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体解剖学
中医的理论体系虽然不是直接建立在解剖实验的基础上，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医没有解剖实践、或者不需要解剖学。相反，在2000多年的中医发展史中，中医学不仅有着丰富的解剖实践，而且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据《史记》记载，上古时名医俞跗就善用外科解剖来治病，他能够割皮解肌，拉开胸膜抓起大网膜，洗涤肠胃五脏。如果说这种传说过于离奇，不可确信的话，那么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人体内脏结构的详细阐述则令人信服地表明，我国医学很早就开始有解剖活动。《灵柩》篇说：人体的外部形态，可以由测量得知，而内脏位置形态改变也可由触诊感知。人死后，则可以解剖观察每个人的五脏六腑的大小，脏腑结构的坚脆，血管的循行长短，动脉与静脉血液色泽的变化等。《灵柩》篇并且对脏腑的大小、长短等作了具体描述。《黄帝内经》记载说人之食管长度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1.6∶56=1∶36，而现代医学研究的比例是25∶925=1∶37。可见我国古代对大小肠及食管长度等的测量已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
此后的西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均有解剖活动的记载。至宋代，人体解剖有了更大的发展，不但积累了更多的尸体解剖经验，而且开始据实物绘成谱，出现了专门的解剖图著。其中《欧希范五脏图》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由吴简将宋廷处决的欧希范的尸体进行解剖，绘工绘制而成。书中描述了五脏六腑的生理位置：肺之下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之下有大肠，小肠莹洁无物，大肠含有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等，这种描述与正常人体五脏六腑的位置基本相符合。宋代崇宁间（1102—1106），杨介所著的《存真图》较《欧希范五脏图》更为精确，对人体胸、腹腔、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内脏及血管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并且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该书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的很多医家都曾用它来校正医籍。
清代的《医林改错》是我国解剖学上的里程碑。它由著名医学家王清任经40余年的对尸体的直接观察而写成。该书绘有25幅生理解剖图谱，纠正了前人的“肺有二十四孔”、“脾闻声则动”、“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他发现气管有两个分支和若干小支气管，同时还发现了过去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重要脏器，如颈动脉（书中称“左右气门”）、降主动脉（书中称“卫总管”），以及幽门括约肌、胆总管、胰脏、十二指肠入口等。尤其是对膈膜的记述，相当准确，说它“薄如纸，最为坚实”。而且，王清任还通过自己的观察，再次肯定大脑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说“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
我国历代医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心研究，大大丰富了我国医学的内容。但是因为受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我国的解剖实践一直是医家个人偷偷进行的，因为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解剖实践在当时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国的解剖学始终未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发展极其缓慢，最终为后起的西方医学所超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中的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本草纲目》的问世
在世界医药历史上，有一部被全世界誉为“东方医学巨典”的巨著——《本草纲目》。它是由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其中凝聚着名医毕生的心血。
李时珍是蕲州（今湖北蕲春）人，祖父、父亲都是民间医生。在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被人瞧不起，因此父亲很希望儿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从小就督促李时珍埋头念书。但是，李时珍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偏偏打心眼里爱上了行医这一行。20多岁时，他就随父亲走南闯北，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行医生涯。
