已是此时期制瓷业的迫切课题。
龙浦窑场在越窑系统中，是一处窑床比较密集、规模较大、产品种类十分丰富的唐代越瓷窑场，可是，如此庞大的窑场，仅仅延续了200余年时间就废弃了，而且以后再没有恢复。对于它的停烧原因，至今尚无定论，有的说它的停烧与裘甫起义有关；有的说是受制于地形变迁和曹娥江水的改道；笔者详细观察地形，察看周围山丘的高度、土层厚度，初步认为燃料资源枯竭可能是龙浦窑场停烧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上浦窑山、黄蛇山古窑址调查
文物部门在历年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东汉至宋代的青瓷窑址近400处。这些窑址，大多分布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山坡上，上浦镇一带是窑址最密集的地方。
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我们在上浦镇凌湖村的黄蛇山和窑山新发现了两处古窑址。为搞清窑场规模、器物种类及其他有关问题，笔者多次对这两处窑址进行调查考察，同时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对器物大致作了分类与综合整理，情况如下：
一、黄蛇山窑址
黄蛇山窑址位于上虞市百官西南16公里的上浦镇凌湖村黄蛇山麓。曹娥江自南向北流经窑址西侧，水路西通绍兴、杭州；往东顺“四十里”古运河，入余姚江，可通古商埠明州（今宁波）；向北顺水而下，出杭州湾，入钱塘江，可通四面八方。窑址周围群山起伏，山上树木繁茂。窑址附近瓷土蕴藏丰富，窑前的池塘，当地人称窑湖，据传说是古代窑工为制瓷取土而形成的。
黄蛇山窑的窑炉基址在山丘的下方，调查时窑址上面长着杂草树木，有的已被开垦成耕地。根据废品堆积和瓷片、窑具散布范围，窑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一处并筑着数条窑床的窑群。
窑床依山势而筑造，北低南高，山坡斜约20度。当地村民在开山辟地时，窑的火膛被掘毁，窑床横剖面清楚可见；窑壁由长方形的砖块顺放错缝叠砌而成，砖块经焙烧后呈红褐色，窑壁内侧有一层1毫米厚、呈紫褐色的窑汗可见。在倾斜的山坡上，有数条长条形的凹陷带，凹陷处的两边堆积着大量的废品，厚度在1米以上，在这些废品中夹杂着红褐色的砖块和窑具。根据地形分析，长条形凹陷处就是窑床，窑前较平坦的空地，可能是当时的制作工场。
黄蛇山窑的遗物种类，以碗为主，其他还有罐、碟、灯盏、注子、蟠龙罂等。
碗 分四型。
Ⅰ型：敞口，斜直腹，矮圈足，胎灰白色，质细腻坚硬，通体施灰黄色釉，内底有0.8毫米的泥点痕迹一圈，每圈20个左右，口径18.5—19.8厘米、足径9—10.5厘米、高6.5厘米。
Ⅱ型：敞口，翻沿，弧腹，内底平，外底内凹呈圈足状，胎灰白，质坚硬细腻，施青灰色满釉，胎釉结合牢固，内底和圈足有泥点痕迹，口径20厘米、足径9.2厘米、高6.4厘米。
Ⅲ型：圆唇，敞口，厚壁，口沿以下微弧收至底，浅腹，璧形足，胎灰白色，通体施青灰色釉，釉色青灰泛黄，外壁近底处无釉露胎，呈紫灰色，口径15.1厘米、足径6.5厘米、高4.8厘米。
Ⅳ型：圆唇，敞口，弧腹，矮圈足，内底有旋纹，通体施青黄色釉，口径14.8厘米、足径8.2厘米、高5.5厘米。
灯盏 翻沿，敞口，腹壁斜直，壁厚重，小平底，器内安环状提梁，胎质疏松，多气孔，内外施青黄釉，釉层不很光滑，口沿处有泥点痕迹，口径12.7厘米、底径5.1厘米，高4.5厘米。
