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幻想什么，无论是在现实中或想象中体验什么，你始终要保持你自己。在舞台上，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你自己。随时要以人——演员的名义来动作。离开自己绝对不行。如果抛弃自我，就等于失去基础，这是最可怕的，在舞台上失掉自我，体验马上停止，做作马上就开始。因此，不管你演多少戏，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毫不例外地运用自己的情感！破坏这个规律就等于杀害自己描绘的形象，就等于剥夺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灵魂，而只有这种灵魂才能赋予死的角色以生命。（《演员自我修养》）
演员以自己的生命使剧本角色存活于舞台，而这个生命又是内心和外形的统一体，因此首先要用自己的感情去体验角色。
科格兰曾指出过演员成为表演材料化作角色的一部分功能，但那只是与精神、感情分割开来的肉体而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科格兰所说的表演材料（肉体）中灌注进精神和感情去。但是应该明白，真实而不是悬揣的精神和感情，对演员来说只有一副，无可外借，因而很自然地导致了“从自我出发”的结论。
这样做，会不会以自己的面貌曲解了角色呢？对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顾虑不多，因为他深信人的“有机天性”是共通的，普遍人性的种子是人人齐备的，演员身上当然也不例外：
……他身上总有着几乎是一般人所有的优缺点的种子和萌芽。
演员的艺术和内部技术的目的，应当在于以自然的方式在自己心里找到本来就具有的作为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种子，以后就为所扮演的某一个角色培植和发展这些种子。
因此，在舞台上所描绘的形象的灵魂是由演员用他自己的活的心灵的各种元素，他自己的情绪回忆等等配合和组织而成的。
……一个人有多少心灵元素、情调、情绪和情感呢？我个人并没有计算过，不过我相信它们一定要比音乐中的音符来得多。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这些东西是够你们用一辈子的。（《演员自我修养》）
总之，演员自身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情绪种子，一个演员如果不能在自身找到角色的元素，只能说明对角色的解释还不准确，还不深入，还不合乎普遍天性，而不能归因于他天性的匮乏。
对于这样的见解，历来颇多争议。演员单一的自我与剧本众多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会彻底消弭的矛盾，要是想把这些矛盾全都收拢到一己的“自我”之中全部予以融化冰释，毕竟是很难做到的。
从自我出发进行体验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之为“有机天性的下意识创作”。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实践者而不是心理学家，只能对进入这种创作状态时的感觉进行描述而无法做科学的概括。简单说来，就是在表演的一定阶段，演员突然进入到一种逼真的幻觉之中，当时的心理状态与生活中遇到这类事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一致，而且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逻辑行动起来。他这样描述道：
在当时的感觉中间，有时出现一些充满了真正体验的瞬间。那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就和实际生活中一样。我甚至有过就要陷入昏迷状态的预感，当然，这仅仅持续几秒钟，几乎一出现就消失了。然而这种幻觉是留下痕迹的。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我当时所经历过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这就是我初次感觉到跟我现在在舞台上已经十分熟悉的那种状态有些近似的、包含着很多下意识成分的状态的经过情形。
假戏真做，到了自我迷惑的地步；人我合一，一切举止言动都情不自禁了。追慕演员和角色融合的体验派当然把这种创作状态看得非常珍贵，《演员自我修养》中甚至把它称为“值得为之而生、为之当演员的那种东西”。在这种创作状态中，尽管所作所为并未受意识的明确驾驭，但表现出来又显得自然天成、真情毕露，事后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既然在毫不经意之中呈现出了自己的自然本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索性称之为“有机天性的下意识创作”。“有机天性”是指动力，“下意识”是指状态。
他认为这种创作状态不可多得，往往转瞬即逝，所以也不会致使演员一直沉沉迷迷地忘了角色任务。但这种稀有的创作状态为整个表演过程增光添色，作用不小，足以使一些重要的表演任务焕发出吸引力。体验派就是企盼着这种彻底地把演员消融于角色，完全地把戏剧铸合于生活的最高瞬间。
