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在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对《易经》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影响作了精深的分析。他认为：“尽管五行和阴阳的理论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是有益无害的，但是《易经》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入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易经》乃是一种把新奇事物搁置起来，然后对之无所事事的系统。”1965年，英国佛学家布洛菲尔德（J.Blofeld）在伦敦出版了新英译本，但其译文并不可靠，最多只是为现代占筮者提供方便而已。其后数年间，《易经》的新英译本就有十多种，如R.G.H许的《飞龙在天：西方人易经指南》、克拉克·伍尔桑（c.Waltham）的《易经：中国变化之书》、约瑟夫·墨菲（J.Murphy）的《易经之谜》、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A.Douglas）的《如何求救于易经》、海耶西（Y.Hayashi）的《易经：预测和变化之书》和黛安娜·胡克（Diana：Hook）的《易经与你》等，其中不乏佳作。1968年，贝洛夫人（E.Perrot）从卫礼贤德译本转译为法文本，也成为法文通行本。1970年，德国人施密特（ISerhard Schmidt）出版了《周易贞卜》，研究了《周易》成立的思想背景。1973年，马丁·申伯格尔（Martin Schuberger，又译许伯格）出版了《生命之密钥：易经生命起源的宇宙模式》。1975年，马托里尔（Matolleall）发表了《阴阳及卦爻》。
1975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卡普拉（F.Capra.）发表了《物理学之道》，连同其后出版的《转折点》等论著，均以《周易》原理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说：“可以把《易经》看作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两干多年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它囊在两干多年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法国学者贝桂菊（B.Berthiei）、桀溺（J.一P.Di6ny）、谢和耐（J.Gernet）、康谟（Max Kaltenmark）、吴文学（Ngo Van Xuyet）、茅甘（c.Morgan）、汪德迈（L.Vandermeersch）、马克（Marc Knowski）等，对占卜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蒲坻（Andy Plaks）教授以阴阳五行体系研究《红楼梦》等明黔小说，取得很大成绩。
1981年，L.A.戈文达（Iama A.Govinda）出版了《易经的内部结构：转化之书》一书，提到了斯洪贝尔克论述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遗传密码与《易经》的关联。同年，K.c.安东尼c.Anthony）出版了《易经哲学》，R.L.温（R.L Wing）发了《易经图解》。1982年，彼得森（w.Peterson）发表了《制造联系：对于<；易经>；卦爻辞的评注》，他说：“我们这些不够圣人资格的人，却能以《易经》（它本身是超自然的）为中介，与非肉体、具有超自然潜质的存在建立起联系。”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B.I.Schwartz，1916～1999）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指出：“《易经》的问题甚至比《春秋》更难以克服。……它被许多中国学者以及某些外国学者看作是既提供了理解中国心灵最深刻、最隐秘的内容的途径，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于为自然和人事提供涵盖一切的宏大格式和规律，而是在于由不断变化的情境所组成的无限多样而又充满偶然性的世界。”1986、1987、1989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克来理（Thomas Cleary）出版了三部译自中文原著的英文译著：《道家易经》、《佛家易经》和《易经：致治之书》，代表了道教、禅宗和儒家思想家对《易经》的诠释。1989年，德国人恩莱尔（F.K. Engler）出版了《删定易图研究》和《关于易经的讨论：人类命运的自由和秩序》，对北宋思想家李靓的《易论》作了翻译和研究。
1990年，美国人伯格伦德（Lars Berglund）出版了《洛书的秘密》，研究了洛书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在关联。1991年，美国人苏德恺（Kidder-Smith）等人编辑出版了《宋代易学》，分析了易学在宋代理学中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美国汉学的水平。1993年，法国人朱利安（F.Jullien）在巴黎出版了《内在图像：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解读》。
鲍莱尔（Itenri Borel）、戴闻达（J.J.L Duyvendak，1889～1954）等皆有荷兰文《易经》译本，马亚·米尔钦克尔（Maja Milcinckl）有南斯拉夫文译本，还有丹麦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译本。
《周易》在西方是作为占筮之书流行的，在很长时期内是作为实用性的《易经》手册畅销的，如《每日一卦》、《占卦图解》和《电脑易经》等。其中有一些拙劣的译介败坏了《周易》的名声和原理，如英国人马克特（c.Markert）的《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误解和错误比比皆是。西方也有一些较为严肃的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周易》，如卫礼贤、荣格、舒茨基、李约瑟、卫德明。
另外，还有许多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人在易学传播方面卓有建树，如沈仲涛1934年就在上海出版了《易经》英译本。胡适的英文本《先秦名学史》1922年在上海出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布德（Derk Bodde，1909～2003）英译本193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国哲学史》全本的布德英译本195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新原道》的休士英译本194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国哲学简史》英文本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其中就有关于《周易》的章节。1940年，中国留学生刘子华完成了博士论文，即法文本《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在西方影响较大。1963年，陈荣捷所编著的饮誉全球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Chile Philosophy），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关于《周易》的内容，可以为读者提供参考。成中英、钟启禄、汪忠长、洪天水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了易学研究组织，陈启云、比利时籍华人沈宜甲、美国康州美田大学教授唐力权、美国太平洋大学教授赵自强等皆有易学论著行世，赵先生也有《易经》英译本。
