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当“红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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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长征途中的杰作——张闻天与刘英终成眷属 (1)

云山古寺的倾心之谈

1934年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沙洲坝迁到云山古寺。这里,古寺幽雅,芳革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夏日浓密的绿阴撒在上面,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3岁的小毛也跟他在树下对坐,构成一幅美妙和谐的图画。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闽赣各省的巡视工作,也搬人了云山古寺,一个人住在侧屋。空闲的时候,那棵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聊天之处。这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时间朝夕相处,为消融彼此之间的坚冰创造了条件,他们从此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他们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好文学的张闻天跟能诗善词的毛泽东谈论起文学,话自然就多了起来。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来是“铁哥们儿”。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了裂痕,而且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在日记中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入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反“左”.张闻天这个重量级人物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倒向毛泽东一边,对于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有特殊任务”“赶快回瑞金吧!有特殊任务。”毛泽东神秘地告诉刘英。长征过后,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常常和人们说起这件事。正是毛泽东这句话使刘英有了思想准备,使刘英及时赶回了瑞金,成为了长征队伍中中央红军“特别连队”30名女红军中的一员。否则,刘英完全有可能被长征队伍给扔下。像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周以粟等人,他们因为被那些“左”倾领导者给留在了地方,最后都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一走一留,就是生死攸关。

毛泽东和刘英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私人关系,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而且刘英也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自然,毛泽东对刘英有一点特别的关照。

刘英其实姓郑,叫郑家慧,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一个迂腐的清末举人,母亲是一个生长在官宦世家的小姐,聪明善良,知书达理。刘英在家排行第五,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1924年刘英考入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受罗学瓒的影响.1925年3月刘英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转正。1929年春,刘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奠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刘英和张闻天相识。

刘英于1933年6月回国,后来辗转到瑞金投身苏区革命。

她是一名娇小而又脾气倔强的女子,到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因一次扩红工作而成为全苏区远近闻名的女部长。她带领突击队员一边做报告,向群众宣传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一边鼓动干部党员带头参军。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完成扩红任务2200名,她用一个半月却完成了150%,扩红2300名。刚刚调任《红星报》当编辑的邓小平冲着刘英伸出大拇指:“刘英同志,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红军长征的前夜,李维汉再次找到刘英,吩咐她重返于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扩红4500人。当刘英策马来到4个月前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县城的时候,她满眼望到的是冷冷清清的街道,在田间零星劳作的妇女。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她想起了正在这里调研的毛泽东,何不向这位最有思想的大人物去请教请教呢。这次扩红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还是逐步有了进展,即使这样,仍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刘英很着急。

正当刘英为扩红一筹莫展之时,毛泽东突然来到刘英的面前,而且神色匆匆,告诉她赶快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扩充红军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走呢?刘英还清晰地记得,在瑞金交待给她任务时李维汉严肃的表情。在瑞金,李维汉是以“铁的纪律”闻名的,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位老兄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很清楚,扩红工作是李维汉一手抓的,刘英就是他派到于都来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耍想劝刘英回瑞金,没有李维汉的命令,是绝难办到的。

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走了。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折了回来,他又一次强调了“特殊任务”。然后,也不等刘英回答,就急匆匆离开了。

虽然涉及到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毛泽东还是两次三番地催促他的这个湖南小老乡赶快回瑞金,这使刘英提前有了准备,赢得了时间。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刘英还是很关照,也难怪,长征途中他居然做起了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

刘英很纳闷儿,是什么“特殊任务”呢?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维汉给刘英打来电话,通知她马上放下于都的工作回瑞金,没有给她确切的理由。看来是真的有特殊任务在等待着。刘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快马加鞭飞奔,180里路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回了瑞金。

当刘英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少共中央办公室,她才明白,这个“特殊任务”就是红军要走出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