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财政的本质
一、财政的基本含义
（一）什么是财政
财政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国家以后的产物。但是，到底什么是财政，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很大分歧，有着多种多样的见解。有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权对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之说；有财政是“国家为执行各种社会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在占有和支配一定份额的社会产品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之说；有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力量，通过集中一部分社会财富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之说；有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之说；也有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之说。总之，财政的定义众说不一，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简短、准确而又较为全面概括的共识。我们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凭借国家权力，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分配活动。我们坚持这种见解，究其理论依据主要在于：①这一表述阐明了财政范畴的存在依存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离开这两个条件就无财政可言。②财政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特殊分配，突出了国家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分配客体为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界定了财政分配与社会其他分配活动的范围及其属性。③明确了财政分配的目的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达到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④能涵盖各个社会形态的财政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例如我国历代财政收入上的实物贡纳和实物征收，财政支出中的禄米制等。
（二）财政产生的条件
把握了财政概念之后，研究财政问题必须进一步了解财政产生的条件。正确认识财政产生的条件，对于财政实践和财政理论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那么，财政是怎样产生的呢？财政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即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是财政存在的前提。
1.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是财政产生的首要条件。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社会产品分配只能在生产劳动者之间直接进行，以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生活需要，社会产品没有剩余，不可能在生产领域之外进行再分配，也就不可能出现财政。但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剩余产品，人类由原始公社进入到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剩余产品成为维护私有制和阶级的物质基础，财政也就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
2.政治条件
政治条件是财政产生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由于奴隶主和奴隶的经济利益不可调和，氏族制度的公共事务机关变成为统治和压迫的权力机构。“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行使它的职能，有必要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于是便产生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
（三）财政的发展
财政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直接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政权的更替，财政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就不断发展和变化。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人类历史上先后经过奴隶制、封建制和近代社会的雇佣劳动制三大剥削制度的国家，与此相适应，财政就由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演进到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财政活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随着社会发展、国家类型的转换而变化，奴隶制国家财政主要来自劳役地租、战争掠夺、纳贡，逐步转向封建制国家的农民无偿劳动、交纳实物地租、田赋捐税以及发行货币和公债等。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财政活动表现形式也就全部是货币了。
二、财政本质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财政的本质是财政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财政本质的理论基础，搞清楚财政理论之根基，是准确认识财政本质，构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财政本质的理论基础不同，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及其基本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财政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财政的存在可谓历史悠久。人类社会的财政活动，总是同国家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财政作为范畴的出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和罗马就有财政收支概念的记载。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向劳动者征收的贡赋，实质就是财政税收形式的雏形。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财政理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至今不过二百多年。
在长达二百多年的财政理论探索中，国内外学者从各国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论著，为推动不同时期的财政学建设，完善财政学科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在财政理论研究的众多文献中，不少学者把财政理论等同于财政学的理论基础，而忽略了财政学理论建设中一个更深层次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也就是财政理论依托之根基的研究，从而导致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的争论，以及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迄今为止，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长期无法求得基本共识。
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反映着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经济关系。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财政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必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二）西方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最后3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便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想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学说，财政理论也现出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三）中国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指导下建立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学理论建设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同财政学直接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定不移地作为构建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只要这个原则问题有了共同认识，学术争论的其它分歧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财政与国家、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和国家经济活动性质的关系，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指出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列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财政历来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已非常明显。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范畴的定义，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当然也要指出，国家的阶级性，决定财政的本质、职能和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阶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而不是道德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决定。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变化了，国家存在、同国家共存亡的财政，其职责和功能也将随之变迁，这种变迁反映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一点，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100多年前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其基本点在于研究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即研究加快资本运动速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世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丧失其重大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同我们认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程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没有运用好再生产理论，把握好商品经济的流通规律，饱尝了经济折腾所带来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