碟 尖唇，敞口，浅腹，撇足，通体施青黄或青灰色釉，釉层滋润光滑，类玉类冰。器壁很薄，胎壁厚3毫米左右，近口沿处厚度不到2毫米，口径13.2厘米、足径7.2厘米、高3.4厘米。
罐 翻沿，短颈，溜肩，弧腹，颈肩部对称地贴扁条耳，内外施青黄色釉，釉层有的晶莹滋润，胎釉结合牢固，有的剥蚀严重。
注子 喇叭形口颈，溜肩，椭圆腹，弯曲的长嘴，外壁压印四条内凹的直线，作瓜棱纹，底置矮圈足，施青黄色釉，口径（所采集标本口残缺）与腹径13.5厘米、底径7.5厘米、高21厘米。
蟠龙罂 喇叭形口颈，颈部堆贴龙纹，龙体扁平，用扁状泥条堆贴而成，用手指压捺出鳞片，上划龙鳍，下划三爪足，颈部对称地贴四个扁圆形耳，胎质粗糙，呈灰黄色，多气孔，器表施一层不很光滑的青黄色釉。
窑具，有窑床垫座和间隔窑具两种。
1. 窑床垫座，分二式。
Ⅰ型：平顶，束腰，底部外撇，厚壁。
Ⅱ型：顶部平广，圆筒形，撇足，厚壁。
2. 间隔窑具，分3式。
Ⅰ型：覆钵形，顶部内凹，束腰，足外撇。
Ⅱ型：覆钵形，顶部内凹，腹壁中部有两个小孔。
Ⅲ型：扁圆形垫饼，盘状，顶部内凹，平底。
环形圆垫环。
二、窑山窑址
窑山窑址在上浦镇凌湖村窑山的南坡，隔窑湖与黄蛇山窑址相望。调查时，窑址上面已开辟成耕地。当地村民在开山掘土时，暴露了一条窑的部分窑床，窑壁有断砖块叠砌而成，砖块长29厘米、宽13厘米、厚4.8—5.6厘米，砖的横端印纹，但已模糊不清，窑床内壁出现厚1毫米左右，呈紫褐色的“窑汗”。废品散布范围较广，在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之内俯拾皆是，堆积厚度1米以上。根据地形分析，该地是一处有十几条窑床的古窑群。在废品堆积处，发现的遗物有碗、罐、粉盒、四耳罂等。
碗 分五型。
Ⅰ型：平唇，口沿微侈，折腹，平底，胎灰白色，质较疏松，多气孔，近口沿处施酱黄色釉，釉层不均匀，露胎处呈褐灰色。口径13.2厘米、足径6.2厘米、高4.4厘米。
Ⅱ型：圆唇，口沿外侈，上腹斜直，下腹弧收，底置宽矮的圈足，胎灰白，施青灰色釉，外壁近底处无釉，呈淡紫褐色，碗内底和圈足底有泥点痕迹，口径20.3厘米、足径9.6厘米、高6.3厘米。
Ⅲ型：尖唇，敞口，斜直腰，矮圈足，胎灰白色，质细腻坚硬，施满釉，釉色有青灰、青黄两种，施青灰色的釉层黏结牢固，施青黄色釉的剥蚀严重，口径19.8厘米、足径9—10.5厘米、高6.3厘米。
Ⅳ型：侈口，圆唇外翻，腹弧收至底，底置宽矮的圈足，胎灰白色釉，施青灰色釉，釉色灰中带黄，外壁近底处无釉，呈褐红色，碗心和圈足底有长条形泥点痕，泥点以耐火泥作料，器物略变形。口径19.2厘米、足径8厘米、高6厘米。
Ⅴ型：敞口，斜直腹，壁形底，通体施青黄色釉，外壁近底处无釉呈紫灰色，口径15厘米、足径6.5厘米、高4.8厘米。
钵 分二型。
Ⅰ型：圆唇，敛口，下腹斜收，平底，外底有明显的刀削痕迹和八个泥点痕迹，内底微内凹，也有8个泥点痕迹，上部施青灰色釉，施釉内外高低相同，用浸釉法作成，有流釉现象，釉层处有泥沙黏附，不很光洁，胎灰白，质坚硬，口径18.2厘米、足径8.2厘米、高6厘米。
Ⅱ型：斜唇，弇口，弧腹，内外施青黄色釉，器形较大。
罐 分三型。
Ⅰ型：圆唇，领近直，斜肩，弧腹，平底，肩腹部对称地贴杏形系，内外施青灰色釉，釉色灰中带黄。
Ⅱ型：翻沿，短颈，斜肩，上腹近直，下腹斜收至底，平底微内凹，肩部等距离地贴四耳，腹部压四凹线，作瓜棱纹，内外施青黄色釉。胎质细腻，色灰白泛褐。口径9.6厘米、腹最大径13.6厘米、底径6.8厘米、高17.6厘米。
Ⅲ型：圆唇，口沿微侈，上腹圆鼓，下腹弧收，胎灰白色，质较疏松，内外施青黄色釉，剥蚀严重。
