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富鸿沟，你在哪一边
《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小王和小张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从小学读到高中，双双落榜后回到农村。小王的父母是最典型的农民，除了埋头侍弄庄稼什么也不会，家里借款让小王读完了高中；小张的父亲以前游手好闲，后来靠倒卖水果赚了一份家业。两家是邻居，但关系一直不好。小王十分要强，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很好，但高考时由于家里太穷，住不起旅馆，只能在亲戚家寄宿。但亲戚家里开了一个跳舞厅，小王晚上没休息好，严重影响了考试。小张不爱学习，上高中还是家里花了钱才上的，考不上大学也很正常。
毕业后，小王虽然郁闷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发誓要靠自己的勤奋挣一份家业，过上比小张更好的生活。起初，小王跟着父亲在家种地，生活虽然稍有改善，但每次见到小张依然抬不起头来。后来，家境渐有起色，小王的手头上也活络起来，就开始考虑从事副业。最终，小王选择了大棚种植，但手头的钱不够，只能到镇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
小王有文化知识，很快就学会了大棚种植技术，第一年就赚了点钱。还了贷款，还能赚1万多元。到该还贷款的那天，他特意换了身新衣服，兴冲冲地直奔镇上的银行。小王到银行的时候，碰巧小张也在那儿。小王不动声色地拿出几大捆钞票，递给营业员。
小张不屑地瞟了眼小王，大声对另外一个营业员说：“小黄啊，我的账户今年利息有多少啊？”
被称着小黄的营业员回答道：“你不是刚查过吗？”
“我忘了，麻烦你再帮看下。”
“嗯，51150元。”
小王一听就愣住了。自己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只不过赚了1万元，别人什么事都不用做，只靠银行利息居然就赚了5万多元。
小张看着满脸诧异的小王，走过来轻佻地说：“如果不是我的钱存在这儿，你到哪儿贷款啊！所以说啊，你得感谢我啊，老同学。但千万记住了，你赚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比我多的，我成天躺在家里赚的钱都比你多。”
小王没有回应小张的挑衅。这一年来，他一直算着做大棚生意的账，知道自己做得再好，一年也最多赚三四万元，这还得靠老天保佑，别出什么岔子。这就意味着，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和小张的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原本兴致勃勃的小王，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激情。
在中国，数年如一日地演绎着这样的故事。“贫富差距”在中国是最敏感的词汇，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很多经过粉饰的统计数据在有意缩小这种差距，但明眼人从身边俯拾皆是的经济现象就能看清真相。郎咸平在一期电视节目中指出，像西湖这样的“公共物品”，因为周边别墅林立，很多普通百姓无法享用，使那里成了富人的私人会所。
如果说这种“上层现象”还不能震惊人心的话，那么聚焦底层或许更能触动人的灵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和李实等人长期从事收入分配调查和实证研究，他们关于我国收入分配的调研数据，即便不是最权威的经济数据，也算是很有说服力了。在实地调研中，他们曾在福建晋江的一个村子里，看到这样的景象：远远地看去，村子里矗立着几栋宫殿一样的高级住宅楼，但走近一看，才发现在它们旁边，紧挨着的是五保户的贫民房。这些贫民房破落不堪，漏着缝的房顶只能用塑料布勉强盖住。而在李实的记忆中，有一幕场景至今难忘：有一户三口之家，老头子卧病在床，除了吃饭，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因为无钱看病，连患的什么病都不知道，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解决。还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40多岁的痴呆儿子。全家人只能靠老太太一人照顾，日常开支只能靠一点薄地的收入来维持。
政府保障政策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依然还有很多偏远地区成为盲区。在李实他们的实证调研中，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一度缩小外，其他时期一直在拉大。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而城市各项改革措施尚未启动，因而农民的收入曾一度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我们在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时常看到一些农民身着“奇装异服”去城里探亲。原本对农村来的亲戚一直心怀抵触的城里人，陡然发现这些人不再像以往那样要吃要穿要钱了，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品。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城里人难言的落寞。
然而，这种景象注定不会长久。随着城市价格双轨制以及体制外企业的兴起，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很快，城市经济发展就以更前卫的思想和更大胆的精神，走到了农村的前面。很多时候，“钱袋子”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被用来评价我们的尊严高低。从此，农民再也无法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样在城里人面前“挺起腰杆”了。
事实表明，尽管政府一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但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日益扩大。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近两年这一数据依然在上涨。由于差距的拉大，导致人口迁移现象明显加剧。有人用“围城现象”来描述这一现象：农村小学的教师们，梦想着到中学去；农村中学的教师们，梦想着到城里去；城里的教师想效仿孔雀实现东南飞，而东南沿海的教师则一心要出国。
城乡收入差距早已有之，行业之间的差距在近几年来更是愈演愈烈。用名义工资来衡量的话，差距更是惊人。以石油、银行、证劵和航空运输等行业为代表，这些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已接近或超过10万元。2010年，北京市金融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高达18万元，而中石油职工平均年薪也超过了13万元。
人们的不满是有原因的，太高的收入差距会让人失去奋斗的动力。虽然根据一些媒体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只不过刚刚超过国际公认的红色警戒线0.45，但更多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却远高于此。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经过最近几年的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0.5。事实上，早在10年前，我国就突破了黄色警戒线0.4。目前，即便如媒体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业已达到了0.47。
让人寒心的是，有关部门虽然竭力呼吁减小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却在明显拉大。近些年来，虽然政策调整成效不大，但有关部门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努力是存在的。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文章中还专门谈到收入分配问题。他也承认：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很多人表示大惑不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政策方面的原因，国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实中只强调了前者而严重忽视了后者；体制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发展方面的原因，这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些原因都是显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却不是人民大众关心的，人们更在意的是由于不公平、不平等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
