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构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22000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20000~25000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1300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象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
生不如死
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衷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
无动于衷
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
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敷衍的教育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让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
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让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校，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热，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狂热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s），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指当时）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
社会大课堂
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
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