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思想政治工作形式灵活多样化。过去思想工作多习惯于开大会，作报告，用单向灌输的方式进行说教。这一套办法现在失灵了，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我们也感到作用不大。为了使教育工作收到实效，我们试验了把教育寓于各个教学环节之中的办法，方式灵活多样。例如85、86级学生入校后，这些学生年龄小，接触社会少，实践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差，学习目的不够明确，成天无所事事，感到有些空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利用与业务部门关系较好的有利条件，决定87年暑假把他们放在财税部门参加实践，参加调查研究。有的同学在广泛接触社会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和市团委一等奖的表彰。又如今年我们针对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读书无用论和厌学情绪，我们邀请了78级毕业同学回校交流信息，深化教学改革的座谈会和本科学生的对话会议，让他们用自己参加工作六年来的切身体会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稳定了很大一部份学生的学习情绪，为深化教改收集到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设性意见。
以上就是我系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简要回顾，很不成熟。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紧密配合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建议学校对思想政治工作专职人员进行必要的短期培训，以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
二十三、探索真理、孜孜不倦
许廷星，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历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和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干事，四川省财政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经济学会理事。他1945年加入民建，1949年加入民革，是四川省政协各届委员，民革中央第五、第六届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成都市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许廷星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97年9月辞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以其渊博的财经知识，严谨的学风和为人师表的高尚品质培养和影响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许多学生已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知名教授和政府部门的领导。由于许廷星在教育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曾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四川省教委评为“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以表彰他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许廷星的一生，是为我国财经理论探索真理，孜孜不倦和教育事业发展艰苦奋斗的一生。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多年了，但他在财政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教学中的严谨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师德风范优秀品格，不仅西南财经大学学子充满了无限敬意，我国当代财政学界的精英也无不为之景仰，并导引和激励我追寻他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旅程。
园梦川大经济系
许廷星1928年小学毕业进入乐山县初级中学，1934年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阶段课程学习成绩一直良好，并对经济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较高的悟性，萌生了做一名经济工作者的理想。1937年许廷星高中毕业顺利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园了他进入高等学府系统学习经济基本理论、基础知识，聆听校内外资深学者真理之声的梦想，他的这一选择使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人生坐标的定位和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许延星大学就读期间，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成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常客。但他并不沉溺于书本，总是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审时度势地探索分析问题，获得老师们的普遍赞赏。1941年大学毕业，由于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受到各经济用人部门的青睐，受聘于重庆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参与编辑出版《四川经济季刊》、《四川经济汇报》，开始了他的经济研究生涯。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延星又兼任重庆相辉文法学院经济系及重庆正阳法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主讲财政学、高级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财政金融专业课程。与此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商务日报》和《国民公报》的编辑和主笔，为其撰写财政经济专论、社评等。并为重庆、上海有关的财政金融杂志如《财政评论》、《银行周报》等撰写财政、金融方面的论文。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教学中，他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时期的财政金融危机及其政策，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为“四大家族”服务的外汇政策等等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揭发和抨击，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创立国家分配论
新中国成立后，许延星参加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经济计划工作，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这在他学术观点的发展上是一个关键时期。1953年西南大区撤销调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他的财政经济学术观点的形成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许延星在他的经济理论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教学服务，主张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总结经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坚持真理，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写过许多很有创新性的经济论文和评论。许廷星自己撰写或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的主要论著有《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财政学原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年）、《社会主义财政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财政信贷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
