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
天津梅氏的远祖是明初驸马都尉梅殷。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有位学者专讲《永乐大帝》，其中提到，朱元璋共有16位驸马都尉，梅殷是他最喜欢的。朱元璋病危时，将皇太孙朱允炆与梅殷一起叫到床前，交代梅殷一定要辅佐朱允炆，足见洪武皇帝对梅殷的眷注与信任。
天津的梅氏始祖叫梅满儿，是天津右卫的第一任指挥使，至明亡共传12世。入清以后，门庭改换，成为穷苦的读书世家，有“寒梅”之称。天津旧时有句俗语“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说的就是“寒梅”的事，而且此事确有因由。
津人戴愚庵《沽水旧闻》载：“同治七年（1868年）秋，邑绅某，在金声园观剧，来一听衬戏者，拔绅之烟袋，袋固值百金。拔者艺未精，乃被捉；绅视窃，固儒者也。询之，为梅殿起，茂才也。问茂才何以出此？彼乃答以‘不得已而为之’。绅良不忍，聘为西席。津中遂留此话柄，凡言事非得已而犹作者，乃曰‘梅先生拔烟袋’，听这即知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这件事出在一位“穷念书的”身上，自有其可原谅的地方。好在这位梅殿起因祸得福，竟因此谋了个饭碗，也算是庆幸的了。
梅家虽贫，却是名家辈出。梅履端、梅振瀛、梅承瀛、梅调鼎等都是极有造诣的学者、画家。梅成栋更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清嘉道时人，张问陶的弟子，诗文极佳，与庆云人崔旭并称“燕南二俊”。已故民俗专家张仲先生在《独留清韵在梅花》一文中说：“十几年来，我在文章和讨论中，曾多次鼓吹梅成栋、华长卿、杨光仪，为有清以来天津三大现实主义诗人。梅成栋（树君，1775─1804）风流、清隽的诗风，尤其影响了后世诗歌。但直到他六十岁时，还挤在少年堆中第十三次赴闱却依然不第。仕途蹭蹬，生活也就十分清苦。他的主要著作都是由友朋资助而刊刻的。”梅成栋的儿子梅宝璐（小树）也是著名的诗家和学人。他曾为天津鼓楼题写著名的抱柱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笔者藏有同治癸酉年刊刻的《闻妙香馆诗存稿》即为梅宝璐所著。当代名导演梅熹是梅宝璐的曾孙，话剧艺术家梅阡是梅熹的堂弟。此外，还有著名的梅氏五兄弟，即梅贻琦、梅贻琳、梅贻瑞、梅贻宝和梅贻璠。梅贻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清华大学的校长，1962年病逝于台湾，夫人韩咏华1977年由美国回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请来“狗不理”的名厨，做了一桌风味十足的天津菜。
天津卫，八大家，韩、高、石、刘、穆、长源、振德、益照临
早年天津的豪门巨富有“八大家”之称，至于这“八家”究竟是哪八家，随着年代的推移，有着不同的说法。俗话所称，“韩、高、石、刘、穆、长源、振德、益照临”，是清朝咸丰年间及咸丰以前的“八大家”。他们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即海张五）。这八家的发家，靠盐务的有高、杨、黄、张四家，靠粮业的有石、刘、穆三家，靠海船业的有韩家。这说明当时的天津已成为长芦盐商的基地、漕粮转运的枢纽、海上运输的口岸。由于盐行的专利，粮行的垄断，海船的独占，再加上官商勾结，在天津这样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富甲一方的暴发户。
同治、光绪以后，老“八大家”有的逐渐败落，终为新崛起的豪富所替代，此时天津老百姓中又流传一句俗话：“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这里一共提出了卞、韩、穆、黄、王、张、杨、华、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进口纱布起家，王家是以开钱庄起家，李家虽是盐商，却后来主要也是开钱庄、商号和在开滦、启新等大企业投资并广置房地产，扩大了家业。华家除靠盐务和书法家华世奎出名外，还经营了油坊、茶叶庄。这都说明天津此时已成为通商口岸兼工商业城市，商业、金融业有了急剧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纱业有了长足发展，经营绸布纱的赚了大钱，于是又投资开办了许多家钱庄、工厂和其他商号，在天津又出现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们是金、潘、孙、胡、卞、范、乔、纪八家，即瑞兴益棉纱庄的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绸布店的孙烺轩、胡树屏，隆顺棉纱庄的卞润吾，同益兴棉纱庄的范竹斋，敦庆隆绸布店的纪慰瞻、乔泽颂。
