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广泛引进海外中国研究成果，仅专门丛书就有好几种，但这项工作迄今为止还远未完备，特别是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论著未能及时引进。比如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九八九年就由葛剑雄译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经何先生建议，二〇〇〇年三联书店新版更名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但他的另一些论著，如《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至今还未与我们见面。此书不但涵盖之广为考古学界所罕见，而且在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否定了西方盛行的有关旧大陆农业及文化皆起源于西南亚两河流域的观点和理论。它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重要论著，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张光直古史系列等互为补充。何先生认为，李、张的方法、材料和结论均有严重错误。尽管李约瑟毕生宣扬中国文化令国人感佩，“但在讨论主要文化因素起源时，李氏深潜的西方优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客观冷静地做纯理性的权衡判断，便不能严肃地评价所有的实物和文献证据，便不免采用从西到东的‘激发性传播’的预设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四二八页，香港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四年版。以下引用该书时，只标注页码）。因此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农业、青铜和天文三个方面的历史解释都是错误的。至于张光直先生，错误更为严重。比如他认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游耕制，仰韶人也采用所谓“砍烧法”，而何炳棣则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在具有“自我加肥”功能的黄土地带，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张光直六十年代初撰《古代中国的考古》时，完全不知利用中国地质方面不少篇华北土壤各层的孢粉分析报告。我有关中国农业起源中、英论文和中文专刊陆续问世之后，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点此类资料以求补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华北黄土地带不少地点的孢粉分析，偏偏只引用辽东半岛普兰田和台湾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证成他华北湿润多林木古自然环境的立论。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第四〇二页）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个大问题，不同方法和观点之间完全应当展开竞争，谁是谁非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一面是李、张之书一版再版，另一面是何著无由得读，这就可能导致我们对海外中国研究成果乃至对中国古史的片面了解。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通常会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旨意，附于书尾，俾使后人知人论世、评论得失。虽然，何先生老当益壮正以其毕生之学集中阐发华夏文化的“宗法基因”，我们也期待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迭有创获、不断奉献，但一个年逾八旬、成就显赫的老人无疑可以也应当回首往事、总结一生，以其丰富的经历、深湛学思启示后人。史学原是记忆之学，它根据史料重建过去于依稀仿佛之间，从广义上说，人类的一切经验和事件都有研究的价值，学者的生平就是其所属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何先生积久成习，不但有意识地把回忆录写成其全部论著的一个导论，而且自觉地使之具有丰富的史学意义。
首先，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量叙述其家世背景、校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形势、学术论争等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社会文化方面的材料。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的具有重要价值。比如一九三〇年代北平学潮汹涌，何先生以当事人的身份指出：“30年代清华教授和大多数学生却都认为南京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第八九页）何先生自幼即仰慕哈佛，最后却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其原因与留学生在中国的势力、地位有关：“大战后中国以五强之一的地位，必然需要大批人才；而在中国‘校友’关系似乎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些。在中国高知中，再没有比哥大校友更显赫的了。”（第二〇六页）在外交、哲学、教育界、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工学等领域，执牛耳的都是哥大留学生。何先生求学治学多在中美名庠，所遇多为老师硕儒，他不惮其烦地回忆当时学校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教学程序、考题内容、答辩范围等等，也评论性地追忆了一些中外著名学者的学术观点、治学特点乃至个性风格等等，不但令关心学术史的读者兴味盎然，也是当代学术教育特别是史学教育所必须参考的。比如享誉海外的杨联陞的方法之一：“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杨联陞兄治史诀窍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美誉。”（第三七五页）何先生的经历还为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佐证。如一些前辈学人每有忆及留美期间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但何先生却感到，留美学人是否受到歧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第二七一页）在修完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之前的口试中，何先生回答其导师“哲学激主义”的“激进”究竟是什么含义时说：“在边沁时代的英国‘激进’丝毫没有用暴力推翻政府及从事社会革命的意思。……‘radical’的真意与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换言之，边沁及其信徒从理论上力求从最根本处（如假定的人性避苦趋乐论）出发。但在政治实践上当时高知与政客认为主张全民普选者是激进分子。就边沁学派而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推到理论极端，势必引到全民普选不可。”又如英国宪法史上有三个意外的人事因素有利于议会主权的发展，包括掌握财务的纽卡什公爵以腐败维持议会多数席位的行为：“英国史上出名的‘腐败’一章，与传统及当代中国的贪污岂可同日而语？”（第二三五、二三八页）如此等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相关问题都极有帮助。