财政的本质和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直接关系到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关系到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国家分配的性质、财政范围、职能、作用和任务的界定，还进一步涉及到建立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等一系重大问题。前苏联财政学界把“货币关系”作为财政的本质，并建立了相应的以货币关系为核心的财政理论体系。我国五十年代财政学界也比较流行“货币关系论”。在《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一书中，许廷星认为财政学不能只在货币形式上研究问题，而应当深入到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过程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去研究财政领域中的特殊矛盾，并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为标准，把社会再生产中的分配区分为经济属性的分配和财政属性的分配两大类型，从历史发展过程详细分析论证了财政的本质问题，于1957年在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地明确提出了“财政学的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理论体系的全新见解，即“国家分配论”或称“国家分配关系论”。许廷星的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财政基础理论从货币关系的圈子脱离出来研究人们物质利益的分配关系，是一项重大财政经济基础理论的突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认为把“分配关系分为社会经济分配关系和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也就是财政的分配关系）”，“财政学的对象应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把财政同国家的职能相联系，由此来规定财政学的对象，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认为“‘分配关系论’的提出，对于财政本质的探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克服了货币关系的缺点，解决了货币关系论不能解释的若干重要问题。他们关于财政同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的论点，是同马克思关于捐税的本质的分析相符合的。”指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界在50年代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搞清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另一方面弄清楚了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动……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动方式。”
许延星所创立的“国家分配论”，在老一辈财政学家的积极支持、倡导和坚持下，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断充实发展，已被国内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专家所接受，形成共识，成为新中国现代财政学基础理论的主流派，在国内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曾经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对指导财政工作实践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延星合作所著《财政学原论》是他在建国三十年多年来财政理论研究成果的又一重要体现。这部著作以马克思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我国财政学科领域出现的重要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分配的诸经济关系；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总体平衡、各级财政平衡、银行信贷平衡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预测等一系列财政学科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博得学术界的好评。
提出赤字临界点
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财政金融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其主导观点是“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许延星历来就不赞成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1982年他在《财政赤字与经济建设》一文中，对当时理论界一些同志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1.有了财政赤字，不一定要增加货币发行，比如财政出现赤字，如果用过去的财政结余或发行国库券来平衡，就不会增加货币发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2.有了赤字，即使是在向银行透支弥补条件下，增加了货币发行，导致物价局部上涨，也不能说是通货膨胀；3.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只要增加的货币发行量低于财政赤字的数量，物价上涨幅度低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的幅度，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就是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临界点。只要不超过两者关系的临界点，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许延星认为防止通货膨胀，应当从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入手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为通货膨胀的表现在于货币供应量过多，从而引起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同时，还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财政收不抵支缺口过大，也会加大银行信贷的压力，迫使银行增加货币供应。
许延星在财政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使他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但是在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摆权威架子，不搞学术专断，总是与同志们平等地进行讨论，注意吸取各家之长，补已之短，借以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
严谨的治学精神
许延星一生中，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他教书育人，治学严谨，笃行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财政经济专门人才，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为了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的经济学博士，他一贯主张在招生问题上严把质量关，选好苗子，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宁缺勿滥。在思想政治方面注重考察考生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专业知识上不是仅凭一张试卷定录取，而是对考生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分析其治学和研究能力，避免出现高分低能情况。学生录取入学后，他经常提醒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明确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教书与育人并重。特别注重通过各个教学环节使学生具有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由于在思想政治上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在专业知识培养上坚持各个教学环节的高标准，严要求，注意启发学生思考现实经济问题，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精神，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勇于创新。令人欣慰的是，许延星教授培养的博士生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结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质量的学术要求水平，毕业的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许多人已成为单位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二十四、论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相关性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存在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财政投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如何？财政投资应该退出竞争性产业吗？这些都是当前颇有争议的热门话题。目前，一些同志从“公共财政”的观点出发，主张取消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要么一概否定财政投资，要么对它的职能进行肢解。我们认为，“公共财政”在本质上是一种倒退。事实上，当代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财政投资也不都局限于非竞争性产业。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投资直接导源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政府的“人民性”和它的经济建设职能，离开了财政投资，国有经济就无法孕育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机制，公有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财政投资作为一项具有特殊内涵的经济活动，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职能问题，更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财政投资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托各级财政、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一定时期的投资战略，组织供应建设资金的来源；又是政府调控市场、表达意志的工具；更是财政参与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