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直接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从此，欧洲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欧洲的文化、艺术成了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样板，欧洲的科技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经济扩张的同时，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审美取向也随之走向世界。在我们介绍欧洲文化、艺术的经典时，应该知道，这里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荷马和《荷马史诗》
中国先秦典籍（包括《诗经》）被称为中国文史哲的源头。若用这样的话语评价《荷马史诗》一点也不为过。《荷马史诗》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也不算过分。尤其是近代考古发现证明《荷马史诗》中所叙述的历史故事确是历史的真实，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更不要说它的无可估量的文学价值了。
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荷马史诗》包括两部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出色的作品相传为荷马所作，所以后世又统称其为《荷马史诗》。但是，是否有荷马其人及“荷马的史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却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疑案。近世以来，论述荷马其人其作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学术史上众所周知的“荷马问题”。所谓“荷马问题”，归根结底是这两部史诗的作者问题。目前，人们对荷马的生平所知甚少，虽然流传到现在的荷马的传记共有九部，但这些传记大都充斥着虚构，而且相互之间矛盾百出，时至今日显然已失去它们可用来参考的文献价值。西方古典作家对这位诗人的时代说法不一，古希腊作家认为，荷马大体生活在与赫西俄德同年代，即是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之交的人，但也有人认为荷马应早于赫西俄德，有些人则说他晚于赫西俄德。古罗马史学家塞奥彭帕斯说荷马生于公元前686年，说得如此肯定而又确切，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个古代传说，称荷马生于公元前1159年，这个说法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以上诸说，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传统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至8世纪之间，相传为盲诗人，因此才叫他“荷马”（荷马，在爱奥尼亚土语里就是“盲人”的意思）。关于荷马的出生地，说法也各异。由于荷马史诗在古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一个城邦被看作荷马的故乡似乎成了一种荣誉，因此曾有许多城邦争着要荷马当他们城邦的公民。事实上，在古希腊，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声称荷马就出生在它们那里，这是由于这些城邦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句、词组乃至个别方言俗语，就是来自它们那个地方的。在古代，尽管对荷马其人颇多异说，但古典作家并不否认他的存在，也承认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作者。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大体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而且他们都毫不例外地受到过《荷马史诗》的巨大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当时希腊人崇敬荷马，认为“荷马教育了希腊”。从中古时代直到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上一直认为荷马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希腊远古时代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到了近代，“荷马问题”骤起。法国僧正多比雅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率先发难。
1725年维柯的《新科学》一书问世，作者在该书第三卷《发现真正的荷马》中，根据这两部史诗本身一些语言学上的证据和他在《诗性智慧》部分所奠定的一些原理，作出了如下的“发现”：此前人们一直相信的荷马并不存在，他不过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是原始诗人的想象性的典型人物，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两部史诗之间的间隔相距有数百年之久，所以它们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伊利亚特》当然先于《奥德赛》，如果前者是荷马少年时的作品，后者则是他晚年的产物，这个“他”只能代表早晚年代不同的整个民族，而绝不是同一个人。这一“发现”石破天惊，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在《荷马史诗研究》一书中作出了更详尽的论证，指出史诗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开始形成，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口头相传，直至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才正式用文字记录下来。他断言两部史诗各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曾作为独立的诗篇由歌手们演唱，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史诗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非出于同一个诗人的笔下，而是许多歌手的集体创作。后来，他的同胞拉赫曼更明确地阐述了前者的观点，谓两部史诗乃是由口头相传的单篇的民间诗歌作品汇编而成的，如他曾把《伊利亚特》除最后两卷外，分成了十六首互相独立的诗篇。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分解说”，即“小歌说”。与上说相对立的是“统一说”。“统一说”实质上是古希腊有关荷马传统看法的复活，它以德国学者尼奇为代表，主张荷马其人有历史的真实性，生卒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9世纪；史诗有统一的艺术结构，他批评了“分解说”的一些论点，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这类细小的矛盾不足以证明两部史诗是由若干个诗人参与创作的。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基本核心说”，这是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在这派人看来，荷马史诗最初的基础可能是一些短篇，后来以这些短篇为核心，逐渐加以扩大。如德国学者赫尔曼认为，有关阿基里斯的“愤怒的文字”是《伊利亚特》的基本核心，俄底修斯渡海返乡的飘泊奇遇的故事则是《奥德赛》的基本核心，其余部分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此，史诗既保持了基本的统一，同时存在不少脱离布局甚至描述荷马史诗的壁画自相矛盾的地方。德国学者基希霍夫、英国史家格罗特等人基本上都持这样的见解：两部史诗既不是一连串各自分开创作的民间诗歌的汇编，也不是出于一位大诗人的手笔，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故事，是它最原始的素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势必由许多民间诗人对它不断地进行增删、修饰，最后似应由一位大诗人（如荷马）进行加工整理而成。这种综合性的说法已日益为学术界更多的人所接受。当然，“荷马问题”的疑案并没有就此解决。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它投入的热情仍是有增无减，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帕里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从语言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两部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尤其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的组合与使用，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程式化的语句。他认为，史诗不是诗人简单地运用一个个字或词创作出来的，它还由大量程式化的词组和诗句结合而成。据统计，《荷马史诗》中有五分之一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万行诗中有2.5万个重复出现的短语。这些程式化的用语符合配乐咏唱的古希腊诗歌的特有规律，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式用语，显然不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造，那是经过世代民间歌手不断口耳相传、不断积累筛选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因此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对《荷马史诗》及其史诗作者的研究与争辩，如同这两部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也许永无休止，但再多的争论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世界文化史上伟大的史诗。
《呼啸山庄》的作者究竟是谁？
对于有影响的世界名著，著作权的归属常有争端。但对《呼啸山庄》的作者归属权问题的争议，显然与经济利益无关，只是一个我们应该更尊重谁的问题。谁付出了劳动，谁就理应受到世人更多的尊重。更何况对于这样一部有着不朽价值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呢？在文学界，大多数人都认为，《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年）。然而，谁又能证明这一点呢？《呼啸山庄》一书的初版是在1847年12月，作者当时的署名是“艾莉斯·勃哀尔”，出版商是托马斯·科特雷·纽底尔。这部小说描写了18世纪末英国北部约克郡偏僻地区弃儿出身的希斯克利夫被恩肖家收养后的辛酸经历。他热爱恩肖的女儿凯瑟琳，但遭到恩肖一家的强烈反对和歧视。当凯瑟琳嫁给了富商林顿之后，希斯克利夫蓄意对这两个家庭进行报复，并一直延续到他们的第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