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是由担架抬着走的。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稼祥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了上海，进入了进步的上海大学，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1925年前往莫斯科。
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越来越彼此了解了，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泽东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稼祥的观点便倒向了毛泽东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王稼祥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经使洛甫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通过大家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猜到了大意，他劝解这两个人：“你们两个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李德的劝说并没有奏效。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李德对担架上的“计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泽东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李德的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大家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曾以举足轻重的一票，拥戴毛泽东。
王稼祥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年轻的共产党领袖，留学苏联，担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红色教授，是共产党的理论家，写文章是他的一大特长。
20世纪后50多年岁月里最重要的中国专有词汇——“毛泽东思想”，正是出自王稼祥的文章。
那是1943年为纪念党的生日而写的。王稼祥一共写了7000字，写完了以后，叫勤务员送到毛泽东那去看。毛泽东一个字都没改，批个“同意”。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这篇文章里王稼祥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两年后，“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共指导思想。
进京之前，毛泽东找王稼祥单独谈话，请他在中宣部部长和驻苏大使之间选择一项。在30年代初的江西苏区，王稼祥既当过中宣部干事，也做过外交部长。这一次，他选择了大使。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三天后，苏联任命罗申为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派王稼祥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苏大使，朱仲丽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引人注目的大使夫人。
趁热打铁同朱仲丽的这次偶然相见，给王稼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王稼祥对朱仲丽几乎是一见钟情。当时，王稼祥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尽管看上去文质彬彬，虽然只有32岁，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么年轻，地位这么高，难免有很多人为他做媒，但是他都不同意，和朱仲丽初次见面他就从心底喜欢上了这个延安城里远近闻名的女医生。
可以说，王稼祥和朱仲丽的红线已经被毛泽东给牵上了，但是剩下的事情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工夫不负有心人，时隔不久，王稼祥终于打听到朱仲丽的底牌，原来朱仲丽是萧劲光的小姨子，于是王稼祥开始和萧劲光“热乎”起来。有一天．王稼祥给当时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便条，便条是这样写的：
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小蒙古马给我。
谢谢。
此外，你可不可以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玩玩。
王稼祥一九三八年九月×日
萧劲光一见这张字条，心中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给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写字条，这是常事，但是字条上都是写的公事，而这一次的字条却扯上了小姨子，这就非同小可了。萧劲光当即找到朱仲丽。说：“姨妹子，总政治部的王主任，你知道吗？他请你到他那儿去玩，你可以去吗？”朱仲丽也不是糊涂人，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朱仲丽在她大姐朱仲芷的陪同下来到王家坪总政治部，看望王稼祥。很不凑巧，她们刚坐下，就不断有人找王稼祥谈问题、请示工作。朱仲丽见状只好告辞，王稼祥非常抱歉地请她下次再来。
从那以后，卫生部的傅连唪也开始帮着王稼祥用劲．经常派朱仲丽到王稼祥那里，让她经常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肠胃有什么毛病啊，给他吃吃药，其实就是为他们创造接触的机会。
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就慢慢多了起来。有时，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互吐衷情；有时他们下几盘围棋，朱仲丽从小就会下围棋，王稼祥总是输给朱仲丽，一个大男人老是输给一个姑娘，挺不好意思的，以后他们就不下围棋了。于是，有时候他们到山下的简易球场打上一会儿网球。这样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他们常常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天。朱仲丽向王稼祥讲自己的家庭、身世、经历和个人抱负，她既有革命理想又有不凡气质，使王稼祥为之爱慕。
在遇到朱仲丽之前，王稼祥曾因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有过婚姻的经历。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岁那年，学校放寒假，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一个没有文化，彼此之间从未谋面的农村姑娘走进了王稼祥的生活，这个姑娘叫查瑞香。毫无思想准备的王稼祥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吐露了心中的苦闷：“一个人的心灵，总得有所寄托（就是我心中所崇拜所希望的）．才能安乐地过生活。你看对不对呢？现在我不能寄托于她，因为她不能算是我的恋人，我现在只能寄托我的心灵于文学艺术罢了。”王稼祥在信中进一步写道：“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生的寄托了。”这个漫长的寒假还没有过完，王稼祥就设法逃离了家庭的束缚。
1925年9月，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学习期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底，王稼祥离开上海赴苏联中山大学留学。
在和家中书信联系的过程中，王稼祥才知道，包办婚姻的妻子产后患产褥热，孩子生下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儿子。
1928年10月，王稼祥和苏联劳动大学的一位女工相爱了，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同居不长时间，王稼祥就发现这个苏联女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彼此的性格也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地方。1929年9月，这场仅仅维持了一年的短暂婚娴就结束了，从此两个人再没有任何往来。
或许正是因为这两次不幸婚姻的伤害吧，王稼祥的内心一直存在阴影，直到32岁仍然孤身一人。他在等待着命运中向他缓缓而来的朱仲丽吗？
其实朱仲丽很早就知道王稼祥这个人了．只是她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而已。早些时候，王稼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经主编过《实话报》、《红星报》，当时朱仲丽也在上海，曾经看过他写的文章，但是他们在那里无缘相识。到了延安以后她才对上号，原来那个报纸的主编王稼祥就是眼前的他啊！初到延安，风华正茂的朱仲丽才2l岁，大学刚毕业，又是一个大夫，长得也很漂亮，而且大家都知道她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追求翥很多，其中也有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非常自傲的朱仲丽都不动心。当时，作为一个向往革命的女青年，她本打算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所以也不愿意那么早就谈个人的问题，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又接受了大学教育的青年女性，心里对爱情和婚姻有太多浪漫的幻想，所以不太适应延安式的恋爱方式。但是，在斯巴达克的延安，要求一份曲折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也许是不现实的。长征刚刚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疯狂地蹂躏着中华大地，国民党也不甘心自己的卧榻之侧有共产党在“酣睡”，游击战争使彼此相爱的人们各奔东西，谈恋爱绝对是一种奢求。情人之间往往都是今天见了面，明天就……你爱我吗？后天，就是我们结婚吧……
朱仲丽没有费太大的踌躇就适应了延安式的恋爱方式。
半年之后的某一天，王稼祥忽然问朱仲丽：“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祥提问的方式很巧妙，他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连一点铺垫、过渡的通俗话都没有，上来就问什么时候结婚。
问题问得很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