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会遇到储蓄不足的障碍吗？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国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短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资金短缺，说到底是储蓄不足。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迅速提高储蓄水平视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那么，是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遇到储蓄不足之障碍，发达国家则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抑或说，从时间趋势看，一国只有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才会遇到储蓄不足的问题，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国民收人水平的不断提高，储蓄不足的障碍将会逐渐消失？根据凯恩斯的储蓄（消费）行为假说，情形似乎如此。凯恩斯关于储蓄（消费）行为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储蓄是人们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尽管随当前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增加的程度小于收人增加的程度。因此，储蓄率有望在所有收入增长的国家中不断得到提高。储蓄减少了消费需求，一旦经济系统本身不能自动地使投资有所扩张时，储蓄过度便会出现。由于受凯恩斯上述思想的影响以及担心大萧条还会发生，人们曾对储蓄过度问题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于二战期间甚至预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收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会越来越大，而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如果投资需求不能相应地增加，一旦政府的战时需求停止，除非用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否则，经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无期限的长期衰退。然而，尽管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比战前有了很大提高，但这并未引起储蓄的大幅度上升，战争的结束也并没有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另一次衰退。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则开始出现了国民储蓄水平不断下降的趋势。
凯思斯关于储蓄（消费）的绝对收入假说只将现期或当前收入视作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其作为一个长期命题是难以成立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储蓄水平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些导致储蓄的增加，有些则导致储蓄的减少。当后者的影响大大超过前者时，相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所要求的投资水平就可能会出现储蓄不足，即使该国具有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讲，在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由于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时期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不尽相同，由此决定了不同时期储蓄过度与储蓄不足的相互转化。所以，经济社会既会受到储蓄过多的困扰，也会受到储蓄不足的困扰。关于这一点，刘易斯曾指出：投资的过程是否将自发地引起所需要的全部储蓄，以致人们不用担心储蓄而可以集中研究投资，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投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人们想要储蓄得过多或过少都是可能的……无论何时何地，就现行的投资水平而言，既可能有过多的储蓄，也可能有过少的储蓄。应该说，刘易斯的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日本向来以高储蓄率而著称，战后其国内私人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相对于国内投资来说，日本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日本的国内私人储蓄率存在着下降趋势。而在美国，储蓄不足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美国国内许多人惊呼，美国目前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储蓄危机。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第16版的（经济学）一书中无不忧虑地指出：近年来美国国民储蓄率为何如此剧烈下降，虽然尚未有人对此给出定论，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承认储蓄率实在太低，难以确保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投资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发出警告，认为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储蓄率低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会使美国经济的增长力量随时出现剧减，甚至步人衰退，只是时间早晚和程度轻重的问题。
一旦经济社会中出现储蓄不足，为消除这一障碍，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就有必要对国民储蓄水平进行干预。问题是，面对储蓄不足的障碍，政府应通过何种办法进行干预才能有效地提高国民储蓄水平呢？传统的而且也是常常被人们首先所想到的激励扩大储蓄的措施是提高利率。然而，实际利率的提高对增加储蓄的影响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利率提高对储蓄的实际影响，既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提高利率究竟能否引起储蓄的扩大，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情况。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提高利率能够带来储蓄的增加；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利率提高反而引起储蓄的减少。
为激励增加储蓄，另一种常常被人们提及的方法是把税收刺激作为增加储蓄的政策工具，实施有利于增加储蓄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储蓄的税收刺激能否带来国民储蓄的增长，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就税收刺激对储蓄的影响来看，其对储蓄也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至于最终表现为哪种情形，取决于纳税人所得数额的大小、储蓄的目的，以及纳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性质等。当储蓄对利率的正相关弹性不大时，旨在鼓励储蓄的税收刺激的效果可能并不显著。如：彼尔尼利用德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刺激对家庭储蓄的总体水平没有影响；卡罗尔和萨默斯发现税收刺激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但很微弱，涩谷、梅金（1986）和霍里欧卡对储蓄的利息所得免税效应进行的研究表明，税收刺激只会产生极小的正影响。如果国民储蓄并未因实施税收刺激而增加，或者储蓄的增加远远小于财政收人的减少，那么，这在经济上来看是不划算的。即使对储蓄的税收刺激确实能够引起储蓄的较大增长，那也不能据此认为政府应该把它作为增加储蓄的主要政策工具，因为这种刺激本身存在的扭曲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可能并不比较重的税收轻。不仅如此，广泛的税收刺激可能还会对政府的预算收支平衡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提升国民储蓄水平方面除了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利用通货膨胀进行储蓄动员。