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条约，实际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否认了中国对东北三省拥有主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第一次伙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苏联还对我国新疆长期进行侵略活动。1940年11月，苏联威胁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背着中国政府，非法签订了所谓《租借新疆锡矿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有效期为50年。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条，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第三条，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地运出，并免缴关税及其他项捐税。第四条，为实际施行本租借条约起见，苏联政府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托拉司，简称为“新锡”。“新锡”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第五条，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应保证“新锡”获取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同时新疆政府应将居住于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土地区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锡”之请划拨之，划拨土地区域时，不应迟延，并须与所提申请完全相符。第十一条，“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
很明显，这是一项侵略性的“不平等条约”，它和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出一辙。在经济掠夺的同时，苏联在新疆还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策动和支持新疆的维吾尔、塔塔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首领，发动武装起义，在苏联陆军、空军的直接参加和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占巩哈、伊宁、精河、吉木乃、富蕴、福海、额敏、裕民、和丰等广大地区，控制了塔城全区，并把矿产丰富、畜牧业兴盛而又有战略价值的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威胁迪化。在发动起义过程中，大量散发印制精良的俄文传单和标语，提出“杀回灭汉”等口号，声言要将汉族赶回嘉峪关，建立一个脱离中国，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完全由苏联控制的国家。
1941年6月，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12月，日本发动了对英美进攻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联盟的轴心国集团妄图称霸世界。英美则同苏联站在一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此，苏联原来同德国和日本达成的划分欧亚势力范围的协议，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特别是从1943年下半年起，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为转折点，苏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成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同年9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欧洲的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在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对手方面，不得不由德日帝国主义转向英美帝国主义。于是，经过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同年11月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苏、美、英就划分在欧亚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了秘密协议。
据战后英美官方公布的材料（后来苏联政府并未否认这些材料），关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在雅尔塔会议上，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把波兰东部领土划归苏联；同时要分割战败的德国，把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划给波兰。丘吉尔和斯大林还约定：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拥有75％到80％的优势，英国的份额是20％到25％。苏联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势力是一半对一半。斯大林为了履行它同英国达成的协议，曾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铁托允许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回国进行统治，遭到铁托的严厉拒绝。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抵制和不满。他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体上约15年，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算起，到1949年7月初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会谈。在此之前，王明一伙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旨，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艰苦奋斗，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他也强调争取外援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他特别指出：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绝下允许有任何奴颜卑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因此，无论斯大林以几个师的精良装备作诱惑，要中共派人取来搞武装；无论“钦差大臣”王明1937年回国后如何内外活动，软硬兼施；也无论斯大林打电报威胁“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因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党虽然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尚未执政；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活动多是通过外交途径，与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谈判或与地方军阀政府（如新疆的盛世才）谈判达成协议的。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虽作过批评和抵制，但当时不可能制止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听取毛泽东和中共的意见。2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第二阶段是面对面地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
这个阶段的时间不太长，大约从1949年7月初到1950年2月17日。主要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毛泽东和斯大林直接会谈。这些会谈的情况，本书在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大的方面，在原则上，对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顶得很硬，而且往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生活上，有时也抓住时机，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和轻视穷国、弱国的傲气进行必要的顶碰。1949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死鲤鱼不吃”，严令“扔回去”，便是个生动的事例。
毛泽东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摆阔气、兜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圆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并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摆阔气、兜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菜蔬：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端起玻璃杯子来把酒“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的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夹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人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问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咛：“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这一阶段的效果看，其明显者：一、斯大林公开地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这样公开地承认错误，在斯大林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二、公开发表《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效力，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这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要成果。三、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巧妙的斗争化敌为友，把当初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对手”，很快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帮手”。面对此情，人们不能不佩服、赞美毛泽东那高超的斗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