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经营之神”的日本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过“企业是由人形成的。”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和价值，并努力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早在1945年他就提出：“如今后进入自由主义时代，我国将为‘适者生存’的原则所支配公司要发挥全体职工的勤奋精神，所以必须使各自的生活和工两方面是安定的。”他善于运用物质手段实行所谓“高福利”政策，并在各分厂设置大量体育娱乐设施，力图在职工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松下公司是“既愉快又赚钱的场所”，以便笼络人才。
1903年由亨利·福特等人创立，到20世纪20年代，它就荣登当时世界汽车公司的首把交椅。但亨利·福特在处于事业巅峰后，日益骄傲自负，专断蛮横，排斥持不同意见者。他先后剔除了一批为福特公司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关键人物，包括他的长期创业搭库兹恩斯，被称为“推销世界冠军”的霍金斯，被誉为“最伟大的汽车工程师之一”的威利斯，有“技术之魔”美称的埃姆，“机床专家”摩尔根，传送带组装的创始人克朗和艾夫利，曾创制出“卡迪拉克”牌和“林肯”牌汽车的利兰父子，“生产专家”努森，“法律智囊”拉京，等等。人才的大量流失，加上决策失误，致使福特公司市场占有率从1928年开始连年猛跌，1931—1932年亏损1．15亿美元，到1945年每月即亏损900万美元，濒临破产。1945年9月，福特不得不让位给他的孙子亨利·福特第二。亨利·福特上任后，立即重金聘用管理人才，请通用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布里奇负责全面指导。布里奇又招揽了一大批人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迅速结束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当年就扭转了长期亏损状态。此后又经几年努力，终于使福特公司成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公司，至今在《财富》美国500强公司名单中仍居汽车业第二位。
七、见几而作的时效观念
《周易》非常重视“时”这一范畴，认为得时则吉，失时则凶。“见几而作”即是《周易》注重把握时机，强调提高效率的重要命题。
《易传·系辞下》日：
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几”是事物变化的微妙先兆、苗头，能知晓这种精微先兆，真可谓是达到“穷神知化”的胜境了！而有才德之博雅君子能够及时把握这种微妙先兆，果断采取行动，而绝不会坐失良机。他们知道微彰、柔刚的辩证法，动静随时，进退有度，是广大民众无限景仰的杰出人物。
《周易》在强调“见几而作”的同时，又反复提到“与时偕行”，认为只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这是主张人们在条件不成熟时，要“遁世无闷”，“待时而动”，静候时机，“潜龙勿用”；条件成熟时再采取行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促成变通。
《周易》的这种“见几而作”、“与时偕行”的思想，对身处瞬息万变时代的我们无疑有其重大指导意义，尤其对现代的管理者，其意义更为巨大。它要求我们的管理者要洞察时局，把握良机，果断行动，而绝不可以麻木迟钝，贻误时机，要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几”的隐秘微妙的特点要求我们，要想“见几而作”，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而“几”的稍纵即逝的特点则要求我们具备快捷的反应力。可以说，所有成功的领导人、管理者都是能“见几而作”、“与时偕行”的人，而所有失败者则都是反应迟钝、坐失良机的人。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总结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特质“他们独具慧眼，能在别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看出挑战的机会有些企业家反应迅速，能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发现机会。有些业家则干脆自己去主动创造机会。”美国著名企业家艾柯卡曾另一位企业家深有体会地说：“你的问题是上过哈佛大学，他们教你在取得所有事实根据以前不要采取行动。你已经掌握了95％的事实数据，要取得其余的5％还得花你六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的事实数据又过时了。因为市场情况不断变化，是不会停下来人生一世，一切在于掌握时机。
法国白兰地在20世纪50年代闯入美国市场，就是“见几而作”的成功范例。法国白兰地此前已享有盛誉，但还未进入美国市场。如何进入美国市场呢？他们没有采用一般的促销手段，而是选了一个绝妙时机，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67寿辰之际，举一个隆重的仪式，赠送两桶窖藏67年之久的白兰地作为贺礼，以表达法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当他们将这一消息通过各种媒介传到美国时，立即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兴趣。到总统寿辰之日，贺礼由专机运抵美国时，华盛顿竞出现了万人围观的罕见场面。当两桶白兰地由四名英俊的法国青年抬进白宫亮相时，群情沸腾，万人欢呼，有人甚至大声唱起了法国国歌《马赛曲》。美酒驾到的新闻报道、专题特写、新闻照片充斥着当天的新闻媒介。就这样，法国白兰地在一片热烈吹呼声中昂首阔步地走上了美国国宴和家庭餐桌。
