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继承性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喻的唯物主义优秀成果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部分才创立了自己全新的劳动价值论。可见，没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如果不继承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各门学科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昌盛和丰富多彩。因此，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应当继承前人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广泛汲取当代各学派研究的精华，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种把前人研究的成果，不假思索就一概斥之为“传统理论”全盘加以否定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对于创新财政学理论体系只能有害而无益。
2.明确借鉴西方理论的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来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尤其是科学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要勇于突破陈旧理念，大胆借鉴。努力汲收世界各国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成功经验，以丰富、发展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我们提倡大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犹如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道理一样，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依附于它国，丧失自己经济的独立性。因此，那种唯我独尊，完全排斥外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那种不加分析，为了借鉴而借鉴、全盘照抄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历史反复证明，外国的东西不研究中国这块土壤有多大需求，简单拿来是不会成功的。
3.弄清理论创新的源头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优秀研究成果，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正确的理论往往又是在同错误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见，理论创新的基础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一切理论创新的源头和出发点。因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判断理论探索中的真伪，唯一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看看这种理论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过程中，不论是继承前人研究的优秀成果也好，还是借鉴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好，都必须把这些理论统统放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要坚决坚持；错误的则必须坚决否定。实践变化了、发展了，这些理论也必须随之变化和发展。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这是财政学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并且具有勃勃生机的根本所在，是理论探索创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础。构建中国财政学新的理论体系，离开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我们所谓的学科理论体系，不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就是书院式的教条。这样的理论体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误导读者。
4.坚持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的形势面前，想不想创新，敢不敢创新，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新世纪的激烈竞争中能否赢得主动的关键。
任何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理论探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正确地解释过去，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科学地预见未来社会活动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指导工作实践。要解决这一问题，核心在于勇于创新，敢于会创新，不断有所前进。我们强调财政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继承、借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新，为了使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屹立于世界各学派之林。
十二、论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之根基
财政理论问题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建立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财政理论基础不同，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及其基本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论著，为推动不同时期财政学建设、完善财政学理论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财政理论研究的众多文献中，遗憾的是不少学者把财政基础理论等同于财政学理论基础。财政理论探索多局限于财政学基础理论范围，而忽略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一个更深层次，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图就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根基，提出一些粗浅见解。
一、财政理论变迁的历史回顾
人类的财政活动，总是同国家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和罗马就有财政收支概念的记载。中国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向劳动者征收的贡赋，实质上就是财政税收形式的雏形。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把财政理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二百多年。
西方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第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于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该书中，斯密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和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斯密认为，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等几个方面；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斯密还提出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以及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税制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最后3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比如《礼记·王制》篇就有“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春秋时代有主张普遍减轻徭役，薄敛赋税的财政思想，即轻徭薄赋之说。这些财政思想为历代王朝安邦治国都起了一定作用。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著。我国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著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著作，如陈启修著《财政学总论》、李权时著《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著《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一百年。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对“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建立财政学理论体系，显然已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研究这门学科的概念、本质、职能、原则、运行范围及其属性。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国财政学建设受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这种“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既不能解释诸多历史事实，也不能回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财政现象。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从国家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入手，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为标准，界定财政分配与其他经济分配之间的边界，提出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理论体系的创新见解，即“国家分配论”或称“国家分配关系论”。随后又有“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之说。特别是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财政理论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理论界相继提出了“社会再生产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各具特色的创新见解，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发展。应该说，这是多年来我国财政理论探索的宝贵成果，为财政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二、中国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财政理论发展过程的历史回溯，无可辩驳地说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反映着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关系。财政学建设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两条发展线索展开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根据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很不发达。因此，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决策，都必须从这个根本出发，任何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初级阶段客观实际的倾向，都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明显特征。那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