罂 喇叭形口颈，溜肩，弧腹，平底微内凹，颈、肩部对称地贴扁圆形双复系，胎灰白色，器表施青黄色釉，釉层滋润光滑，多细裂纹。
窑具，有窑床垫座和间隔窑具两种。
Ⅰ.窑床垫座 平顶，长筒表，束腰，足略撇，壁厚重，中部有两小孔。
Ⅱ.间隔窑具 覆钵形，顶部平广，腹壁斜直，腰微束，中部有两孔。
三、结语
1.我们在窑山窑址和黄蛇山窑址的历次调查中，未发现有款识的器物标本，方志也未见记载。但根据窑址中出土遗物并通过器物对比，看到窑山窑所出的平唇、折腹、平底碗，是初唐时期的遗物（7）。窑山和黄蛇山窑烧造的那种敞口，斜直腹，壁形底碗与上虞夏家埠帐子山贞元十七年（801）墓所出土的碗的造型风格相同（8）。黄蛇山窑址中所出的蟠龙罂与浙江嵊州高升村出土的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铭文的蟠龙罂，不论在器形特征、制作工艺都完全一致（9）。两窑址中出现的口沿外翻、腹壁近于斜直、矮圈足的碗，是中唐时期之物（10）。黄蛇山窑址中所出的注子，颈部加高，腹作椭圆形，有四条内凹的直线，腹作瓜形，嘴延长，把孔加大，具有唐会昌、大中年间注子的器形特征（11）。窑址中出现的那种口沿外翻，碗壁近于斜直，底置矮圈足的碗也具有中唐时期碗的器形特征（12）。黄蛇山窑址中出现的碟，具有五代时期的器形特征。据上所述，笔者认为窑山窑址和黄蛇山窑址都是唐代窑址。具体地说，窑山窑和黄蛇山窑均烧于初唐，而窑山窑终烧于晚唐，黄蛇山窑延烧至五代。
2.窑山、黄蛇山及上虞其他几处唐代窑址调查情况表明，上虞的青瓷生产，在初唐时开始复兴，但当初的烧造规模还小，制作工艺较粗糙，为垫柱仰烧。器物胎质疏松，釉层不甚光洁。到了中唐时，随着经济的繁荣，瓷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到晚唐至五代，上虞越瓷生产不但器物种类丰富多彩，而且制作工艺也达到空前的精美，尤其是匣钵的出现，坯胎装入匣钵内焙烧，器壁可以减薄，落砂和烟熏得以避免，制造出“类玉、类冰”的优质瓷器，达到它的全盛时期。窑山和黄蛇山两处窑址，正是初唐至五代时期的窑址，因此，它是研究唐代越瓷生产从复兴到繁荣期所具有的较典型性的瓷窑遗存。
第四节 唐代越瓷造型及装饰艺术探析
越窑制瓷业经过几度兴衰，发展至唐代中期以后，进入越瓷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这时期越瓷的器物，造型之优美，制作工艺之精细，釉色之滋润，是前朝所不能比及的。因此，研究唐代这段制瓷历史，对了解越瓷发展史的整个面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至今还没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窑址考古调查资料以及历史文献，试对唐代越窑瓷的造型风格、装饰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唐代越瓷造型和装饰艺术概况
1.造型艺术 唐代越瓷造型艺术，在唐代早期基本上保持着南朝的时代风格。至盛唐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陶瓷制品有了新的要求。制瓷业为满足社会所需，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造型艺术风格。