但是，这种创作状态又不可硬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用一系列的心理技术为引导，让演员在内外动作的顺序、逻辑中越来越信赖舞台真实性，逐渐感受到“我就是”角色，尔后步步逼近那种美妙的创作状态。初次排戏时是这样，今后每次演出时也可这样。
他甚至干脆认为，“体系”的任务就是为这种创作状态的出现准备温床。即使一点小小的真实，也会积聚成“我就是”角色的总体心理，这就是温床。
通过演员的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达到有机天性的下意识创作。
——这就是“斯坦尼体系”的真髓。
三、梅耶荷德的异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形成之初就遇到了对立面，比较突出的代表还是“自己人”，曾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的梅耶荷德（1874—1940）。
梅耶荷德于一八九八年在音乐戏剧学校毕业后参加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九〇二年离开剧院到外地自己组织剧团，自任导演，后又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邀回剧院在一个研究所里当导演。
一九〇六年之后他被其他剧院聘去导演一些剧目，并从事演出研究。十月革命后对戏剧改革更有多方面的尝试，曾倡导过“构成主义”的布景方法和“生物力学”的演员训练方式，组织过一些别开生面的演出。
梅耶荷德在前期曾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作过一系列辛辣的批判。最根本的一点，他认为体系把生活和戏剧混同了。
他认为，“戏剧是一种艺术，因此，一切都应当遵循艺术的规律。生活的规律与艺术的规律是不同的”（《舞台动作技巧》）。他说，体验派的演员“根本不是在‘表演’，而仅仅是‘生活’在舞台上”，“观众来剧院是看人的艺术的，然而，他们毫不费力地在台上走来走去算什么艺术呀？观众期待着的是虚构，是表演和技艺，而他们所给予观众的却要么是生活，要么便是地地道道的生活仿制品”（《谈草台戏》）。
他自己则主张戏剧的思想性、剧场性、动作性、象征性。
他认为，应该改变剧场中只演“那种沉寂的或商业性的臆造之物”的倾向，而要向观众表现出积极的、能够实际鼓动人的意志来。应该改变只是雕琢舞台形象的倾向，而要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根本思想供观众思考。他说：
问题并不在于“形象”，而是在于从舞台上所必须表现的根本思想。观众厅里坐满了许多善于思考的人，这些人要求戏要能经得起琢磨。要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演员就必须首先考虑一下，他扮演这个或那个角色，究竟是为了什么？参加这个或那个戏的演出，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当他“为什么”的问题解决之后，其舞台表演自会变得意味深长。（《苏维埃戏剧杂志》1931年2—3期）
根据这个思想，他在论述科格兰论述过的演员两重性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中心，即演员的大脑”，要求“思索着的演员总能觉察到自己的素材”。
梅耶荷德借用诗人普希金提出过的几个命题来表明自己的戏剧主张：“动作的诱惑力”、“夸张的假面”、“象征性的非逼真”，而这一切几乎全与“斯坦尼体系”对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在生活中并不存在，而只有演戏时才用的特殊表现方式，体验派把这一切贬称为“剧场性”，而戏剧就需要有这种剧场性。
他不稀罕舞台上那个用“第四堵墙”与观众隔开的深沉和逼肖生活的自足天地，他要让戏剧与观众发生更多、更直接的联系，不惜用强烈的动作，奇特的手法吸引乃至刺激观众。
他反对以内心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演员中心论”，主张立足于全剧场、立足于风格化的演出整体“导演中心论”。
一九一二年，他曾这样描绘过自己所赞赏的戏剧样式：
演员通过手势和动作技艺，能使观众迅速进入神话般的王国，那里，野兽会讲话，紫啸鸫在飞翔，还有那个懒汉或机灵鬼阿尔列肯；由于借助种种地下设施，演员又时而变作一个会耍各种惊人把戏的呆子。阿尔列肯又是平衡表演演员，几乎是走绳索的能手。在弹跳方面，他表现得非常灵巧。他那即兴式的打诨逗趣，往往使观众倾倒，其夸张手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讽刺作家先生们做梦也想象不到。这种演员又是舞蹈家……一会儿，身体柔软而轻巧；一会儿，又粗笨而迟钝。这种演员，往往能通晓上千种语调，但却并不以此去摹仿某些人物，而是用它装饰与补充其各种手势和动作。
这真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完全背道而驰了。这里出现了与“体系”中完全不同的戏剧观念。他以这种离生活实际很远、技巧难度很高、剧场性和装饰性很强的极端例子，来傲视“仅仅依赖自己的情绪”的“内心演员”。他甚至还这样挖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说得玄乎其玄的“体系”不管用时，还得悄悄地求助于夸张、动作、象征、热情、非逼真、自由发挥等戏剧的传统权利的。
