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曾担任过两所大学的校长，一所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另一所则是湮没无闻的中国公学。
1952年12月23日，寄居美国多年的胡适应邀返台讲学，其间专程抽暇出席中国公学校友会举办的欢迎会。对于胡适本人来说，北大校长的辉光固然令他骄傲，但他执掌中国公学两年的过往却同样是一份荣耀、一份牵挂。
在胡适和这帮校友的心目中，尽管中国公学名气并不大，且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伴随日军的炮火烟消云散，却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注定成为一种永恒，正如胡适在当天的致辞中评价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
这是胡适所有的骄傲之所在，也是中国公学所有的骄傲之所在。事实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从酝酿筹划的那一天起，中国公学就承载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家国、关于大学的恢宏梦想与期许，深深地烙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鲜明印记。
“教育救国”的呼喊与追寻
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满脸鄙夷中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教育救国”的共识下，退无可退的清廷痛定思痛，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国内模仿西方大学创设一些新式学堂，如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肇始；另一方面，派遣大量年轻学子到日本留学，从1896年到1905年约十年间，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式教育，寻求崛起之道。
当时境地下，国人向西方学习，拜列强为师，显然并非出于本心，而是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一旦时机成熟，振兴国内教育，才是真实的追寻。中国公学的诞生，便带有这样的意味。1905年1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大批留日学生愤而回国，商定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也”。
学校定名“中国公学”，取意于“中国人公有之学校”，既带有强烈的对外自立色彩，又寄寓着鲜明的家国情怀：“中国公学不啻为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为全国之人能力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在创办者们看来，中国公学就是国人独立梦、崛起梦的承载者和践行者，若不能成功，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地举办学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岗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一时间，中国公学确实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大机关”。
辛亥革命事起，中国公学里的革命力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崛起，学生中约一半人都参加了革命党，“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1911年夏，实际主持校务的干事王敬芳赴南洋群岛募捐，动员说服侨商“认捐银一百七十余万圆”，其间听闻孙中山亦正在海外积极筹款，遂慷慨承诺将此笔募捐移作革命军费。此举令孙中山十分高兴，当即也慷慨承诺，“俟成功后，本党照偿原款，并更加补助”。
由于这一因缘，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尽管各省经费紧张，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一如前诺，毅然加入中国公学校董会，积极为之奔走募捐。黄兴、熊希龄更一度出任掌校之职，欲振公学雄风。中国公学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地位，由此奠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许诺拨办学基金300万元，只可惜，旋因“二次革命”潮起，中国公学校舍一度被占，只得暂行停办，补助基金亦无着落。此后数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中国公学不时受到冲击，一直处于苟延残喘、步履蹒跚的挣扎阶段，停停办办，办办停停，所需费用，全赖校长王敬芳四方奔走，东挪西借，极力维持。
1921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接手中国公学，决意告别政治，借助教育，投身新文化改造大业之中，“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养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
在研究系执掌中国公学的七年内，“教育救国”不只是一种梦想，更成为一种实践。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筚路蓝缕，大胆突破，策划邀请西方哲学大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全新的视角。
只可惜，平静的校园总是无法抵挡战乱的侵扰。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挺进上海，吴淞又成战区，中国公学再度停课。代理校长张东荪也避走公共租界。群龙无首之际，一帮毕业班的学生动员校友何鲁接任校长，这样又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由没有任何政党背景的胡适接掌校务。
当时国民政府刚在南京奠都，时局稍稍稳定，中国公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胡适的主持下，中国公学坚持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办学风气，创造了学校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
就在胡适辞职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借口“柳条湖事件”，悍然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翌日侵略沈阳。一时间，救亡压倒启蒙，校园里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为中国公学带来了灭顶之灾。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由上海租界出发，向闸北发起攻击，继而又进攻中国公学的“大本营”——吴淞，令其损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尽管“教育救国”的梦想一度遭遇挫折，但并没有终结。在后来的数十年里，中国公学的校友们始终秉持坚定的信念，与国家民族共存亡，抛头颅，洒热血，传薪火，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史、教育史写下了一个个美丽的传奇。
政治生态的投射与跌宕
国内时局的变迁，必然投射到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与较量上。而中国公学，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见证着不同势力的兴衰存亡，书写着政治生态的盘根错节。
早期的中国公学，虽然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并存，但两派势力均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并未过多掺入自身所属政治群体的主张。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学生自治，颇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不设校长，只分执行部、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
1907年底，实际主持校务的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三干事未经全体同学同意，决定修改校章，取消评议部，职员改由监督聘任。这无疑是对中国公学传统民主政治的一种挑战。双方僵持不下，最后167名学生干脆退出中国公学，自办了一个中国新公学，针锋相对，继续进行着学生自治的民主实验。
此次分裂，以新、旧中国公学合并为结局，并催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较早的校董会，使得学校的管理规则又回到了民主政治、独立自由的基础上来，正如胡适后来所说，“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