说到金桂山和潘耀庭，还有一段故事。曹禺在天津女师教书时写成了《日出》剧本。剧中写了一个银行家潘月亭和一个未出场的豪客金八。这本是作者在天津生活时接触各类人而经过艺术提炼塑造的人物，角色姓名也是信手拈来的。但瑞兴益的金桂山行八，人称金八爷，与潘耀庭又是一对老伙伴。他俩得知剧本故事，大为恼火，曾想找曹禺闹事。后来虽然未有什么真的行动，但在当年的巨商富贾之间，却曾盛传其事。
“旧八大家”也好，“新八大家”也好，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排场、摆阔气，穷奢极侈，争强斗胜。据老辈人讲，当年天津有位“大家”的眷属没有看过“火场”，竟然到农村花钱购房把火点着了，再雇救火会的人来救火，一家人面对着冲天大火，围观取乐。早年间天津卫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河水向东流，天津不住楼；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意思是清官终究要被腐蚀，一些高门富户一般不出三代即告衰落。天津“八大家”的兴衰和更替不仅反映了天津近代社会经济演变的历史面貌，也说明了“奢侈必败家”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
黑油漆，亮大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冰窖胡同李善人”是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家宅院坐落在天津东门里，虎座门楼，高台阶，大门外高悬大匾“太史第”，门洞里有一方大匾，上书“孝廉方正”。全宅共有八个四合院，每院为北正房五大间，南倒座五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雕梁画栋，装修富丽。另有门房、账房、轿房、马号，并建富有园林景色的后花园一座。平时，“李善人”大门口总有两名绅商保卫局的士兵荷枪守卫，门禁森严，行人侧目。到1924年李家迁往英、法租界为止，一直住在这里。天津人称“黑油漆，亮大门”，无非是说李家的气派和财势的显赫。
“李善人”原籍江苏昆山，大约在清代康熙年间来到天津卫落户，住在北门里户部街。后有一支生活比较好，迁到东门内二道街东头的冰窖胡同。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的是显赫一时的李春城。
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在李家本族中排行第八，被称为“李善人”第一代。咸丰元年（1851年），举“孝廉方正”，先以州同知用，复叙为通判知州，后又捐纳员外郎，于同治元年（1862年）诠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不久告归回津。“李善人”的称号是从李春城这一代开始的。李春城的正妻吴氏，被称为“李八老太太”，平时好吃斋念佛，为了向别人显示她“心慈”，好做“善事”，经常买些活鸟、活鱼“放生”；遇到家中喜寿大事，待客的酒席一律不上鸭子，说是不愿“杀生”。李家对各地庙宇，大事布施；每到冬季，施舍棉衣、小米粥；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均给予接济。于是社会上流传李家“乐善好施”，是“善人”，李家也欣然领受。后来，李家又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李善人粥厂”，专门收容乞丐。李春城死后，其子孙继续办“善举”。清廷官方或天津士绅要办一些赈济，均选有声望的李家来出面主持。于是“李善人”的名声就广泛流传开了。清末民初，有一个专在各大盐商富户走门串户的女艺人，人称“于瞎子”，弹得一手好琵琶，曾把“李善人”家及“善举”编入“天津八大家”的唱段里面。因此，“李善人”之名不胫而走，成为当时天津公认的“八大家”之一。
李春城有四个儿子：士铭、士 、士钰、士锜。在社会交往中，他们都以字行，分别称为子香、嗣香、幼香、稚香，为“李善人”的第二代。“李善人”的第三代，按“宝”字排，有宝诚（颂臣）、宝诗（赞臣）、宝诜（荩臣）、宝谦（益臣）等弟兄十个，他们利用财富和“善人”之名广结官僚政客。第二代李士钰的女儿李宝慧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安，第三代李宝诗的儿子李家 与曹锟之女结婚，李宝诜之子李家祁与曹锟之弟曹锐之女结婚。李家还和江西督军陈光远、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都有亲戚关系。
李家自发家以后，衣食奢丽，婢仆成群。传说李春城的妻子死后的“大出殡”，就花了30万两银子。李家后代子孙恣纵享受，尽情挥霍，财富耗费不赀，特别是民国（1912年）以后，军阀混战，李家几次受到军阀的敲诈勒索，元气大伤，而经营的各企业商号又相继蜷缩或倒闭，财力逐渐枯竭。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家兄弟十人分家析产，大家族从此瓦解。