比如说国企改制。国企改制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改制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超级富豪，相伴随的当然是很多失业的工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方面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和大肆敛财，另一方面却是一部分人成为中国最底层的贫困人口。再比如说权钱交易的问题，在权力寻租的情况下，权力市场化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还有垄断收入分配问题，由于行政干预资源分配，导致很多垄断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太高。虽然我们鼓励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但当生产要素是通过不公平、不平等的方式获取时，就会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持续积累，就会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从而导致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乱。
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这是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给出的郑重承诺。
在2010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面对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给予我们的希望和信心。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巅峰，政府有能力也有愿望解决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
但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贫富差距问题是一项世界级难题，有意愿解决是一回事，能不能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多年来我国政府就没有放弃过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但任重而道远。
有研究表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降低0.01。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之一。但让人诧异的是，我国GDP增速明显，但基尼系数增速同样明显，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应来。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无须质疑GDP增长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更应该思考的是，在GDP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基尼系数会出现异常的变动。很显然，影响基尼系数的因素很多，而GDP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发展私有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私有经济会拉大贫富差距，之所以会有这种观念，当然是因为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在更开阔的平台上看待民营企业家，相比于一个人的超级富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改善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践表明，民营企业鼓励竞争，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上的寻租机会，同时还能扩大就业。有研究表明，在一个国家的银行贷款中，私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每提高10%，基尼系数就能下降0.003。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继续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从而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从2011年9月开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整到3500元，这可以看作是政府新一轮收入分配调节的开始。
2.财政大盘子与百姓小盘子
每年，当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的GDP数值及全球排名时，都会为之惊喜，为之自豪；但平静下来后，还是不得不在“房奴”、“车奴”等严酷的现实面前叹息。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种原本应该成为中国人民集体欢庆的事儿，却很难引起普通百姓们的高兴。因为在中国GDP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GDP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也就是说，政府财政的盘子越来越大，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今，除了个别年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的增速。这是政府财政收入得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中国财政收入水平太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就曾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官方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20%上下浮动。即便按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也就是公共财政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来算，政府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接近30%。而从世界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高达40％，其中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为35％。与之相比，中国的这一比重并不能称高。
然而，很多学者指出，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计算方法不全面。《中国经营报》曾撰文指出，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应包括税收、土地收入、社保收入、彩票收入、国企上交红利与政府的收费和罚款。但事实上，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计入了税收、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
以2007年为例，无论运用直接法、间接法还是支出法，得出的中国政府的收入都超过了10万亿元，比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要高出一倍。这样一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超过了50%，接近60%了，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高出不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今天，普通百姓会感到自己的“钱袋子”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