有一天，李时珍和父亲在自家药园里劳作。突然，有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要打李大夫。原来有一个病人服了李时珍父亲开的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李时珍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开的药方没有错，剂量也对，而且病人也按时服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几天后，李时珍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原来是药铺根据一部本草（医药）书上的错误记载，把有毒的“虎掌”当做无毒的“漏篮子”用了。
“这太危险了！”李时珍对父亲说，“看来，古人流传下来的本草书也有很多错误，真不知害过多少病人！要是能重新修订一部正确的本草书，那该多好！”
父亲赞许地对他说：“对，不过这事可没那么简单。除非朝廷下诏，才有可能做到。”
可是，倔强的李时珍却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古人的错误纠正过来，留给后代子孙一部正确的本草书籍。从此，他一边行医，一边抓紧时间研读许多有关药物方面的书籍，同时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有一回，他在古书中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蕲州产有一种白花蛇，“其走如飞，牙利而毒”，腹部有24块斜方块。这种蛇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但产量不多，因此极其贵重。
看完记载，李时珍兴趣盎然，难道自己家乡产的白花蛇真的有24块斜方块吗？它有哪些习性？又有怎样的药用价值呢？遗憾的是，古书对此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更具体的说明。于是，李时珍进一步想到：要想把本草书修订正确，还得亲自深入实际考察。
为了真正地了解白花蛇，李时珍想起了深山老林里的捕蛇人。他找到捕蛇人，并随他一起上山捕蛇。后来，李时珍终于亲眼见到了白花蛇，并证实了蛇的肚子上果然有24块斜块花纹。接着，他又向捕蛇人了解了白花蛇的习性、药用功能等等，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准备，李时珍开始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详实的笔记，正式动笔编写本草书。几年后，李时珍被朝廷的太医院选中，来到京城。但是，那些太医院的医生大都是迷信道士的庸医，在那种乌烟瘴气的氛围中，李时珍虽有满腹才学却派不上用场。因此，不到一年时间李时珍就托病回乡，继续编写本草书。不过，在太医院时，李时珍有机会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医书，为他的编写工作增加了不少充实的材料。
眨眼间，整整27个年头，李时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呕心沥血编写而成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经过3次较大的修改之后，终于定稿了。白发苍苍的李时珍用双手摩挲着这一大叠书稿，眼眶里闪动着欣慰的泪花。
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勇敢地打破传统的“三品”分类法——“上药养命以应天，中药养性以应人，下药治病以应地”，而是采用按植物、动物、矿物等比较科学的分类法，将中药分类学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充满创造精神的巨著。《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世界的医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听诊器的发明
听诊器是1816年由法国医师林奈克发明的。当时，林奈克为一胸痛的肥胖病人看病，他将耳朵贴在病人的胸前，但是病人肥胖的胸部，隔音效果太强了，听不到从内部传出来的声音。林奈克非常懊恼，在小路上漫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好有两个小孩蹲在一条长木梁两端游戏，一个小孩敲他那一端木梁，另一端的孩子则把耳朵贴在木梁上，静听彼端传来的声音。林奈克思路顿开，立刻返回医院，用纸卷成圆锥筒，用宽大的锥底置于病人的胸部，倾听诊器听了一阵，惊喜地发现，可以听到病人胸部内的声音了。
经过多次试验，试用了金属、纸、木等材料不同长短形状的棒或筒，林奈克最后改进制成了长约30厘米、中空、两端各有一个喇叭形的木质听筒。由于听筒的发明，使得林奈克能诊断出许多不同的胸腔疾病，他也被后人尊为“胸腔医学之父”。林奈克死于1826年，年仅45岁。
1840年，英国医师乔治·菲力普·卡门改良了林奈克设计的单耳听筒。卡门认为，双耳能更正确地诊断。他发明的听诊器是将两个耳栓用两条可弯曲的橡皮管连接到可与身体接触的听筒上，听筒是一中空镜状的圆椎。卡门的听诊器，有助于医师听诊静脉、动脉、心、肺、肠内部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母体内胎儿的心音。
1937年，凯尔再次改良卡门的听诊器，增加了第二个可与身体接触的听筒，可产生立体音响的效果，称为“复式听诊器”，能更准确地找出病人的病灶所在。可惜凯尔的改良品未被广泛采用。近来又有电子听诊器问世，它能放大声音，并能使一组医师同时听到被诊断者体内的声音，还能记录心脏杂音，与正常的心音比较。虽然新型听诊器不断问世，但是医师们普遍爱用的仍然是由林奈克设计，经卡门改良的旧型听诊器。
