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注：密纳发[Minerva]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译者注）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走了火，并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因此被宙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之巅，每天有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后来海格立斯释放了他。古希腊人把普罗米修斯看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译者注）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拉（注：海德拉[Hydra]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杀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杀伤的，斩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两个头。后为海格立斯所杀。——译者注）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
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经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中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支。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注：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恩格斯原注）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经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的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宪章运动
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
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
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
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