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800～前200）爆发出万道霞光。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斯（K.Jaspers，1883～1969）谓之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就在这一伟大时代，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竞艳的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即已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典籍，《易经》对于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和非凡表现，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赫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据统计，《易经》的注家不下干余，留下的专著竟有三干余种。
如今，在人类文明新世纪的曙光普照天下之时，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再起了波澜壮阔的易学大潮，从而为易学这一世界文化奇观增更加引入入胜的夺目光彩。
面对这一奇观，我们不禁要问：《周易》为什么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它究竟蕴涵着什么宇宙大道而能显示出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惊人的普适性？为什么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看到并理解它的人都会对它怀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忘我迷恋与宗教式的虔诚崇拜？《周易》为什么能日益显示出它那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欧洲无可与之比拟的这一《易经》的普遍象征系统何以会成立，又何以能表现出如此特异的经久不衰？”……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求索的人类文化之谜。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让我们携手走进这座灵光四射的神圣殿堂，以悠久灿烂的文明史赋予我们的卓越智慧和宏阔视野，去亲身领略它那销魂夺魄的动人风采吧！
一 、周易.易经.易传 、易学辩证
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这四个概念常常被人提到，而且容易混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
《周易》起初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人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他们就开始对《周易》进行多角度的深度诠释，从而赋予《周易》日益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盛行。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放异彩，其中出现了对《周易》进行系统阐发的《系辞》等作品，汉人总称之为《易传》。秦始皇（公元前259一前210）焚书坑儒，《周易》、《易传》等书因被当作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并继续流传。至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将《周易》与《诗》、《书》、《礼》、《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并立于学官，都尊称为“经”，以示其为千古不变之常道，世人必遵之天理。《易经》由此逐渐被奉为五经之首。西汉易学家费直为便于人们学习《易经》，遂把《易传》与《易经》合编在一起，东汉经学家郑玄又将《彖传》、《象传》、《文言传》附于相应的卦爻辞之后，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广为流传，形成后来的通行本《周易》。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汉简《周易》，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皆与通行本《周易》不太相同，说明《周易》有许多不同传本。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本是通行本《周易》，我们也将以通行本《周易》为主展开讨论。
由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作如下界定：
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又称《周易古经》，是指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由《乾》、《坤》、《屯》、《蒙》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又称卦画）、卦名、卦辞、爻题（又称爻名）、爻辞构成。广义《周易》则包括狭义《周易》和《易传》。
易经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经》即狭义《周易》。
广义《易经》即广义《周易》。
易传还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传》又称《周易大传》，是指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狭义《周易》的经典诠释，共有七种十篇，即《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汉人又称之为《十翼》，取意为十篇诠释狭义《周易》之作犹如《周易》的十个羽翼一样，助其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广义《易传》则指包括狭义《易传》在内的阐发狭义《周易》的一切作品，其中有的易学作品也称为《易传》，如西汉易学家京房、北宋思想家程颐所作的《易传》易学是指研究广义《周易》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学问的学科。
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另一个题、爻辞构成；另一部分是帛书《易传》，共六篇，即《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缪和》、《昭力》。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中的汉简《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不大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
阜阳汉简《周易》破损严重，只整理出3119字，其中属于《周易》经文部分的只有1110字，包括卦象五个，以及部分卦的部分卦名、卦辞、爻题、爻辞；还有不见于通行本《周易》的卜辞2009字，是认识汉代易学的重要材料。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是与通行本《周易》不大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其内容似乎可以与流散香港的《周易》零简相缀合。上海购藏的战国楚简《周易》已经公布，简文有红色和黑色的符号，不见于通行本《周易》，有特殊的意义；简文内容与通行本《周易》几乎相同。
这些《周易》新版本的问世，对于促进《周易》和易学的深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两个版本。这不仅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古人的“三易”之说，而且还要求我们重新研究《周易》的成书问题，把中国经学的研究推至前《周易》时代，以至于改写中国经典和经学的历史。
