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爱玲出《对照记》，里面有张她和李香兰的合照很有意思。李香兰当时是明星，又是出了名的美人，与她合照，其实很尴尬：一是张爱玲太高，两人站起不搭，二是，美艳度上张输李了一层，想要“和谐”，就必须“不走寻常路”。为了抢镜，张爱玲想出两招来。第一，坐着。照片中，她静静地坐在一张蒙着白布的椅子上，旁若无人，李香兰倒像是她的丫鬟。第二，不看镜头。李香兰是明星，一贯看镜头，微笑，张爱玲则不看镜头，招牌式地将眼光调向草地，作睥睨人间状，端庄的李香兰反倒被衬得有些过于敦实。
张爱玲与李香兰，这两个都曾在历史上惊鸿一瞥的人物撞到一起，真具有一种错位的喜感。《杂志》社举办纳凉晚会时，张爱玲问李香兰：“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李香兰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这是讨论电影，却更像是谈人生。因为自从和胡兰成认识，张爱玲就没有想在情感世界里上演一出“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的意思，胡兰成比她大20多岁，结过婚，有不少情人，而且，他是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虽然张爱玲不愿提及，但在她内心深处，却始终绕不过“汉奸”老婆这个问题。
事实上，张爱玲不是没有这个政治警觉。李香兰来上海，是在抗战结束前，张爱玲和李香兰的历史性会面，也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促成的。日本人希望张爱玲为李香兰写一个电影剧本，张爱玲委婉地拒绝了。在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在有日本背景的报刊上发文章，谈男女两性情事，对日伪政府来说，有粉饰太平的功效，但让张爱玲做汉奸，到底不行。李香兰则不。她13岁被中国人收为义女，接受中国教育，但后来却为日本人做事，成为伪满著名的明星。李香兰的日本人血统，让她有了游刃的空间，为伪满做事时，对外她宣称是中国人，被国民政府审判时，她又因“重新”做回日本人而无罪释放。中国、日本的好处她都占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名，在日本的土地上避难，历史的是非中，她只做一个无辜的弱女子。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胡兰成的“牵累”停笔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她依旧留在上海。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想单纯地以男女情爱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与胡兰成的感情。1950年，她在上海的重华新邨沿街公寓开始提笔写小说《色·戒》，那个女学生佳芝爱上汉奸易先生的故事，固然不全然能与张胡恋画等号，但对张爱玲来说，或许是种心理压力的释放。可惜，在新的时代里，这小说她写不下去，也容不得她写下去。张爱玲没有像李香兰一样去辩解，而是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需要一个更加中立的环境，民族主义情绪过于高涨的环境，至少让她很不舒服。1952年夏天，张爱玲以完成港大学业为名，仓皇出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