唐代造型艺术，表现在器物种类上，除继续烧制传统的品种碗、罐、碟、罂、洗、盅、缸、瓶、壶、灯、匜、水盂、熏炉、瓷塑动物等种类外，还创制了饮食用具：杯、匙、注子；化妆用具：粉盒、油盒、印盒；医疗用具：脉枕、捣药壶；制茶工具：碾子、碾轴以及随葬冥器多角瓶和墓志罐等新品种，器物种类有了很大增加。在增加种类的同时，同一品种在式样上也更加丰富。如碗，有海棠碗、菱花碗、荷花碗和敞口斜直腹的玉璧底碗、翻沿弧腹的矮圈足碗等等。如瓶，有葫芦瓶、多角瓶。又如盘，有翻口斜壁的平底盘、撇口壁形底盘、直口弧腹矮圈足盘、委角方盘和葵瓣口盘等。再如水盂，有矮直口、扁圆腹、上腹压印四至五条凹线的蒜头水盂，也有敛口、方形圆角、自肩部往下堆贴四条直棱的瓜棱水盂。总之，这时期的越瓷器物，可谓品种丰富，式样新颖。
在器型风格上，唐代前期越瓷器形基本上保持着南朝的风格，就是多数器型较大，胎体较厚重，而中唐以后则尽改前朝笨拙之风，器形逐渐向轻薄、小巧、精细方面发展。这也已从墓葬及窑址中出土的器物完全得到证实。
唐代越瓷器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仿植物器形的出现。制瓷工匠把植物作为题材，把器物做成花朵、瓜果形状，使器物造型既朴实又美观，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如上虞龙浦唐代窑址出土的青瓷注子，口呈喇叭形，把的前方置短流，腹壁压印四条内凹的直线，椭圆形腹作瓜棱纹，器表施一层青黄色釉，器物很像一只瓜果。该窑址中出土的水盂，矮直口，扁圆腹，平底，上腹压印出六条凹线，其器形像蒜头，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13）。又如上虞上浦窑山、黄蛇山窑址出土的四耳罐，翻沿，短颈，斜肩，上腹近直，下腹斜收至底，腹部压印四条凹线，作瓜棱纹，内外施青黄色釉，器物也极像一只将成熟的瓜果（14）。上述情况表明，唐代的器物造型确有独特之处，造型艺术上的成就在制瓷史上绝无前例，赞其“开一代未有之奇”的确是非常恰当的。
2.装饰技艺 唐代越瓷的装饰方法以刻划为主，其他有堆贴、模印和镂雕等数种。刻划装饰主要用在粉盒、油盒、盘之类的小型器上，少数也用在壶、罂之类器型较大的器物上。如浙江博物馆收藏的龙柄鸡首壶（15），就是采用刻划装饰艺术的，它在器物的肩部和腹部刻划出莲瓣纹和卷云纹，使器物增加美感。采用模印装饰方法的，如宁波小洞岙唐代窑址中采集到的标本，其模印分阴纹和阳纹两种，图案以秋葵为主，其他还有龙纹双鱼纹等（16）。采用模印这一装饰工艺，可使纹样的立体感效果大大增强。
镂雕装饰工艺，比刻划、模印、堆贴装饰方法要少。镂雕装饰在熏炉上较多见。为使熏炉内的烟雾能向外散发，熏炉的炉盖基本上都镂孔。代表那时镂雕装饰最高水平的，是吴越水丘氏墓出土的镂孔炉。该器分炉盖、鼎炉、炉座三部分，器物上不但用了镂孔装饰，并且在孔周还配以褐彩云纹，使镂孔和彩绘两种装饰花纹相互生辉，实用与美观得到有机统一。
在一件器物上，一般只用一种装饰方法，但也有多种装饰方法综合使用的。上虞上浦黄蛇山窑场生产的蟠龙罂，其颈部堆贴宽扁状龙体，用手指在龙身上压捺出鳞片，背上方划龙鳍，腹下划三爪足、颈肩部对称地贴四个扁圆形耳。这件器物就是采用了捏塑、堆贴，刻划等多种装饰方法。又如浙江博物馆收藏的唐代海棠杯，系用模印而成，杯内饰刻花，器物内外施润泽匀称的青黄色釉，像这种多种装饰工艺的综合使用，优美的造型配以遒劲的刀法和流畅的线条，使器物的美观在节奏与韵律上得到统一。这时期的纹样以莲花、荷叶、芙蓉、海棠等植物花卉题材和龙、凤、鹤之类的图案为较多见。