八、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价值观念和独特人文精神，它“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这样一种人文价值理想或精神境界，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在《周易》之中。”《易传·系辞下》在论及《易经》的作者和制作年代时说道：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易经》是在社会极动荡、人民极苦痛的殷周之际成书的，其作者也是在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极艰危处境中完成它的，因而《易经》充满了朝乾夕惕、“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
《周易》中最鲜明地阐述忧患意识的是《易传·系辞下》对《易经·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深刻体悟。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造成危险、消亡、动乱等后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乱，由于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要时刻警醒自戒，要安而不忘危，要“恐I具修省”，要有充分的忧患意识。《易传·系辞下》第七章则三陈九卦，即三次阐明《易经》九个卦的内在意蕴，以为人们指明身处忧患困境时应该加强道德修养的超越之路。
忧患意识绝不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患得患失，而是一种洞察宇宙人生，肩负历史重托的高度生存智慧和崇高担当精神。对于身处顺境的人来说，它可提醒其要居安思危，谨慎从事，而万万不可得意忘形、肆意妄为。而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它又可激励其辛勤工作，奋发图强，而大可不必灰心沮丧、消沉绝望。
忧患意识不仅对于每个人，而且对于每个组织、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以至全人类都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尤其是那些肩负历史重任的“圣人”、领导者，更要有“思患而豫防之”、“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的深刻忱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更深沉幽远的历史感和更强烈厚重的现实感，这是一种洞时危、深体民艰的悲悯意识，这是一种心系民生、胸怀天下大情怀。有了它，“圣人”就会谦虚谨慎，敬畏戒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了它，“圣人”就会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了它，“圣人”就会“厚德载物”，“容民畜众”，襟怀坦荡，“保民无疆”；有了它，“圣人”就会乐而乐”。
尤其在今日纷繁复杂、剧烈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更要有充分自觉的忧患意识，紧随潮流，谨小心，而千万不可贪图享乐，肆意妄为，以免为风驰电掣的时代所淘汰。
美国柯达公司的教训就是缺乏忧息意识导致衰落的典型。本来，柯达是称雄世界摄影器材市场一百多年的老名牌，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它曾取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了一个柯达王国。而如今的柯达却夕阳西下，步履维艰。在1950年以前，柯达的发展较为顺利。1950年后，后起之秀开始冲击柯达。尤其是日本富士公司的脱颖而出，使柯达在近20年的竞争中屡遭惨败，使这个风靡全球的名牌，现在不得不裁员4500人，并出卖一部分生意，以渡难关。柯达衰败的原因是它在如日中天之时不能居安思危，而自以为万事大吉，不思进取，而今后悔莫及。美国福特公司也有类似教训。
可见，任何组织，不管它曾经如何辉煌，规模多么巨大，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变通趋时，就难免衰败凋零的下场。相反，如果一个组织能时刻高度警觉，临深履薄，及时变革，除乱救弊，那么它一定会永远繁荣昌盛。
九、谒恶场善的法制建设
《周易》认为，社会的正常运行不仅需要道德规范，而且需要法律制度。前者用以引导绝大多数人，后者用以约束极少数人。《周易》有自己一套明确的法制建设思想。
第一，法制的最高宗旨是为了“遏恶扬善”，要坚决遏制一切损人利己的恶行，并使有益他人的善举能够发扬光大。第二，要力求做到“明罚敕法”，法律一定要严明整肃，不留空子，不得徇私。第三，在“折狱致刑”、执行法律时，要“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干脆利落，并应德法并用，重视教化，对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的人要“赦过宥罪”，宽容赦免。同时，《周易》还指出“议狱缓死”的原则，即对死刑犯不立即用刑，而是缓期执行，以便教育感化，观其后效。
可见，《周易》的法制建设思想具有浓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落后而极具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