麻药的发明
疼痛是让人很痛苦的事，特别是需要用刀子，把肌肉划开，对病人进行医治的时候，那割肌之痛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几千年来，人类在征服疼痛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迈进。
据各国的文献记载，在人类没有发明有效的麻醉药物以前，医生给病人做外科手术，往往都是把病人牢牢地绑住，使病人不能乱动。当手术时，那撕裂人心的叫声使人惨不忍闻。有的医生也想出了一些减轻病人痛苦的办法，如手术前将病人有病的肢体浸在冰水里，等到冻麻木了再开刀。再不就叫病人喝些烈酒，待其沉醉时再手术。
在中国的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在手术之前给病人服下，使病人昏迷后再进行手术。这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麻药，但效果却不理想，仍然疼痛难忍。于是关羽刮骨疗毒时，宁可忍着巨痛也不用麻沸散。
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发展出来的针刺麻醉，曾引起世界医学界的极大重视一般地认为，人类真正征服疼痛的时代是19世纪中期乙醚的发现和使用，说起来还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威廉·摩顿。摩顿经常为患者拔牙，为了减轻被拔牙者的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后来，他偶然发现，患者闻了乙醚味就不会感到疼痛了。于是，每次为患者拔牙时，他都用一块浸了乙醚的手帕盖在患者的鼻子上，结果，找他来拔牙的人络绎不绝，他的门诊顾客盈门。
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一“专利”，摩顿耍了个心眼儿，他把乙醚加进了香料，这样一来，在使用的时候，别人就分辨不出他用的是什么东西，搞不清他的配方了。
摩顿拔牙不疼的消息越传越广，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时麻省有个医学团体组织，这一组织规定，医生行医要光明正大，不准用骗术骗人。按照医学伦理学的要求，如果摩顿不公开他的秘密配方，那就是“骗术”，就停止他行医的权力。后来，摩顿思索再三，在良心的驱使下，向同行们公布了他的秘方，人们这才知道乙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经过多次试验证明，乙醚可以用于多种外科手术。1846年10月16日，摩顿在麻省综合医院里首次举行了外科麻醉手术表演。当病人按摩顿的要求深呼几下，吸入麻醉气体后，主刀医生便割下了患者颈部的血管瘤。整个手术持续了30分钟，病人全然不觉疼痛，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奇。从此以后，乙醚麻醉法便走向世界一直使用到今天。
1868年，年仅48岁的摩顿去世了。波士顿的市民们在他的纪念碑上刻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他是吸入性麻醉开刀法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发明，使开刀的疼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消毒法的发明
1861年，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来到巴黎，开始积极从事科研工作，他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发酵和腐烂。
他需要弄清楚空气中是否存在微生物。他用一只玻璃管，一端接上排气泵，另一端用棉布塞住，让大量空气从棉布和玻璃管中通过。试验结果显示，棉布变黑、变秽。
接着，他又将肉汁装进玻璃瓶中，塞住瓶口，使其和外部隔绝，再进行加热，最后经显微镜检查证实，只要瓶里没有微生物，肉汁就不会变质腐烂。而如果轻轻掀起瓶塞，使空气稍微进入，瓶内就出现微生物。
因此，巴斯德断言，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使得实验中的棉布变黑、变秽。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问题，巴斯德准备了许多经过严格处理的烧瓶，然后不辞辛苦地到繁华的大街上、清洁的地下室、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顶采取了空气的样品，再用显微镜检查。证实繁华大街上的空气里微生物最多，地下室的空气中微生物较少，而山顶的空气中则几乎没有微生物。
于是，巴斯德再次断言，肉汁放在有空气的地方，只要微生物不接触，肉汁就不会变腐。
为此，他又精心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实验仪器。这是一个长颈烧瓶，长长的瓶颈向下弯曲着，空气可以通过瓶颈进入瓶内，但灰尘、微生物却在进入瓶颈的途中粘在瓶颈上，这样，瓶中的肉汁就不会变腐了。
后来，巴斯德又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在长长的瓶颈中间加热，使外部的微生物在进入的途中就被杀死。这样，巴斯德以确凿的实验，戳穿了“生物自然发生学说”的谎言。
加热可以杀菌防腐，巴斯德的实验无疑是现代消毒法的滥觞。
后来，巴斯德又通过不懈努力，发现了另一种防止乳酸发酵的新杀菌法—低温杀菌。也就是说不采取加热的办法，而是在低温中增压使微生物死亡，后来人们也将这种新办法称作“巴斯德式杀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