其次，何先生的回忆录是其史学研究的继续和深化。一九五〇年代末，何先生根据明清两代登科进士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最精确的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会流动，发现明清五百五十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见世家大族无法防阻其长期“下向”流动。但后来美国研究中国家庭制度的重要学者，如著有Statesman and Gentl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九八六年）的Richard Hymes和著有Politi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九九一年）的Benjamin A.Elman等人却突出家族、婚戚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并批评何先生低估了家族的积极功能。在回忆录中，何先生除根据史料进行反批评外，更以自己的家世证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华何氏一门四房，何先生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的官费留学生，前者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后者官至上海市副市长，是何氏家族的“英雄”和“柢柱”，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职业里地位声望之高，他只能负担本房侄儿女的生计……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之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皇叔。但他主要支援的还是长房堂皇弟德华”。“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而延续其成功（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可能的），又怎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内外的同姓者呢？”所以一个家族能否维持或改进其社会地位，最主要的还是看族中有没有杰出的新血。“我希望本章‘附录’中金华何氏一族四房情况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于正确了解现代中国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第二四～二五、二九页）在许多地方，何先生通过回忆生平的方式重申、强化了其史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和结论，使其回忆录成为其历史写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学者的回忆录从来都是不只属于学者个人，但像何先生这样把个人的身世经历与其所涉及的史学论域内在一起来的却不多见。比如何先生尊敬的前辈史家蒋廷黻、萧公权等人的自我回忆就较少学术思想方面的内容。
最后，何先生的回忆录启示了一种治学的门径。作为一位真正自觉的学者，何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都奉献给了史学，其自然生命与学思历程和谐统一，所以，毫不奇怪，何先生的几项重大研究几乎都是由偶然的因素诱发的。
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决定转向国史研究时，燕京学长杜联喆以其研究“商籍”的论文见示，何先生由此了解到清代的“商籍”并非反映一般商人，而仅指两淮等几个盐商区为盐商子弟考生员所设的专籍。“这使我眼界大开，马上联想到古老的中国，历代制度上的若干专词不可望文生义就去应用，必须穷索其真实内涵及其长时期的演变。从第二周起我就试以两淮盐商为此行研究的对象。”（第二七一～二七二页）这就是他第一篇国史论文《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的由来。也是用这种方法，何先生在翻阅《清实录》及一些省志后，竟能对明清赋役制度中两个最根本的专词“丁”和“亩”做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诠释”，完成其《中国历代土地字数考释》一书。
第二次是研究中国农业史。“1953年最令我兴奋的是明嘉靖1563年版云南《大理通志》仅存第一、二卷，而卷二‘物产’中竟跳出望眼欲穿的‘玉麦’！这是我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的关键性实证之一。”（第二七八页）结果是何先生的一代名文《美洲作物传华考》的问世。
第三次是一九五八年春夏，哥大社会学系教授Bernard Barber在漫谈中提到社会学界研究社会流动，近年来注意到“机缘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要。“我首先听见这个专词外语，马上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并立即相信传统中国之方面的资料丰富多维，大有作头。三直多年后回想，真是一、两天内就个人忆知的制度及非制度的种种促进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因素，建构了一个‘观念的框架’。”（第三〇七页）其研究成果是《明清社会史论》一书。
第四次是一九六四年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研究。当何先生正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虑时，老同学徐高阮从台湾寄来经其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何先生立刻发现该书包含着中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后写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
