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般斟酌，他想到了好友夏敬观。夏敬观，江西新建人，1875年生于湖南长沙，1892年入南昌书院，师从善化经学名家皮锡瑞。1894年中举人后一直科场不顺，直到1901年捐员外郎，由吏部分发至江苏试用。恰好此时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锐意兴学，全力推动兴建以培养中小学堂教员为主的三江师范学堂，选中夏敬观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负责处理内部事务。
夏敬观跟中国公学的最初交集缘于端方的安排。1907年3月，在决定给予中国公学常款资助并邀请郑孝胥担任公学监督的同时，端方委派时任江苏候补道夏敬观会同南京学务公所科长桂埴前往中国公学、复旦公学，调查两校实际办学情况。夏敬观到中国公学调查后，对于其师生筚路蓝缕、苦心孤诣的办学努力表示了极大同情，尤其对公学没有固定校舍一项挂念在心。
在调查结束后致端方的禀帖里，夏敬观不无恳切地写道：“两处校舍均仰藉租借，未能得适宜之建筑，故管理为难。经与郑、严两监督一再筹商，均谓整顿两校，此其最急。惟现在江南财政困难，成非易计，惟有仰恳宪台倡拨巨款，或邀同各省合力佽助，俾校舍得早成立，以弥其憾。”22可以说，端方后来同意在吴淞给中国公学拨地建校，跟夏敬观的这一调查结果有直接关系。
如此因缘，令郑孝胥在物色中国公学监督继任人选时，一下子就想到了夏敬观。1908年3月，在郑孝胥决定递交辞呈前后，两人在上海、南京两地多次晤谈，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关于邀请夏敬观接任中国公学监督一事，应该是中心话题之一。
1908年4月2日，夏敬观正式出任中国公学监督。初来乍到，需有妙招。推动中国公学董事会建设，就是夏敬观在郑孝胥的建议下烧出的“第一把火”。7月3日，夏敬观邀约郑孝胥、汤寿潜、张謇到一枝香饭店，“为复旦及中国公学开董事会事”，意在讨论筹备中国公学具体事宜，但汤寿潜、张謇均未赴约。
夏敬观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忙于董事会的筹备邀约事务。1908年9月13日，中国公学第一次董事会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张謇被选为总董，熊希龄副之。列名董事会的还有郑孝胥、罗焕章、陈三立、马相伯、喻兆蕃、于右任、夏敬观、谭心休、钟文恢、王敬芳、黄兆祥、张邦杰、梁乔山、孙镜清、彭施涤、谭倬云等人。由此名单可见，参与董事会的均为一向关心公学事务的社会名流或早期参与创办公学的留学生代表。
根据中国公学董事会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监督选聘、经费筹措等事务。强大的校董背景，让在中国公学并无太深根基的夏敬观如鱼得水，踌躇满志，想好好大干一番。
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夏敬观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事。在他到任之前，由于三干事执意修改校章，引发学生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应允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结果，新修订的校章却未得到夏敬观的认可。1908年9月27日，夏敬观贴出告示，否认学生有修订校章之权，于是引发新、旧中国公学分裂风潮。
对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言。这里略引中国公学早期学生张承槱所写的一段回忆文字，可见当时学生心目中的夏敬观形象：
学校基础虽已奠定，革命工作日有进展，但为清廷密切注意，郑孝胥之到校不过数月，即推荐夏敬观为中国公学监督以自代。而夏为南京候补道，亦宪政派之人物，与端方甚接近。故夏到职以后，与王敬芳勾结一气，不似以前郑孝胥挂名不问事之监督也。吴淞炮台湾校舍尚未开工，而因取消同学校友会、评议部之争端忽起，最后不惜解散学校，使全体退学。夏敬观并在校出示开除全体同学以自豪，借以见重于端方，至是双方冲突达于极点。23
夏敬观之所以宁愿公学停办也不肯做出让步，除了是新官上任要来个下马威之外，更多可能还是得到了郑孝胥的支持。风潮刚起不久，郑孝胥就明确表态：“尚有郑苏戡在，决不能赞成诸君之所为也。”在他看来，中国公学是在包括三干事在内的众多职员辛苦奔波才建成的，可惜学生们不能体恤此情，“此真不义之举，社会所不容”。
风潮汹涌之际，夏敬观、王敬芳、黄兆祥等人曾多次登门拜访郑孝胥，“谈中国公学事”。夏敬观等人一度打算在报上刊登学生罢学详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但遭到郑孝胥的反对。他只同意登一则致两江总督的电文，以示校方态度坚决。
生气归生气，但郑孝胥考虑到，学生闹风潮毕竟是因年轻气盛，过一段时日或许就能烟消云散、握手言和，因此没有必要过于声张。果不其然，167名学生退学另行组织中国新公学后，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就主动要求重返中国公学怀抱。在各方积极协调下，新、旧中国公学合并后，仍以夏敬观为监督。
本想大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却差点折戟沉沙，这未免让夏敬观颇生感慨。此间，因受邀担任复旦公学监督，夏敬观曾有意辞去中国公学监督一职，但经公学三干事和郑孝胥极力挽留，再加上江苏巡抚瑞瀓出面劝说，他最终同意留任。
“水清沙白雁飞回，月入秋堂一鉴开。渠透渐弥千里润，林深方有百年材。折衡破斗吾何可，看碧成朱世所哀。要见门墙桃李色，与君辛苦雪中栽。”这是夏敬观在中国公学风潮大起之际写下的一首感怀诗，有些沮丧，有些无奈，但又不失内心的坚守。