为便于论述，我们先作一约定：此后出现的“《周易》”指通行本《周易》经传，包括狭义《易经》和狭义《易传》；“《易经》”指狭义《易经》，即《周易古经》；“《易传》”指狭义《易传》，即《十翼》；“帛书《易经》”指帛书《周易古经》；“帛书《易传》”指帛书《易传》六篇。
二 、《周易》的作者、制作年代及其性质
关于《周易》的作者与制作年代，传统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注引孟康日：“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中古。”就是说，伏羲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始画八卦和六十四卦，周文王（西周奠基者武王之父，儒家推崇的圣君）为六十四卦卦象编制了卦爻辞，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作《易传》以昌明《易经》。这种观点在汉代以后广为流行。至晚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易纬·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易纬·乾坤凿度》亦日：“苍牙灵，昌有成，孔演明经。”东汉经学家马融（79～166）又提出周公（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儒家推崇的圣人）制作爻辞的观点，遂有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1200）的“人更四圣”说。
北宋欧阳修（1007～1072）作《易童子问》，开始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易传》中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不是一人所作。此后，疑古学风渐起。
至清代，崔述的《考信录》、姚际恒（约1647～1715）的《易传通注》、康有为（1858～1927）的《新学伪经考》等均认为《易传》不是孔子之作。
到20世纪20年代，《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成为学术热点，主要倾向是否定上述传统说法。关于《易经》，顾颉刚（1893～1980）、余永梁等人认为非伏羲、文王之作，而为西周初叶作品，作者当是那时掌管卜筮的官；李镜池（1902～1975）等人认为编定于西周末年，非一人之作；郭沫若（1892～1978）为作于战国，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马干臂子弓。关于《易传》，郭沫若推测《易传》的大部分是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门徒们作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31年）后；钱玄同（1887～1939）认为汉初田何传《易》时只有《易经》和《剽《象》、《文言》、《系辞》，西汉中叶后加入汉人作的《说圭《序卦》、《杂卦》；李镜池认为《彖》、《象》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作于汉昭、宣间，《说卦》、《序卦》、《杂卦》作于汉昭、宣后。上述观点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多有疑古过勇之嫌。
此后，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又有许多人作过探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其中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易经》于西周初年，《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时期，均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历经多人多时陆续编纂而成的作品。
《周礼·春官宗伯》日：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
《玉海》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日《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日《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日《周易》。”桓谭《新论·正经》日：“《易》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周礼注》日：“名日《连山》，似山出内气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杜子春云：‘《连山》，宓威；《归藏》，黄帝。”’唐代经学家孔颖达（574～649）《周易正义·卷首》引郑玄日：“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日《连山》，殷日《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根据这些文献记载，结合1980年左右张政娘等人对商周甲骨文中的“数字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断：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创成当在西周以前非常远古的时代；西周以前即有与《周易》相似的典籍《连山》、《归藏》；西周以前占筮活动即已盛行，并留下大量文献记载；殷周之际，周文王、周公等人顺应时代要求，根据历史文献重新制作了一部系统化的典籍，即《易经》，这大约是在公元前11世纪。
关于《易传》，我们可以推测：《易经》形成后，人们在长期的应用实践过程中，不断赋予《易经》以新的内涵，逐渐学会以《易经》来指导社会人生，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一部单纯的占筮之书；尤其到春秋末期，孔子等人对《易经》及前人对《易经》的阐发作了整理、研究，并作出自己的解释，传之于弟子；后来主要由孔门后学在战国时期完成了对《易经》解释的系统整理，汉代学者将它们编辑在一起，即为《易传》，也称《十翼》。
总之，《周易》的形成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的漫长历程，是“人更多手，世历多代”的集体作品。
关于《周易》的性质，也有不同观点。有人说《周易》是占筮之书，有人说是哲学著作，有人说是历史文献，有人说是政治百科，有人说是道德规范，有人说是人生指南……我们说，这些观点看似相互矛盾，实则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的内涵、性质。
要分析《周易》的性质，必须先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要对《易经》和《易传》分别加以考察。
《易经》最初起源于占筮而又基本应用于占筮，是一部系统的占筮之书。《周礼》所说的“太卜掌三《易》之法”，《左传》和《国语》所记载的诸多占筮事例，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和“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及荀子说的“善为《易》者不占”等，从正反两方面都充分说明，《易经》是占筮之书。朱熹指出：“《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此论至为精当。
现在关键是如何看待占筮。西周时期及西周以前的“占筮”。
是否就是孔子、苟子眼中的“占筮”是否就是我们所见的地摊算卦之类？《周礼》的“太卜”是否就是《左传》、《国语》中那些为人占筮的人 是否就是我们现在遍地的“半仙”显不是。
《周礼·春官宗伯·筮人》日：“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