第五次是晚年的思想史研究，何先生一向无意进入此一领域，一九九一年无意中读到杜维明有关孔子“礼”的论文，发现此文语境跳跃且曲解古书。“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评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第四四八页）十年求索，何先生用中文发表了十一篇思想史论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考证《老子》的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成书早于孔子半个世纪，为最早的私家著述，其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结论如被认可，则先秦思想史就要改写。二是确认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宗法性质。从新石器时代华北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到因此而形成的祖宗崇拜，从西周建立宗法制度到秦汉时代对宗法机制和宗法意识的保留。“宗法是民主的悖反，其理至明。如果我的推论尚未无大误，当代第二、三代新儒家及其海内外唱和者认为传统儒家理论中有民主的源头活水的看法，照理就很难成立了。治学方法上，极大多数的当代新儒家和我见解的主要差别是由于彼此专业性质的不同。前者便皆注重诠释《西铭》词语表面普泛仁爱，甚至‘齐物’、‘平等’的一面，而以考证历史真实为已任的历史学家，必须探索《西铭》冠冕堂皇词语深层意识中，为专制帝王合法性的形上辩护。”（第四六七页）这些论文打破了哲学家、哲学史家在思想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当代新儒家之外提出了另一种叙述方式和评论标准，对当代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偶然的因素之所以成为深入研究和重大成果的诱导，恰恰说明学思之道不在直接感兴和一时灵感，而在于高度自觉的史学意识和长期积累的探索能力。史学中人多能接触何先生看到的那些论著，但只有何先生目光如炬，迅速由一两点暗示举一反三，扩大为专题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些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而是艰苦的学术训练、紧张的问题意识、坚实的史料基础等这些基本的治学训练。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有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其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何先生学思研撰的历程，具体而微地体现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之于学者的重要性。
所谓“立志须高”，就是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何先生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少年时代其父就激励他的上进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何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他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抱定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入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的‘汉学’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刊物——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第一〇～一一页）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先生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一九五〇年代末，每夜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第三〇九页）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学术的世界丰富广大，不是每一个学者，事实上也不需要每一个学者都以第一流自期，读者、社会也需要很多优秀的普及性论著，但只是因为有了像何先生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学问，学问的魅力和学者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知识和文化也才能得以精进发展。何先生经历过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夙夜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所谓“入门须正”，就是严格的史学训练。史学首先靠材料说话。“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第四九一页）何先生之所以选择英国十九世纪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为博士论文题目，重要原因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有关此一问题的大量资料，从议会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辩论记录、报告、档案等等相当完整。论文引用资料四百零七种，其中有相当多的“草根性”的最原始的资料。“初入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第四八七页）转入国史后，何先生选择了广义的人口史研究，也是因为美国的国会、哥大和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方志类图书收藏特别丰富，他感到：“传统学人中以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参阅方志最多，据他《肇域志》的序言和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一生确曾阅读过千种以上的各省地方志。由于美国各大图书馆高效系统的收藏和使用上的便利，我以三个夏天基本上翻遍了三千种方志和三四百本善本方志胶片，较之古人，真是幸运得多了。”（第二七九页）这些史料成为何先生源源不断的学术成果的基础。比如在中国会馆起源问题上，杨联陞曾认为会馆最早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年），在国际上几成定论，但何先生从一九一九年版的《芜湖县志》中找出两条记录，证明永乐迁都北京（一四二〇年）后，即有芜湖会馆的出现。何先生的主要论著无一不以史料坚实著称，他发愿要在史料上超过日本学者。一九六〇年代初，他曾有意研究满人汉化，但考虑到这方面的史料多在北京，海外决无优势，因此放弃；有人邀请他在两淮盐商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十八世纪的扬州，他也觉得材料不够而没有写。