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蒯通与主父偃——说客当家
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迈开他们的脚步，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了；不知又有多少人开始脑筋，算计着今天能收获什么；不知又有多少人张开了他们的嘴，或者颐指气使或者甜言蜜语说个没完。但他们这些努力的发迹效果如何？恐怕没有几个人完全清楚。仅以张嘴说话而言，有的人说了也白说，不受重视；有的人说了不如不说，因为得罪人；有的人却通过劝说别人而得以发迹。事实上，这种以劝说为主的游说之术，从来就是发迹上位史上一种重要方法。
历史上的蒯通，就是一位游说发迹之人。
蒯通，实名彻，秦末汉初范阳（今河北定兴固城镇）人，后因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改名为通。他为人机敏聪明，小时候常背绕口令、《道德经》，所以练得能说会道。加上他喜欢博览群书，对什么话题都能说上一通，所以很早就成为善辩之士。但蒯通其实又与其他善辩之士没有原则、只求名利不同，而是处处为百姓着想。
秦朝末年的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自立为楚王，派大将武臣（又称武信君）率军攻打赵国，首打范阳县，声势浩大。蒯通见天下大乱，也乘时而起，他用白头巾、红臂带把自己装扮一番，就去见范阳县令徐公。此时范阳县令正为武臣来攻胆战心惊，焦头烂额。因此他本不想见蒯通，但又觉得他可能是一颗救命稻草，就无精打采地接见了他。可一见面，徐公就被蒯通精心设计的引他上钩的打扮所吸引，调侃地问道：“你这是要干什么”。看来蒯通这一番自我设计，也是事先考虑到了县令的性格特点，否则如果县令见了他不是调侃而是大怒，那就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只听蒯通答道：“在下是范阳百姓蒯通。听说足下将不久于人世，特来凭吊，所以我带了白巾。不过，我也能预料到足下将因为我蒯通而幸免于难，因此特地别上红带子向您表示祝贺。”徐公听了这话，就知道来者非同一般，于是屏退左右问道：“在下愚钝，望先生不吝赐教，凭吊的事，从何谈起？祝贺的话，因何而生？”蒯通道：“秦朝的法律过于苛重，足下任范阳县令十多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那些慈父孝子之所以没有亲手把你开肠破肚，是因为畏惧秦法。方今天下大乱，秦朝的法律已经不管用了，正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个年头谁怕谁’。百姓手刃公腹，为其亲人报仇，正当其时。这就是在下之所以前来凭吊您的因由。如今武信君即将兵临城下，足下如果为秦朝坚守范阳，范阳父老少年必将趁此机会杀掉足下以响应武信君。但足下若肯听我的话，急遣在下为使者前往武信君处交涉，则可以因祸为福，转危为安，这就是在下前来祝贺的原因。”徐公知秦朝大势已去，为避免自己像其他秦朝同僚一样被陈胜、吴广义军诛杀，不如死马当活马医，且看蒯通能帮他找个什么救命方法。于是便起身再拜施礼奉蒯通为上宾，表示一切听从蒯通的安排。随后他准备车马行装，派遣蒯通作为自己的使者正式出使武臣军，交涉投降议和事项。看到这里，人们也不能不感慨秦始皇对当时社会的功劳：法治虽严酷，但社会上没那么多骗子。否则如果蒯通实际上是一个骗子，拿了钱财车马走人，那范阳令则不仅救不了自己，连给蒯通的那些礼物也都白搭了。
蒯通这人到底是个讲义气的人，在安抚徐公后便去见武臣，直言不讳地说道：“将军进入赵国以来一味奉行攻城略地的方针，夺取了许多地盘。但在下认为这种做法已经不适用了，并非良策。因为百姓已经厌倦你这么干了，你手下的将士也都感觉疲惫了。如果将军愿意听从在下的策划，可以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定千里。”武臣问：“此话怎讲？”蒯通说：“将军兵临城下，范阳令徐公整顿士卒，以备守战。徐公其人，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想投降将军，又担心被将军诛杀，正彷徨于进退之间。另一方面，范阳城内的年少暴徒，闻风蠢蠢欲动，欲乘机起事杀徐公占领范阳，独立兴国，以抗拒将军。当此之时，将军何不授在下以列侯之印，使在下持侯印封赏徐公，徐公受封赏后必然开城归顺将军，年少暴徒也就没有了轻举妄动的机会。占据范阳以后，将军再令徐公为使者，在前面开路劝降其他郡县，岂不是大好事。这就是在下所说的传檄而定千里之事。”
武臣欣然接受蒯通的建议，令蒯通持侯印封赐徐公。此后一切如蒯通所预言，赵国故地的秦郡县官吏纷纷停止抵抗，接连有30多座城池和平归顺武臣。这是蒯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显示了其游说之功的利害。蒯通因此以“说士”闻名于世。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蒯通这一番作为，救了天下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只是由于赵王武臣太过平庸，而且蒯通虽有发迹的可能，却不愿意再为其谋取天下，于是便退隐江湖继续观察扑朔迷离的局势。当蒯通决定重出江湖时已是五年之后，楚汉战争已然开始，但天下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
当时，汉王刘邦分兵韩信进取赵国。此时武臣已死，蒯通见韩信善于用兵，治军严谨，能成大业，便来到韩信军中，劝韩信攻取齐国。韩信听从他这一建议，很快就占据了黄河下游大片地方。蒯通见时机成熟，便劝韩信自立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