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经济方针政策制定及其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组经济和恢复发展经济？这是摆在解放战争取得了战略决战胜利后的党中央议事日程上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吸取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的重要思想观点和东北根据地的实践经验，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确地提出了新中国经济方针政策。科学地阐明其基本出发点。
第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基本出发点，是我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论断，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这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说明了旧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生产力水平等基本情况。这不仅是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党制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而且还是我党制定新中国经济方针政策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离开它，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
第二，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总任务。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二是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准备用和平方式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前者着重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后者着重于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稳步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辩证统一的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个总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着重说明了发展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极端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第三，毛泽东正确阐明了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状况和党的经济政策。
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提纲，对东北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作正确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正确制定了党在东北地区的基本的经济政策：“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个提纲上报中央后，毛泽东阅后作了多处修改。接着，刘少奇又作了详细修改，并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提议由中央批准这个提纲，作为党内文件印发。这为准备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奠定了基础，对正确估量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状况和确定党的经济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以中国基本国情为依据，正确阐明了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党的经济政策。
首先，占国民经济总产值10%的中国现代性工业，大部分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谁要忽视或轻视这一点就要犯右的错误。
其次，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中国经济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类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就要犯“左”的错误。但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应当逐步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在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再次，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特别根据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的状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状况和党的经济政策的阐述，为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改组乃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指明了正确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