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期《新月》上，还转载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评述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中国公学内部刊印的《吴淞月刊》上，因而观点更加尖锐和大胆：“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觉，教人服从领袖者，但他的说话很多语病，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做两种人做的两类的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
由于“火力”太猛，这期《新月》刚一出版便遭查禁。8月9日，胡适在日记里附有一则剪报，标题是《胡适所著〈人权与约法〉之荒谬》，原载1929年8月9日、10日的《民国日报》。胡适眉批道：“又见南京《中央日报》。”显然，胡适、罗隆基等人接二连三的“炮轰”，已经惊动了国民党高层。
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作罢。很快，罗隆基又在《新月》第二卷第五号上抛出了其人权理论的代表作《论人权》，从学理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对人权的意义、定义、范围、性质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提出了中国人当时具体应有的35条“必争的人权”（实际列举的只有34条）。这篇文章紧扣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要旨，但又极具理论沉淀，痛击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胡适、罗隆基、梁实秋领衔的“人权论战”，在一步步深入。
11月18日，胡适开始撰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直到凌晨2时方才完稿，痛斥“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早已背道而驰。
胡适建议说，国民党如果不愿甘居反动之名，必须做到几件事，如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等，“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这篇文章写好后的第二天，胡适刚好遇到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便交给他看了一下。陈钟凡看完，吐吐舌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
胡适一向主张署真名、说真话，从来不在背后搞小动作，于是果断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上刊出了这篇文章。而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还有罗隆基所写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他“火上浇油”地写道：“孙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是不明了党义，是违背总理的教训。倘使违背总理教训的人是反动或反革命，那么，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动或反革命。”而后，他列举了大量孙中山拥护言论自由的证据，并进一步阐释拥护言论自由的要义，提醒国民党当局“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限制的”，而压迫言论自由的结果只会是激起民众的反抗。
这还没完，最“刺眼”的是，在同一期《新月》上，胡适与罗隆基的文章之间，还“夹”着新月书店的一则广告：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三先生在《新月》月刊上所发表之关于拥护人权的几篇文章，已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人士的注意。现在为读者浏览便利起见，由胡适之先生亲加编次，印为单行本，并有数篇尚未发表之重要论文参加在内，卷首有胡先生序言，凡欲一读胡先生等所倡导之人权运动论文者，不可不人手一编也。全书约九万言，只售洋四角。
这本书就是后来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的《人权论集》，除序言外，共收十篇文章。胡适在小序里，讲了一个颇含哲理的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看来，胡适、罗隆基等人已经做好了“鹦鹉救火”的准备，虽然明知道小小的翅膀上沾点水，未必能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之火，但毕竟不能放弃作为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为民众的权利与正义尽一点微弱的力量。
“与公学何干”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叫板”，国民党终于坐不住了。对胡适一向怀有敌意的陈德徵更是想方设法，力主严惩胡适。
1929年8月11日，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部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共40项，其中第12、13项显然是针对胡适的：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严厉制止学阀之活动案；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治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这两个决议案都获得了通过。
国民党决定动手了。8月2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7次常委会，陈德徵、吴开先、潘公展等执委出席，决定支持国民党三区党部呈文，“列举事实，附加意见，转呈中央”。
这时候，行文的语气似乎尚算委婉。但就在第二天，《新月》第二卷第四号新鲜出炉，胡适写下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宛如一枚枚“冲天炮”，引爆了国民党孱弱的内心。8月28日，陈德徵等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召开第48次常委会，临时动议：“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这个罪名，显然不轻。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时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觉悟》《大公报》等报刊先后刊文批评胡适，直斥其为“竖儒”“无聊文人”“叛国者”。北平、天津、江苏、南京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纷纷呈文中央，要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9月21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函国民政府，认定“胡适误解党义，不审社会实情，放言空论”，遂饬令教育部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党义，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几天后，国民政府正式令饬教育部，对胡适提出警告：
