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么，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
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
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么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么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么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 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juste-milieu）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么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天翻地覆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