当然，占有史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如何使用史料、分析史料。何先生在方法上特别注重考辨概念的历史涵义，强调对于传统概念不能望文生义，不能轻易接受今人的概括。比如他对清代的“丁”、“亩”两个概念的革命性解释过程是：“缩印本雍正1735年《浙江通志》有关户口田赋诸卷中，全省77县县名之下，四分之三以上有县份都有小注‘随粮起丁’或‘随田起丁’。这类小注，加上平素获得有关明清赋役第二性的知识，使我立即作出初步判断：清初的‘丁’无论是各省府州县的细数或是全国的整数，都已与成丁无关。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据清初的‘丁’数推测中国人口的专家学们，都是方法上根本错误的。”（第二七三页）即使对于思想史这样似乎讨论抽象问题的领域，何先生也认为要真正回到历史，“历史学家绝不应允许哲学和哲学史家极力净化儒学而置之不理儒学长期的政治社会实践于不顾”（第四四八页）。这一方法，发扬了傅斯年等人取资德国兰克学派而又卓有成效地运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语言学。
应当说，对于一位成就卓著的史家来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还只是主观愿望和基础条件，在此之上还得有融会贯通、纵横解释的综合能力。史料庞杂，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在历史上下文中判断其真伪和价值；往事朦胧，只有具备很高的综合能力才能从片言只语中搞清线索、提出大问题，章学诚早就说过：“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史学一定要有分析有综合，一定要以社会人生而不是以若干个别事实为中心。即以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傅斯年而言，余英时也发现：其“《性命古训辩证》中许多观点可以改变我们过去对傅斯年取向的误会：即他并非胡适所谓‘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大量运用想象力，最显著的例证是他在书中讲‘天’，颇多推测性质。但若非如此，傅斯年绝无法写出这样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书”（余英时：《学术思想史的创建与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四二六页，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何先生把自己对综合的重视称为向“大处”进军：“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过于繁琐考评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环境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第七三页）这一梦想终点站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以实现。综合何先生对“综合”的理解，约有三义。第一，治史须兼治社会科学。前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张先读西洋史，采西洋史学观点方法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问题。受此影响，何先生在海外决心不走汉学之路而力求进入社会科学园地，他对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多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而其有关美洲作物传华考的论文就“已在植物学史上赢得了一个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第四八八页）。第二，治史须进行文化比较。何先生在清华的导师是精于考据的陈寅恪先生，但他更为心仪且终生受其影响的却是雷海宗先生惊人的综合能力。回忆录中两次提到一件事，一九三七年历史系的茶话会上，陈寅恪相当高声地对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雷先生不过是在数步之外，绝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何先生对此当然略有微词。“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的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雷先生的“大”就是其根据并修正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比较各大文化的同异，把握中国文化的特征。“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一一九页）第三，治史须有多维平衡思考的能力。何先生的成果以考证坚实有力著称，但即使是考证，他也认为：“突破性的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上世纪二三直年代《古史辨》设法中，老子年代始终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有些‘大师级’的学人们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第四八九页）相应地，何先生在史学上的综合大略也有三种类型。
一是跨越学科的综合。人类历史前后呼应、左右关联，虽然其间充满后现代所“考古”出来的矛盾、游离和断裂，但即使这些矛盾、游离和断裂，也须在一个整体联系中才突显出来。因此，史学是一门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从各有关学科中吸取营养。何先生眼界宽宏，举凡古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制度及农业史等等，均有深入研究，且以专长宏观史论著称。以《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为例，在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最后划定的三十平方英里的“大洛阳”的全部城郭为隋唐都城设计者采为城垣所圈的总面积的结论之后，他进而以陈寅恪“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即安上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的判断为基础，分析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地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和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唐宋以降，阀阅制度渐次削弱，阶级身份已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市毗邻，仕宦与万庶肩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至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第三七三～三七四页）。这种既观照洛阳城郭在其前后时代中纵的线索，又考察它与同时代一切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各种可能的横向关系，正是章学诚所谓：“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
