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进步，商贸扩展的需要，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依靠自然资源制成的金属货币，无论从来源和操作上，都越来越难满足大规模流通的需要，于是纸质信用货币在全球范围逐渐流行了起来。
用我的贝，换你的羊
货币的基本定义是：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
货币的历史始于远古“物物交换”时代，人们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比如初中教科书里的插图那样：“一头羊换一柄石斧，一柄石斧换一石米。”
“物物交换”方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先民经常受到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卖方往往没有买方想要的东西，对于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常常需要大量时间讨价还价，仍难获得一致，因而不得不发挥创意，推出一些交换各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即“一般等价物”为中介。
这种中介物品就获得了货币的职能，例如牲畜、兽皮、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木材、盐、稀有贝壳、珠玉宝石、珍奇鸟类羽毛等许许多多普受欢迎的物品，都曾经被用来充当过原始的实物型“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其起源可以上溯至4000年前。因为充当实物货币的牛、羊、猪等牲畜不能随意分割，五谷会腐烂变质，珠玉太少，刀铲等农具笨重，所以贝类和布帛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渔猎时代，先民就把精选的贝壳作为避邪的饰物挂在颈项上，或用作奉祀的祭品。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中，即可见作为殉葬物的贝类。始于夏代之前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许多天然贝。
“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尚书·盘庚中》）作为货币的贝类的长度约1.2厘米至2.4厘米，多生长在东海、南海岩礁间。这不是一般的贝壳，而是一些精致美观、坚固耐久、具有装饰功能、适于随身携带的优质良品，大小适中、便于计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萌芽，这些贝类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媒介职能。
据考证，夏商之际，贝币曾经广为流通。在商朝（公元前16—前11世纪）和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时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发现载有“贝币礼物”“国库中的贝币”“贝币的抢夺”“贝币的使用”和“贝币的赏赐”等铭文。
西汉《盐铁论·错币》中有“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的记载。《本草纲目介部贝子》称：“古者货贝为宝龟，用为交易，以二为朋。”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天然海贝已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容易损耗，加之对广大内陆地区来说，存在路途遥远、运输不便等制约因素，必然产生人工制作的替代品。现在考古过程中，屡有发现骨贝、石贝、陶贝、玉贝和铜贝等仿制的贝。
公元前1600年殷商灭夏，初现铜铸货币。及至战国末期，天然贝币地位已告式微。秦代（秦始皇）“龟贝、珠玉不为币”之后，贝、玉失去了货币职能，被铜钱、金银元宝和后来的各种纸钞所彻底取代。但是贝作为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久的货币，它的影响却一直在汉字使用中保存下来。
中国的汉字中，凡与财富或交易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以“贝”为偏旁，例如财、货、贵、质、债、贸、贪、贫、贱、贼、败、贡、账、贩、贯、赐、贴、购、贮、贺、贽、赃、赈、赖、赌、赍、赎、赔、贬、赚、赡、赠、赋等；以及双音词“财货”“赏赐”“贿赂”“购货”“赈贷”“资费”“资货”“资财”“赊贷”等，它们代表的意义都与贝类货币有关。
直至清朝末年，在云南边远地区，还有人以贝为货币。
世界各地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是相似的。
早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波斯湾沿岸有着很广的贸易网，已经用楔形文字的泥板标明价格和重量了，当时的交易手段还是物物交换。
世界各地的原始实物货币可谓五花八门，贝壳、羽毛、布料、盐和牲畜都曾是交换工具。古埃及甚至以土地或是奴隶作为士兵的薪饷。古罗马士兵得到的军饷曾经是盐。拉丁文Sal的意思是盐，英文中工资Salary一词就是从它演变而来的。直到20世纪，在一些发展滞后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的使用特殊形状的羽毛，矿石和金属制品作为货币。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贝壳都曾被当作货币使用过。欧洲人从西非购买奴隶，即使用贝币。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许多地方也使用贝币。
西方殖民者进入美洲时，金银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原住民印第安人却认为它们一钱不值，拒用金币或银币。印第安人的皮毛产品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的热门商品，他们要求欧洲人使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Wampumpeag，用复杂方法将蚌壳中的小珠串制而成）交换。
在北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正式法定货币是英国的金属硬币——英镑和先令；但实际上这只是贵金属的一种计量单位，金银及多种金属货币诸如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朗等都可在此流通。然而，早期奔向新大陆的多为穷困的无产拓荒者，没有带来多少金属硬币或贵金属，当时北美发现的金银矿藏规模又很小。事实上，好不容易新获的硬币和贵金属，由于与英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几乎全部流向了英国，所以北美殖民地长期存在贵金属货币流通不足的困难。殖民者不得不效法当地印第安人用实物作为货币，甚至以贝壳串珠作为法定货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流通到1661年，在纽约州，使用到了1701年。18世纪初期，北美还有不少地方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贝壳、皮毛、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商品都曾被用来当做货币使用。
直到19世纪，大量货贝被从非洲东岸支付给不产宝贝的西非。今天，非洲部分民族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仍用海贝作钱币。
随着冶金工艺发展进步，世界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开始向人工金属货币演变。
谁钱多谁来写历史，货币观兴衰
中国商朝中期以后，当时广泛流通的天然贝币由于来源不稳定致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有人制作玉贝、石贝、木贝、骨贝、蚌贝，补充天然海贝的不足。
低面值的“贝币”在市场交换中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了买一头牛，要背上成袋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费事。买更贵重的东西，携带的“贝币”恐怕要斗量而车载了。