据统计，到20世纪前期，《易经》的各类西文译本多达120余种，和《老子》、《论语》的西文译本数量旗鼓相当。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卫礼贤的译本最好、最易理解、最符合原意。这卫礼贤本人的认真严谨、劳乃宣的有力协助和与胡适的学术交以及曾在北京大学举办多次易学讲座是分不开的。美国Th.H_康曾经将西方儒学研究的特征归纳为五点，其中第二点是：《易经》在西方学者和一般读者中一直最为流行，有关研究文献几乎达到500种，这是儒学研究中单一主题的最高值。其中许多成果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易学热的反思
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没有哪一部典籍能够像《周易》一样冁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它不仅在它的祖国备受推崇，而且超越国界仍有人热衷；不仅为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地位显赫的社会名流所爱恋，而且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所信奉；不仅为远古先民所崇仰，而且为现代文明中人所敬重。易学热从《周易》诞生之日即已开始，历久不衰而弥盛，以致形成今日波及全球的易学大潮，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大体来说，造成易学热的原因有如下几点：（1）占筮的预测性。作为易学重要基石的古筮被认为可以推知过去，预见未来，而人都有希望明察未知事物（尤其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的强烈欲望，特别是在身处重大抉择而犹豫不决之时；（2）占筮的神秘性。占筮的预测功能，是由特殊的人（在西周是太卜等），以特殊的工具（蓍草）、仪式（斋戒沐浴等）、心境（清静、虔诚、敬畏）和方式（直接体陪），经过复杂的操作过程，才能得以实现，而且其预测原理是不可言传的，其产生过程是迄今未知的，这就给占筮罩上了一层层神秘的光环，而人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又都有一种天生的强烈好奇心；（3）占筮和《易经》的古老性。
《易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典籍，而据《周礼》记载，《易经》之前已有《连山》、《归藏》两部占筮之书，可见占筮的历史更为悠久，而人对远古的事物都有一种由衷的强烈求知欲，渴望通过了解它而探求人类的心路历程和先民的智慧灵光；（4）《易经》的独特性。《易经》是由象数符号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两者构成的一个特殊文本，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具异彩的一部古典巨著，这种独特性使其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日益凸显，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5）《易经》的涵摄性。《易经》是“普遍的概念库”，“它那象征主义的普遍体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归档系统”，它只有极简洁的提示，而没有确定的意义，这就使它具有极强的涵摄性，可以随时融入新事物，从而使很多学科能与《易经》联姻并产生新成果；（6）人为的推波助澜。《易传》宣扬《易经》之道“广大悉备”，无所不包，到汉代以后又有统治者和学者不断把《易经》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加以利用和推崇。
基于上述原因，遂使易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到现代，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易学热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当我们冷静反思时，又会发现这场易学热潮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巨大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方法论的严重缺乏和研究者的素质偏低，前者只是后者的主要表现，后者才是本质原因。
方法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易学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方法论问题解决不好，易学研究非但不会有所进步，反而容易断送易学的美好前程，充其量也只能在前人的水平上徘徊不前，而这本身就是大倒退。中国现代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就此大声疾呼：“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认为，易学方法论在今天应有如下基本内涵：
（1）明确本末
本为主干，末为枝叶。在易学研究中，需要首先明确本末。
这是因为易学乃是一门极为复杂的学问，《周易》的成书过程、符号系统本来就够复杂了，而后来的学者又不断地添枝加叶，遂使易学内容日益繁复。若不明易学本末，盲目从事易学研究，则，很容易在易学海洋中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现代易学家黄寿祺指灞出：“治《易》之道，盖有两端：一端，从源溯流，当熟读经锨本文，详观历代古注，不从古注入手，是为迷不知本源。二端耀强干弱枝，须知《周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象数、鲻理为主干，其余旁涉者皆其枝附，不由主干而寻枝附者，是为浑不辨主客。”
具体来讲，在易学研究中，要处理好这样一些本末关系：就《周易》经传来讲，《易经》为本，《易传》为末；就《周易》的本义与引申义来说，本义为本，引申义为末；就《周易》与历代注来说，《周易》为本，历代《易》注为末；就《周易》钵文研究与《周易》应用研究来说，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就《易》注与《周易》应用成果（如孟喜的卦气说、扬雄的《太玄》、邵雍的《皇极经世》、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等）来说，《易》注为本，《周易》应用成果为末；就《周易》与《易》图来说，《周易》为本，《易》图为末；就《周易》义理与占筮来说，《周易》义理为本，占筮为末；就《周易》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与《易》外别传（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及后世的《参同契》注疏等）来说，《周易》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为本，《易》外别传为末……只有把握好这些本末关系，才能在易学研究中有所收获。
（2）分别经传
《周易》经传不是一部专著，《易经》与《易传》成书时间相去几百年，它们自身也都不是一部专著，而均为许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成的集体作品。从西汉费直开始，经传合编一起，让人感觉它们好像是一部完整作品。因此，我们研读《周易》时，要注意对《易经》与《易传》作严格区分，以《易经》为占筮之书，以《易传》为《易经》的最主要的诠释作品，乃哲学著作，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现代易学家高亨即是分别经传的代表人物，他著有《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并且在《周易大传今注》中，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分别解释出“经意”（即《易经》原意）和“传解”（即《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这种科学严谨的治《易》方法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