1910年7月28日，中国公学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召开董事会，当场议定：“（中国公学）改为监督行事之法，以夏敬观为监督，驻学办事，各教员、职员皆由监督聘订，别定严肃规则，以除从前之习气。”24校董会显然是要给夏敬观一把“尚方宝剑”，维护其管理权威，保证令行禁止。
只不过，此时的夏敬观已志不在此，而是逐渐向政坛靠拢，寻求仕途的突破。尽管他后来依然长期担任中国公学校董职务，但似乎更多是一种“友情客串”，并未再更多参与校务的具体管理与运作。
而其好友郑孝胥的人生轨迹，更是充满吊诡色彩。辛亥革命之前，他基本算得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沿着正在接受西学、不断吸纳着时代精神的传统士大夫的路走过了这一段生命历程”25。接手中国公学，正是他这一时期的“杰作”。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却逐渐背离了时代的轨迹，以遗老自居，独守“海藏楼”，并经常在日记里大骂革命党人是“失心疯”。对于一直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学，自然也没有兴趣更多过问。
历史的天空，总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郑孝胥曾引领的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为雪国耻、挽国权而创办的，但后来郑孝胥为了帮助清廷复辟，竟主动投入日本人怀抱，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附逆落水，晚节未保。
当年称疾致仕回到上海前，郑孝胥曾在日记里自期“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只可惜，事与愿违。如此人生变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1 《郑孝胥日记》，975页。
2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43页。
3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37—38页。
4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1页。
5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4页。
6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5页。
7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6页。
8 严海建：《社会政治变迁视野下的学校、学生与风潮：中国公学研究（1905—1936）》，博士论文，27页。
9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6—47页。
10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二十卷，150—151页。
11 《郑孝胥日记》，1166页。
12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39页。
13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0页。
14 《筹议创设公学》，《申报》，1906年4月20日第17版。
15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3页。
16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54—55页。
17 朱经农；《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见《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33页。
18 严海建：《社会政治变迁视野下的学校、学生与风潮：中国公学研究（1905—1936）》，博士论文，24页。
19 端方：《筹办工科大学折》，《端忠敏公奏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1791页。
20 熊希龄：《为新中国公学来奉筹款事致郑孝胥函》，见《熊希龄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261页。
21 《熊希龄为请拨予公学公债票致袁世凯总统呈》，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55页。
22 《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48—49页。
23 张承槱：《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见《私立中国公学》，156页。
24 《郑孝胥日记》，1266页。
25 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学林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13页。
图为郑孝胥所作《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序》
在支持中国公学的社会名流中，最突出的人之一是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