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大幅度下降。货运量1966年达13.1454亿吨，1967年只有11.0833亿吨，下降15.7%，其中铁路货运量由1966年的5.4951亿吨，到1967年只有4.3089亿吨，下降22%。1968年比1967年货运量继续下降，1968年货运量只有11.3240亿吨，比上年下降6.9%。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1967年为115.2亿元，比上年下降35.3%；1968年继续下降，只完成94.9亿元，比上年又下降17.6%。
由于生产连续下降，财政收支出现赤字。1967年国家财政收入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少25%。1968年又比上年收入减少，只有361.3亿元，减少13.9%，1967年出现22.5亿财政赤字。
生产建设、交通运输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国民收入和支出的不平衡，势必造成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经过五年国民经济的调整，生产和生活重新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这两年的大动乱，造成了人民物质生活明显的下降。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消费量逐年减少，粮食每人平均由1966年的381斤，到1967年降为374斤，1968年只有350斤；猪肉每人平均由1966年的14.1斤，到1967年降为13.5斤，1968年只有12.7斤；棉布每人平均1967年为13.6尺，1968年只有9尺。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情况出现了。
这两年的大动乱，同时也给人民文化生活造成莫大的损失，文教事业是“重灾区”，从运动一开始，大、中、小各类学校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陷入瘫痪，师生都被卷入这场内乱之中；学校的校舍、图书资料、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受到极大的破坏；高等学校连续4年停止招生，研究生连续12年停止招生，高等学校在10年内乱中被削减了10.3%；整个社会刮起了一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风，造成了恶劣后果，深深地危害了几代人。与此同时，文化艺术事业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大批十七年所谓文艺黑线的幌子下，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化艺术事业的重大成就，公然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下，肆意给各种形式的文艺成果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文艺创作只能陷入一条死胡同，按照他们规定的“根本任务”和“三突出”的框框来打转，以“革命样板戏”础柄替一切文艺形式，这样，“百花齐放”的局面没有了，只能是“一花独放”而百花凋零的状况。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扼杀了我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这两年大动乱的情况下，我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数量惊人地削减。图书出版，1965年20143种，1967年只有2925种，1968年有3694种，杂志出版，1965年790种，1967年只有27种，1968年尚有22种；报纸出版，1965年343种，1967、1968年只有43种，造成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陷入极度空虚和贫乏的境地。
此外，卫生、科学、体育、新闻事业，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和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经济建设在困境中逐步回升（1969—1973年）
在大动乱中，毛泽东曾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实行三支两军的任务，这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特别还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动乱极端不满，迫切要求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基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因素，从1969年起，局势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有利于经济建设在困境中逐步回升。1969年到1973年这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4.8%（按可比价格计算）。除了1972年由于气候不好，农业减产之外，这样的速度是不慢的。这种回升，是由于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共同努力，坚持斗争的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这种回升，也包含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重新抬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
第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根据1968年12月12日周恩来提出的关于组织起来编制1969年计划的指示，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共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起草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并具体筹备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一次重大的努力。
1969年度计划提出五项任务：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年内出版1—4卷2000万部，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要动员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建设，力争三到五年改变北煤南运状况；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继续狠抓交通运输。
由于编制1969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为党的九大和建国二十周年庆献礼，又加上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此，绝大部分指标定得过高，例如钢产量，1968年只有904万吨，1969年要求达到1600万吨，增长77%，这样高的指标，实际上是难以办到的。尽管当时毛泽东提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周恩来提出要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和语录的数量，强调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抓紧控制人口的工作等正确意见，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以切实得到贯彻的。
经过一年来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努力，工业生产的情况有所好转，暂时改变了1967、1968年生产连续下降的局面，这样的回升带有恢复性质，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1966年的水平。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495.5亿元（按1965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2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66年增长0.2%；工业总产值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比1966年增长9.9%。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4219.4亿斤，比上年增长0.9%，为1966年的98.6%；棉花4159万担，为上年的88.3%，为1966年的89%。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为1966年的87%；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比1966年增长5.6%；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比1966年增长49.4%；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比1966年增长13.9%。同年，铁路货运量5.312亿吨，比上年增长12.7%，为1966年的97%。全国基本建设投资206亿元，比上年增长76%。财政收入526.8亿元，财政支出为525.9亿元，相抵盈余9千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比1966年增长9.4%。进出口贸易总额同上年持平，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略有提高。
196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加，但同1966年比增长幅度不大，而工业的增长又比农业快。造成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速度和规模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林彪一伙借口战备，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盲目地扩大军工生产，这一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造成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失调，1969年农业与工业总产值比重：农业是36.3%，工业却高达63.7%。
在1969年经济建设从困境中开始回升的情况下，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拟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这次会议提出，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划为十个协作区，即西南、西北、中南、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各自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做到“自己武装自己”。会议提出的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同年，经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批准实行。
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根据要抓紧“两个拳头”（即农业和国防）的指导思想，提出五项任务，首先要加快内地战备后方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年内完成。
1970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着重实行了以下几项工作措施。
1.以战备为纲，加速内地战备后方建设
在所谓“以战备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强调各地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内地战备后方的建设。这是继1965年开始兴起的内地建设高潮之后又一个高潮。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中，内地建设为197.89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7.1%，其中三线建设投资为163.1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5.3%，这个比例是建国至1978年为止最高的1年。由于林彪一伙的插手，这一年硬上了370个军工大项目，其中经国家计委批准的只有50个。这一年内地建设规模是全面铺开的，并且在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建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
2.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重申党的农村基本政策
“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严重的混乱，出现强迫并队扩社，“一平二调”，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挤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和打击，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增长很缓慢。而全国人口每年以2000万的增长数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农业是个紧迫的重大任务。
国务院于1970年9月25日至10月5日，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有14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共1259人参加。这次会议重申：《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对于中央早已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搞平均主义。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对于随意调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物资的做法，要加以制止。这次会议提出，为了尽快实现《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的规划，要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状况；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加肥料，发展养猪；搞好农业机械化，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50%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10%左右。会议提出上述的政策和工作措施，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应该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会议也曾提出过一些错误的口号和过高的生产指标，也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发生过不良的作用。
3.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继续强调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这是继1958年开始我国大办地方小型工业以后又一次的大发展。这一年，采取拨定专项资金来扶植“五小”工业发展；而且，还规定了在二、三年内所得利润，10%可留给县所有，暂时亏损的“五小”企业，还可得到财政补贴免税、减税或银行、信用社贷款等支持帮助。在这种优惠的条件下，地方“五小”工业迅猛发展。1年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了手扶拖拉机厂；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多种小农机具、配件厂，有90%左右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地方小钢铁厂炼铁能力比去年增长1倍半，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氨肥和合成氨比上年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水泥、化肥总产量的40%。此外，在一些工业基础较薄弱的省，还建起一些纺织、榨糖、日用化工、小五金和小百货等轻工业工厂，以满足人民日常生活工业用品的需要。
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无疑对一些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省份改变落后面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年的地方工业大发展，带有盲目性，片面强调自给自足，要求过高过急，有一刀切的倾向，妨碍了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经济优势，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