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
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经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
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惶惶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
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么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背景资料：纵火事件的报道
1843年11月25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两起，艾塞克斯发生两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宗教感
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
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
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 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谁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
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利碧嘉骚动
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