商朝中晚期，即距今3100年左右，随着冶金工艺发展，青铜冶炼技术日渐成熟，青铜币应运而生。
由于铜材质地坚牢，价值较高，又可以再铸，形状、大小、重量也容易统一，所以铜贝和其他形式的青铜制货币很快流行起来，逐渐取代海贝这种自然货币，开始了向人工金属货币的演变。
青铜仿贝神形皆似，制作工艺复杂，成本很高；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运用当时的高科技才能铸出如此小巧精致的铜质仿贝。青铜易锈蚀，因此后世出土铜贝数量较少，多数品相不好。
还有金、银贝就更加稀罕。用泥土烧制的贝币也称陶贝，是殉葬使用的冥币。另有包金青铜贝币，数量更稀少。
早期人工金属货币除了模仿贝类的铜贝，还有参照其他特定对象形象的制品。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均在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许多古钱研究者信为早期殷商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家（部落）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各以其主要生产工具或特选对象为原型进行铸币，出现了复杂多样的金属仿形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诸侯割据地域特色的四大货币体系，即：
1.刀币：主要流行于森林区；以刀、斧、戈等利器为原型。
2.布（铲）币：主要流行于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多仿铲、布等生产工具的形状。
“布”为“镈”的假借字，由农耕经济的铲形农具“钱”“镈”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后世把货币称之为“钱”的缘故。布币呈铲形，形式种类繁多，一般铸有文字。早期象形的“空首布”大而厚重，首部中空，犹如一种可插木柄的工具铲，流行于周、晋、郑、卫等国。其后布币演变为平首型，减薄变轻，在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地广为流通。后日王莽复古改制时也曾铸造过布币。
布币造型艺术特别富有审美价值，今天人们仍把布币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由三个金红色的布币组成，中国农业银行的行徽则用布币和麦穗构成，人民币的水印也有布币图案。
3.楚币：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不一而足。
4.圜钱：在一些更为文明、发达的手工业区域，可能仿照生产工具纺轮或是玉器璧环，使用方孔或圆孔的圜钱。
周代模仿不同物象制造的刀币、布（铲）币、楚币和圜钱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不仅统一度量衡，并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废除了以前铸造的包括铜贝在内的形状、重量各异的地方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以镒（20两）计，是主要在上层统治阶层行使的货币；又以原秦国的铜铸币，圆形方孔半两圜钱为下币，供民间日常交易使用。这样，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货币种类及其单位的首次统一。
半两钱的圆形方孔形式，与古人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相符，穿轴加工而不会转动，也便于穿绳携带授受使用。这一铸币形式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民初。
古时重量单位分累、铢、两、斤。10累为1铢，24铢为1两，16两为1斤。
西汉代秦，货币仍袭前制，用秦半两旧名；但为节省币材，重量变轻了。如汉文帝时的半两钱只重四铢（24铢合1两）。
西汉初期，允许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公开铸钱、大发横财。文帝时曾赐予宠臣上大夫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开矿自由铸钱，故而富甲天下，“以铸钱财过王者”。是时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其中劣币充斥，严重影响发展社会生产，引起通货膨胀，也不利于国家统一。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5年），政府决定收回郡国和民间的铸币权，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钱币的铸造和发行，克服了过去铸币权分散，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等弊端，结束了币制混乱的局面。由此开始统一铸造五铢钱（钱重五铢，上有篆字“五铢”，标准重量为3.5克）。直至唐朝初年，五铢钱一直在中国流通使用，历时七百余年，是中国铸期最长的一种货币。留世数量庞大，品类繁杂。
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王莽政权，自居摄2年（公元7年）开始，先后实行了4次币制变革，钱制混乱，乏善可陈，但其铸钱质量精美却是一代鼎盛。右图“货布”可见其不虚也。
东汉恢复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
其后魏晋南北朝历时约三百六十余年（220—589年），国家分裂，战乱无已，政权频繁更迭。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五铢钱杂乱无章、名不副实，越做越小，有“鹅眼”、“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却增大面额，百当千用。其间北魏孝文帝实现了一系列成功改革，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起发行“太和五铢”，尚先能“重如其文”，但允许民间私铸，仍然品质混杂，流通有限。
隋代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三个多世纪以来钱制混乱的局面。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李渊下令统一铸造“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开辟了钱制新纪元。币面不书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而标以年号，概以通宝或元宝相称。“开元通宝”始行10进位制，每枚重2.4铢，为1文钱，积10文钱重1两，即10钱为1两。秦汉以来中国货币的铢两制传统至此告终，转进了“以钱代铢”的“宝文制”时期。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转衰，府库空虚。肃宗时为应付财政困难，铸造“乾元重宝”（“乾元”为肃宗年号），称为“大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10文甚至以一当50两。“钱轻货重”必然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以至“米斗至七千”。晚唐时，采铜冶炼业迭遭破坏，铜产量减少，且多用于制造佛器，因而铸钱不足；富豪则趁机积聚铜钱，导致市面通货紧缺。在此背景下，唐武宗只得废佛，销毁寺庙铜质佛像佛器等，用来铸造“会昌开元”钱（“会昌”为当时年号），才使通货紧缩现象有所缓和。
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割据分裂的五代十国（907—960年）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权都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币材除铜外，大量使用锡、铁等低廉的金属，还出现了当十当百大额钱币，甚至当千当万流行，又是一个币制极度混乱、复杂、劣币盛行的时期。
两宋到明清，除银、铜铸币外，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体系，为中国货币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后文另有专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