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前些年写作的有关文化人物的文章选集。我原来学中文，后来转向更大的文化范围，偏重在历史与理论，对个性鲜明、贡献各异的中外文化人物始终兴味盎然。这要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秋，那时我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中文，一次在扬州汽车站等公共汽车回家时，遇到两位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同乡，他们正对着一本当代文学史教材谈论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迹，我至今记得是李准、王汶石、杜鹏程、茹志鹃这些人。两位同乡入学前就是中学语文老师，虽成绩甚好，却因年龄较大而只能读大专，但他们对文学、作家、当代中国的了解却非常丰富，他们所说的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成名及后来的状况等，我觉得非常新鲜。从此，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我总是对这个领域的人抱有最大的兴趣。现在想来，我个人的成长，多得益于那些年长的同学。我是七八级学生中年龄较小的，同学大多为一九五〇年代出生，他们一些不经意的闲谈，对我很有启发。记得一九七八年秋入学不久，我就从同宿舍的同学中知道了一些“右派”的名字，然后我便到图书馆借来他们的作品。刚刚读完，这些人就平反了，很快成为一九八〇年前后中国作家中的主力。我此前的阅读恰逢其时，而当年的阅读经验至今仍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
前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一起到香港，回来时在机场停留，在书店看到一些有关“文革”人物的书。王杰说他当时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一位北京来的同学就说过“××是冤案”之类的话，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我也是多年以后才有所认识。王杰只是随口一说，却使我想到，如果我当年就知道或听说过这些，可能会节约许多阅读理解的工夫，可以在文化、历史研究方面有更好的成果。可惜其时我所在的是地方性学校，同学多来自苏北乡村，见闻总体有限。此时我再回想此事，也就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年轻学生都喜欢到重点大学、中心城市学习。一九七〇年代末的几年，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刻，某些信息、观点、政策等可能会对一本教材、一个学科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哪个学校学习、和什么人在一起学习就很重要，小地方和大地方、乡间少年和权贵子弟，在学习资源和知识起点上毕竟是有明显差别的。幸运的是，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对文科来说，资料、信息等都很容易获得，学生对环境的依赖要小得多。至于有些人希望利用各种学习的名目上下其手、拓展人脉资源等，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说到人物问题上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一个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时代，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都不再只是传统所谓“知识人”、“文化人”的专利，政策、机制、企业可能更为重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个别的人物似乎也不如整体性的民族传统、叙事方式、符号结构、风尚潮流等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我始终认为，即使在今天的文化形势下，文化创造依旧需要杰出的个体，他们的品位、能力、经验仍然是我们研究文化所不能回避的。在文化上，不能搞一人一票，总是有少数人更有发言权。这也是本书文章写作的动机。
初冬的江南天朗气清，我怀念温暖的南国，也特别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还记着我这个曾在广东工作的人。
单世联
2014年11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