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把暴力剥夺、强制没收作为唯一手段。恩格斯说过：“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用赎买摆脱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列宁赞成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说：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列宁还根据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对那些“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力人民的极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提出把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还设想过实行“租让制”。这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用赎买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列宁的政策和设想，曾经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得到非常有限的实施。主要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同的特点和历史作用，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区别对待。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制定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创造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且善于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以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我党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的确，建国之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轻工业占22.1%，重工业占7.9%。如果按净产值计算，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5%，其中轻工业占11%，重工业占4.5%。然而，私营工业总产值占现代工业总产值的63.2%。私营商业所占的比重更大，它的销售总额，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1%，零售额的85%。由此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为我国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必须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方面。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充分注意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的作用，因此，也明确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由于党正确地贯彻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和限制政策，使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首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步有所下降，这是我们正确执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重大成果。1949年，私营工业有123165户，职工人数有164万人，工业总产值68亿余元；到1952年，私营工业有147650户，职工205万人，工业总产值105亿多元。私营商业，1950年有402万户，到1952年430万户，增长7%，从业人员，1950年有662万人，1952年有676.8万人，增长2.2%。这些变化，说明了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方面，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特别是工业，例如机器制造、钢铁冶炼、纺织、造纸、医药、文教用品等。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它的发展幅度不应该也不可能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幅度，相反，应该使它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逐步有所下降。建国头3年，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63.2%下降为1952年的39%。在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私营工业比重下降更大。如电力，由1949年的36%下降为1952年的6%。同期煤由28%下降为12%，铁由8%下降为2%，面粉由47%下降为46%，棉纱由47%下降为37%；私营商业批发额的比重由76.1%下降为36.3%，私营商业零售额的比重由85%下降为57%。这些变化，说明了短短几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次，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发展。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我们根据中国的特点，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中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过渡形式。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工业中的收购产品和商业中的批购零销。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外部流通领域里发生不固定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营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品销售和货源。在产销关系上，对资本家的剥削行为和无政府状态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只是在相应的程度上被纳入国家计划。企业的性质没有改变，但具有社会主义萌芽。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工业中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的经销代销，代购代销。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外部流通领域里发生固定联系和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有利于工人监督，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渐脱离自由市场，依附于国营经济，生产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企业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因素，使之成为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私营工业，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由8.11亿元到58.98亿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从11.88%到56.04%。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出现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1949年到1952年，从193户到997户，产值由2.292亿元增加到13.67亿元，占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3.1%增加到11.5%。私人金融业在1952年12月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代理人民银行指定的业务，提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总之，建国后头3年，由于正确执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因而，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变革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切，都为全面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