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继续调整经济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工业、交通运输试办社会主义的托拉斯。采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当时中央试办的第一批工业、交通业托拉斯共12个。如中国制铝公司、中国烟草公司、中国医药公司等。经过一年的实践，效果颇为显著。例如制铝公司成立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从1965年1月至5月产品总成本比上年降低34%，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3%，1964年至1966年全国铝产量增长6万吨。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八个大城市进行试点。这个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管理工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国防尖端有了很大提高。
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1965年达到67.4万多人。比1957年增长23.3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1000多万；小学生在校人数1.6亿。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的提高。
加强了医药卫生工作，提高了医药技术水平。医院床位数达72.8万张，比1962年增加7万张。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普遍增强了人民的体质。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仅在1965年打破世界纪录28项，41次，66人。
科技队伍日益壮大，我国已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科研方面突飞猛进，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及医疗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原子能、喷气和电子技术研究方面，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接着，1965年5月14日又成功地爆炸一颗原子弹，使我国国防科学事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应该指出，在经济工作方面“左”倾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的纠正。陈云曾深刻说过：“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这是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家知道，1958年开始的3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大调整，费了五年时间。那时把困难渡过去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来得及清理。经济情况一好转，老的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又继续贯彻执行起来，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以致又一次酿成了比例严重失调，潜伏着新的经济危机。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坚持下去。“全国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是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指导方针端正，我们就能够较好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就能够使我国的经济协调地、健康地稳步发展，避免再发生大的折腾。”
我们说在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其主要表现就是未能对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作正确的评价。这五年多尽管在实际工作上被迫停止了继续“大跃进”，然而，对这“三面红旗”是丝毫不能触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它有一种理论观点支配着。那就是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时作过这样一段评述：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由于历史进程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在资本主义较少发展的国家中首先冲破，但是由于那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也就是说，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要充分估计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可是，毛泽东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1957年以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58年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钢铁翻番等，都是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提出来的，当时出现的高指标、高征购，总的根源也就在这里。尽管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这一套无法搞下去，但是“左”的思想理论观点并没有及时得到彻底的清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真正彻底清理。
还应该指出，“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在发展。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愈来愈严重。主要的关键在于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对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以来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断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还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对刘少奇主持召开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经济形势分析和估量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当作“黑暗风”而作了严厉的批判。对邓子恢提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当作所谓“单干风”的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对彭德怀同志向中央写过的两封申诉书，说明所谓“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并不属实而强加于他的罪名，却说成是搞“翻案风”又受到一次错误的批判，后来被立案审查。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等因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诬陷为高岗翻案所株连。而被立为专案，受到错误的审查。
因此，尖锐地提出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要求对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才能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论断，较之他过去的种种错误提法更为系统化、理论化了。
从1963年起，在八届十中全会大抓阶级斗争的精神指导下，在城市乡村的基层单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政治领域“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的主要表现；对于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思想文化领域“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的主要表现。这些，都同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艺界、学术界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都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的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而在这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它的直接继续与恶性发展。
这些“左”倾错误论点主要是：
第一，把我国仍然存在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或者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夸大成为现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从1963年起，认为在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1964年，进一步认为1/3打不住。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因此，认为“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第二，进一步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社会的主要矛盾上升为“十几年来我党的”二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且贯串于整个过渡时期之中。这是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政治准则。
第三，首次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结论，这样，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