1947年10月，天津发生了一起“箱尸案”，中天电机厂副经理李宝昨午，因与中国父亲、德国母亲的混血姑娘施美丽重婚而杀掉发妻董玉贞，并将董的尸体肢解，后被发现而判处死刑。这个李宝昨午据说是“李善人”的本家。
北京学成，天津走红
老天津商贾汇聚，豪杰辈出，五方人民杂处，三教九流云集，文化艺术大俗大雅，京剧、评剧、梆子、大鼓、相声、杂技在天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京剧重镇，天津人不但懂戏，而且实可谓眼高识广，京剧艺术在津城有着大量的知音。百年来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任何一个艺人，只有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才能在全国各地的舞台站稳脚跟。何以造成这种局面？著名作家林希先生在《津门旧事》一书中做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因为徽班进京之后，北京成了中国京剧艺术的基地，所以，要想学戏，就必须到北京去拜师，进名班，这样才能学到真功夫，也才能真正学到‘家’。但是一个角儿在北京唱红了，还不行，那就像是温室里养的花儿，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一个演员在北京学好戏以后，他就必得找一个刁钻地方去考验一下自己。到什么地方去最好？那就是到天津。只要一个演员在天津唱红了，就能走遍天下不害怕了。再刁钻，谁也刁钻不过天津的观众呀！”
天津人看戏不给任何人留面子，只要是看出毛病来，当场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台。据说20世纪30年代，马连良来天津唱《王佐断臂》，不小心在唱戏时，将“断”了的左臂摇了一下，当即，二话没说，台下就把茶壶飞上去了。马老板什么话也没说，退票谢罪，一走了之。直到多少年后，马老板再来，好好侍候天津爷们儿一出好戏，这才把人缘儿找回来。
天津是京剧的“老码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早期京剧的代表人物余三胜就曾经在天津演出。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中，第一代京剧名丑刘赶三就起步于天津侯家后的群雅轩票房；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舞台生涯也始于天津。武生黄派的创始人黄月仙、京剧“后三杰”之一的孙菊仙、南派生行泰斗孙春恒等著名演员也都出生于天津。
当代戏剧家黄宗江原籍温州，生长在北京，少年时在天津住过三五载。他说他“打小就是个戏迷，以后才会干戏”。1985年，黄宗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爱天津卫》，讲了一些“天津唱红”的往事：
我是在劝业场“天外天”的危楼破厦里，拜聆了几乎沦落为叫花子班但犹在引吭高歌的韩世昌、白云生、赫振基、陶显庭……诸位先贤，是他们给我开的蒙，使我理解了我国古典戏曲传统有多么深厚……
我是在泰康商场的“小梨园”里，拜聆了刘宝全、金万昌、荣剑尘、张寿臣……并至今犹健的小彩舞，是他们使我理解了我国说唱艺术的民间的与民族的源流是多么深远……
我是在“天华景”的小小舞台上，得见京剧殿堂里的老伶工尚和玉、程继先……和他们传授的至今犹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徒子徒孙。我想我没说错，京剧庙廊里的名家李少春、张君秋……都是首先在咱们天津卫唱红的。
“天津卫”这个码头，从过去就是考验艺人的一个试验场。“活儿”好不好，本事行不行，全国各地去演一圈，唯独到了天津要小心，因为天津的观众最“懂”。天津出了许多京剧名家，天津人看戏才“刁”，眼也特“毒”。
老乡亲，孙菊仙
孙菊仙，名谦，字菊仙，号宝臣，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旧历元旦生于天津。少年应试武闱时，曾聆程长庚于京师，由于性之所好，乃投拜其门，后与谭鑫培、汪桂芬鼎足而三，继承程的衣钵。而孙得天独厚，嗓音洪亮，创为别具一格的“孙派”。下海后曾演于上海，为旅沪的天津商人所赞扬，因为同乡关系，亲切地称之为“老乡亲”。“老乡亲，孙菊仙”便由此在天津叫响，以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句老俗话，故《清稗类钞》中说：“孙菊仙，天津人，津中呼为老乡亲者是也。”
据《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称，梅兰芳曾经说到过孙菊仙办四喜班的事，他说：“听我祖母说，孙菊仙搭四喜班是头牌老生，孙老元给他拉胡琴。后来到宫里当差，傍谭老板，还教太监，他的脾气大，连谭老板都敷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