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申明。惟胡适身为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
这一天，国民政府还通令全国各机关，要求今后“用人先仅党员任用，裁员先从非党员裁减”，并要求一律遵照办理。
当局的强烈反弹，引起了胡适周围很多人的担忧。1929年8月30日，远在北平的周作人看到报载上海党部请予严惩胡适的消息，遂写信给胡适：“‘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Rabelais（拉伯雷，法国16世纪讽刺作家）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说闲话不但是有危险，并且妨碍你的工作……”24
9月26日，胡适的老师兼好友王云五在报上看到消息后，也立即致函劝慰：“现在我以十二分至诚，劝你不再对这问题发表什么意见。”他似乎很了解胡适的脾性，言语之间，已有几分恳求之意。
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饬中国公学：
胡适藉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摘，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25
细读这份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的警告令，或许能读出其中另一番意味。九百余字的公文，几乎全是照转各级党部的公文，甚至连文中的明显错误如将中国公学的私立性质写成“国立”都未改正过来，只有开头“令中国公学”和结尾“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是蒋梦麟附笔添加上去的。换句话说，这份公文其实不过是蒋梦麟例行公务而已，并非其真实的态度。
即便如此，胡适还是立即回信，给予这位老同学、老朋友不留情面的反击：“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他还“咬文嚼字”地写道，这份令文一共引了六件公文，对于他的罪名“殊不一致”，“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如果罪名是“误解党义”，那就应该指出究竟误在哪里；如果罪名是“语侵个人”，那么则应该明白指出到底侵犯何人。否则，若下次来文，仍是如此含糊笼统，那么结局仍然只有一个：退还贵部！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付不了倔脾气的胡适，国民党干脆拿全国教员下手。10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制定《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共八条，要求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按四期程序研究党义，“每期研究期间以一学期为限，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所研究的内容无非是《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内容。这无疑是要将胡适作为“反面教材”，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同受“连坐”的惩罚。
与此同时，“讨胡”最为积极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没闲着。10月底，由潘公展题写书名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经上海光明书局印行出版，共分上下两编，将关于胡适《人权与约法》等批评文字汇集出版，称胡适的文章“诋毁党义”“确是笨伯的迁怒”，集中“炮轰”胡适。
胡适决定再度出击，不久便抛出了那篇火力更猛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并将《新月》上有关人权问题的讨论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在小序中直言：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不许辞职”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对于胡适来说，他早已做好了“骨头烧成灰”的决心，但身为中国公学校长，他又不能不虑及个人的冲锋可能会给学校带来的伤害。
当时，中国公学正在积极争取立案，但由于胡适的“老冤家”陈德徵身兼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一职，所以这份努力注定白白浪费。于是，胡适再度萌发了辞职的念头。
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这个职务，胡适本来就无意于留任太久，只不过拗不过好友们的盛情，一次次被动地应承下来。到了1929年下半年，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迅速恶化，为了不连累中国公学，胡适“决心将搬家一件事办理停当，即行脱离中公——无论校董会如何留我，我决不再留了”26。
1930年1月12日，胡适再次向中国公学校董会提出辞职，并推举校董兼教授马君武继任，获得校董会一致通过。但由于马君武一再谦让，不肯继任校长之职，此议未能公开发表。
胡适提出辞职的理由多是个人原因，比如需要更多的时间处理学术工作，并打算赴美讲学。1月28日，他接到两份来自美国的延聘，一是芝加哥大学请他去演讲，一是耶鲁大学请他去做访问教授。在与好友高梦旦商议后，他打算接受耶鲁大学的邀请，“如此则我可以有一年的工夫，可以把国内方面的工作稍稍作一结束，并可以准备作稍久的国外住居”。
事实上，外在环境的愈加窘迫，或许也是促使胡适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动因。自从胡适发起“人权论战”后，国民党当局一直伺机对之进行惩治，但更多还只是停留在会议文件或政府公文的纸面上，并未有实质性的动作，直到《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问世，彻底激怒了陈德徵等人。
1930年1月20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召开第42次会议，主题即为“呈请缉办胡适”：“新月书店出版之《新月》月刊刊载胡适诋毁本党言论，曾经本会议决并请市央惩处在案；兹又故态复萌，实属不法已极。”为此，会议做出决议：一是查封新月书店；二是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迅予撤职；三是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将胡适褫夺公权，并严行通缉使在党政府下不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