梅耶荷德的这种戏剧观念，可称之为表象学派。他在导演实践中的好处是，不大有那种令人厌倦的公式化、雷同化。有时虽不无生硬，然而总有一点创新。可以让人瞠目结舌，却不会叫人昏昏欲睡。
到了三十年代，梅耶荷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斯坦尼体系“的态度，重又把他过去称为“炼丹术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真诚地呼作“我的亲爱的老师”。梅耶荷德在政治风浪中被解除职务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邀他到音乐剧院担任导演，可惜他后来还是死于狱中。
不管后期变化如何，梅耶荷德在戏剧史上的基本形象是作为“斯坦尼体系”的一个对立面而出现的。属于他这一派的还有提倡“戏剧的再戏剧化”的泰依洛夫等人。在“斯坦尼体系”和梅耶荷德中间还出现过一个调和派，代表人物瓦赫坦戈夫（1883—1922）也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门生，他曾想取两家之长而合成一种“幻想的现实主义”。照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说法，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突破的拼凑。
“陌生化”体系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无论是梅耶荷德还是瓦赫坦戈夫都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对峙。在很长时间内，“斯坦尼体系”几乎处于一种难以匹敌的地位。这种情况，自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问世之后就有了改变。诚如瑞典戏剧家塞恩指出：“一般地说，在出现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论之后，表演艺术理论逐渐地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摆脱出来。”
事情又回到了德国。
布莱希特（1898—1956），出身于奥格斯堡一个工厂主的家庭，早年学医，一九二二年因剧本《夜半鼓声》获奖，次年即被聘为明兴剧院的导演兼剧评家。一九二四年，应著名戏剧家莱因哈特之聘任柏林德意志剧院的助理导演和剧评家。在这一时期，布莱希特在当时演剧活动极为繁荣兴旺的柏林备受艺术熏陶，开始创作“教育剧”，企图深刻剖析社会，给人民以教育。著名的“教育剧”有《三分钱歌剧》、《例外与常规》、《母亲》等。
一九三三年初希特勒上台后迫害进步作家，布莱希特开始了长时间的流亡生活，辗转欧美各地达十五年之久，创作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等有影响的代表剧作，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回到德国。
一九五〇年创建柏林剧院，对一生的艺术经验进行总结和检验。戏剧学著作有《戏剧小工具篇》、《娱乐剧还是教育剧？》、《论实验戏剧》、《戏剧辩证法》、《表演艺术的新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论中国戏曲和间离效果》等。
一、非“戏剧性”的叙事体
我们记得，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欧美戏剧界曾经重启对于戏剧本性的讨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如何解释“戏剧性”的问题。在戏剧学上，这是种顺向延续，走的还是那条由亚里士多德开头的经典老路。布莱希特改弦易辙，对“戏剧性”本身提出了疑问。
布莱希特说：“这‘戏剧性的东西’，我们的理解便是情节的高度集中，各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要素。‘戏剧性的东西’的特点是表达时的某种激情，及展现各种力量彼此间的冲突。”布莱希特还进一步说明，这一切都来自于亚里士多德，这位古代哲人强调悲剧以怜悯和恐惧来净化感情的作用，所以就要追求戏剧舞台与观众感情上的一致。
但是，这种“戏剧性”的感情效果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把观众的感情完全与剧中人的感情相混同，二是混同成个性化的个人感情。
由此可引出两个弊端：正因为感情混同，所以观众失去了对剧中人事的批判评价能力；正因为是个人感情，所以就无法表现并非个人能决定的伟大事件。
布莱希特说，人们追求角色和观众感情混同，用的是单一不断、层层引动感情的剧情，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性格描写。在表演上，则是通过演员与角色的感情混同，去达到观众和角色的感情混同。
因此，他决定先解除在剧情方面的装备，靠故意把剧情松懈、脱节的办法来阻止舞台上下的感情混同。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结构：可拆可分，可剪可裁，拼在一起有着明显接痕，分割开来各具独立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