在瓷器装饰艺术中，施釉也是装饰形式之一，在朴素无纹的瓷器上施以青绿如翠、滋润类玉的青釉，使器物表面更加光滑平整。由于施釉，同时也能降低器物的吸水率，使产品更趋实用和美观。唐代越瓷的釉色有青黄、青灰、米黄、鳝黄等数种。总体上看，施青灰色釉的，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光滑滋润；施青黄色釉的，其釉层有的晶莹润泽，胎釉结合牢固，而有的胎釉结合较差，蚀釉和釉层剥落现象较多见。如上虞龙浦唐代窑场生产的尖唇、敞口、斜直腹、底置矮圈足碗，通体施青灰或青黄色釉，其胎釉结合十分牢固，很难见到蚀釉和釉层剥落的现象。又如该窑场生产的水丞，通体施青黄色釉，釉层光滑滋润，类冰似玉。
二、唐代越瓷造型和装饰风格形成的原因
唐代越瓷不但以造型优美闻名于世，“千峰翠色”般的釉色也令人叹绝。那么，越瓷生产为何恰恰在唐代中期以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它与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们生活习俗改变和思想观念更新，以及审美观的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1.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对制瓷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唐朝自618年立国以后，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社会经济高度发展阶段，至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7）这样空前的繁荣景象。杜甫在《忆昔》诗中描绘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在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在生活上丰衣足食后，必然会对生活必需品的陶瓷器的制作工艺有更高的要求，希望有丰富多彩的器物种类和更精美的制品来满足社会需要。不难想象，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会对精神方面的享受必有新的需求。制瓷业便掌握时机，投其所好，创制出一些新的瓷器品种来满足社会所需。
2.生活习俗的改变，促使器型向轻薄、精细、小巧玲珑方面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由原先的席地而坐改变为垂足而坐，这一变化对制瓷业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汉和六朝时期，人们由于席地而坐，生活器具多数放在地上，器物安上双耳或四耳可便于穿绳携拿。而到了唐代，人们垂足而坐后使用了桌椅，器具可放在桌上。这样，由于桌面面积以及承重负荷受到一定的限制，原来那种器型较大、器物厚重、质量粗糙的器皿已不再适用，于是促使制瓷业在器物造型以及器壁上向小巧、轻薄、精细方面发展。此外，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它设置管理机构少府监来专门掌理百工技巧。在制瓷业方面，还设官督造，对瓷器的质量有严格的要求，并把官方作坊的“劳役制”改变为“工役制”。这些机构的设立和工匠制度的改革，对瓷器质量的提高和器形的变化，同样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