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理论中，通货膨胀被看作是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通货膨胀何以能增加国民储蓄？其主要理由是，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物价比工资上涨得快，则由于利润获得者的收入增加而使全社会的储蓄也随之增加。其实，如果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解释由于其所依赖的假定条件的严格性而往往与现实的情况相去甚远。根据上述解释，通货膨胀的储蓄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再分配的规模；二是工资收入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的差别的大小。首先，就前者而言，能够使国民收入在工资收入者和利润获得者之间再分配的充分条件是物价比工资上涨得快，或者说是工资的增加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只有这样，才会有部分国民收入从工资收入者手中转移到利润获得者手中，工资落后于物价的幅度越大，国民收入在工资收入者和利润获得者之间再分配的规模也就越大，从而在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储蓄效应就越明显。由此来看，通货膨胀能否引起储蓄增加，首先取决于物价是否比工资上涨得快，或者工资的增加是否落后于物价的上涨。的确，相对于物价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具有滞后性，在通货膨胀发生的最初的一段时期内，工资的增长可能会不及物价的上涨，但此现象不会维持很久。其次，就工资收入者与利润获得者各自储蓄倾向的差别来看，说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这或许是事实，但如果像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假设的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为0，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为1，则过于极端。据霍撒克对20个国家的分析，在短期内，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为0.04，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为0.49；而在长期，前者为0.02，后者为0.24。如果说这一估计是正确的，那么通货膨胀的储蓄效应就不会像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明显。
由于上述原因，欲想一次性地将储蓄提高某一比率，所需要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就会很高。瑟尔瓦尔曾运用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就此作过计算。计算表明，如果假定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为0，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为1，若不考虑工资——物价数值和工资占国民收入的初始份额，则为使储蓄率提高1个百分点所需的通胀率是较低的；但是，如果按照霍撤克提供的数据将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设定为0.02，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设定为0.24，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70％，工资——物价系数为0.7，计算结果显示，为把储蓄率提高1个百分点，通胀率应为13％；若工资——物价系数为0.9，则所需的通胀率为66％！为此，瑟尔瓦尔指出：“即便凯恩斯主义者也承认，为把储蓄率提高1个百分点，竟需要外加66％的通货膨胀率，这样来谋求经济的增长，代价是太高了”。
综上所述，在业已指出的提升国民储蓄水平的三种方法中，第三种方法即利用通货膨胀进行储蓄动员显然不可轻易地经常使用。而就利率刺激和税收刺激来看，在储蓄有足够的利率弹性时这两种方法可被适当地加以运用；但是，考虑到这两种方法的负作用，特别是当储蓄的利率弹性很小致使其储蓄动员的效果不明显且经济成本很高时，为更有效地动员国内储蓄，并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减轻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代价，寻找另一种方法作为替代就是必要的。在这里，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就是政府充当储蓄者，由政府储蓄弥补民间储蓄的不足。政府储蓄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一定时期政府财政收入超过经常性财政支出的部分。这部分财政结余既可用于政府投资，也可用于资助民间企业投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增加了社会上可供投资的资金数量，因而等于是提高了社会总储蓄水平。
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中政府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储蓄的必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强调。马斯格雷夫认为，既然政府持长远观点，那么，社会贴现率可能不及私人，以至要求更高的储蓄率。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率表现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特性。于是，私人储蓄必须由公共储蓄来补充。按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公共储蓄主要是指政府储蓄。罗伊·哈罗德在其创建的动态经济增长理论中，将政府储蓄视为弥补私人储蓄不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政策手段。在哈罗德看来，私人储蓄不足以使有保证的增长相等于经济所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而纯理论又不能说明利息率之上涨究竟是有鼓励储蓄还是有抑制储蓄的趋势，想通过玩弄利息率而把额外储蓄全部诱出来的做法是靠不住的。基于这一认识，哈罗德指出，在储蓄不足的国家里，对于政府当局来说，恰当的做法是，用政府的储蓄来补充低度的私人储蓄，以确保这类国家能有足够的总储蓄去资助与经济潜力相当的产量增长所必需的投资，而又不致引起需求型通胀。哈罗德还特别强调政府储蓄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对于长期的问题，部分的答案是用由政府当局通过自身进行储蓄的办法来补充私人的储蓄供给。许多欠发达国家显然是需要这样做的，因为那里的储蓄倾向孱弱。用增加总储蓄的办法，政府当局能够使得有保证的增长曲线可能与自然增长曲线一致，以及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实现其可能达到的增长。”舒尔茨认为，一项激励私人储蓄的减税措施使预算赤字增加，进而使国民储蓄减少。依靠对储蓄的税收刺激不可能推动国民储蓄大幅度增加。要使国民储蓄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储蓄。刘易斯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政府是储蓄的一个有潜力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即使那些经济主要交给私营企业的国家里，这一来源的重要性也可能超过所有其他来源。1991年5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83—1989年期间，国民储蓄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财政赤字低于其他国家。报告认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储蓄的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公共部门储蓄。1995年5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影响未来世界储蓄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的财政状况，该报告指出，假如主要工业国家政府将其公共储蓄率提高到1960一197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水平，这意味着政府储蓄会提高3.5个百分点，抵消私人储蓄下降后，世界储蓄率会提高约1.7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