二是比较的综合。何先生在清华时对西方史已有相当了解，而且在其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均有深切理解。“也许由于当年学习西史相当认真，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的比较。”（第四八八页）很多研究因比较而视野开阔、新论迭出。比如《清实录》中广东省在呈报田地沙滩的顷、亩数字时，前面都加了一个“税”字。“这一小小发现立即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这些顷亩数字并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积，很像是经过折算后入册的‘纳税亩’数。”（第二七四页）何先生之所以在“速翻”《清实录》时即对“亩”有革命性解释，得益于他对英国史的了解。据英国十一世纪法令，田地最大的纳税单位是海得（hide），即一百二十英亩（实际数字各地相差很大）。这原是篇幅较大的英国史都会讲到的一个英国史常识，一般中国史学者也许不会对此完全无知，但他们没有想到英国史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清代的土地制度，只有对英国史烂熟于心的何先生才能触类旁通，一举确定清初的“亩”数并不代表真实的耕地面积而是纳税单位。同样，在评论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时，何先生认为张对“绅士”的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构成他所谓的‘绅士’的最大多数底层的‘生员’，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说里往往被讥笑为‘穷秀才’。这与近古和近代的英国gentry（被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是法国社会所没有‘亚贵族’地主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实有天壤之别。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官书，张所谓的‘绅士’的总数尚可勉强推算，至于他们的财产，甚至他们大多数是否有财产可言，根本无法知道。基本数据既如此残缺，绅士的定义又如此欠通，怎能严肃地进行绅士收入的研究？”（第三〇一页）可见，研究中国绅士也要了解西方绅士，否则从搜集材料开始就可能出错。
三是诠释的综合。何先生的回忆录全文摘抄的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有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民族至今仍生生息，研究中国史不能不注重其连续性，不能不注重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但人间沧桑，世事无常，俯仰之间已成陈迹，史学的对象注定了它不能将所有材料都搜罗齐备、将所有史实都考辨清楚之后再下宏观性判断，除了据可靠史料鉴定史实，尽可能重建历史真实外，今日史家也要发挥主观的价值及其对时代问题的感受，解释基本史实的内在关联，说明历史的变化与发展。易言之，理想的史学既“证”且“疏”，如此方能“通古今之变”。以何先生对两淮盐商的研究而论，主题是考释两淮食商的生产及销售组织、估计场商、总商及运商的数目以及全体盐商的利润和财富，其结论是全部两淮盐商年均总利润约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叶总利不少于两亿五千万两，远远超过广州十三行的总利润。两淮盐商之家必有资产超过千万上者，资产数百者亦有数十家。至此，这一研究的直接目的是完成了，但何先生继续追问：何以这个资财雄厚的商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他认为，首先是两淮盐商与其他社会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费”的心理情结，其次是盐商子弟中中试成为进士、举人、生、贡的人数越来越多，家族成员中经商的比率越来越小，巨富之家财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第二八五页）。“美洲作物传华考”首先是一个农业史问题，但何先生一旦考定十六世纪前半叶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马铃薯传入中华并向旱地、沙壤、山地推展，对中国旱地利用及杂粮生产贡献巨大，构成近千年来第二次农业革命，则其意义立刻放大。它上承北宋初叶以降，主要由早稻的传播和增产而构成我国千年以来第一个长期农业生产革命，使一一〇〇年左右我国人口在人类史上首次超过一亿；下接康熙开始的“轻徭薄赋”、“开明专制”所造成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国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的两亿七千五百万迅速增加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的四亿三千万。人口既然激增，资源便极其窘迫，经济则陷入困境。何先生认为，今天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可能应归咎于十九世纪种植玉米的农民对山地的无情榨取。这就是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人口过多和普遍贫穷的问题在道光年间已经存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洪水、干旱、沙尘等等都有历史的原因。清初文人魏禧有“考古以证今”之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古为今用”，但何先生的人口史研究确实凭借其合理的解释和推论“通古今之变”，为认识中国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唯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何先生敢于战斗、善于战斗，最终赢得了胜利。学者的战斗是一个人的战斗，辉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愤郁。何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孤军作战”，但他所收获的，却属于全部炎黄子孙。中华复兴赖学术，战斗正未有穷期，何先生的回忆录召唤着更多的人来继续这种“一个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