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开始进入新阶段。6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成立；8月，华北日本士兵两个反战大会召开。
整风运动进一步端正了敌军工作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决策和指导更为切合实际，把《日本士兵的要求书》作为“使敌军工作走向成功的钥匙”。
敌军工作新阶段的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的持久战争刚刚进入第五个年头，1942年1月7日，新华社从晋察冀发出这样一条电讯：
“晋东北山阴县日兵10名，前日携全部武器出走投入八路军，并带来机枪两挺，现已到达我军某部，受到热烈欢迎与崇敬。又12月29日，晋东北盂县下社据点日兵6名出走，投入八路军，并携带武器，现已到盂县某区区公所，与我某部取得联络，备受优待与热烈欢迎。”
晋东北日军士兵这两次自动投诚的哗变，是敌军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抗战以来，日军士兵自动投诚的事件虽时有发生，但为数极少，而且出于不堪老兵虐待或与长官发生冲突等原因，只是一种无计划的单独的个人行动；而这次事件却大不相同，两批日军士兵的自动投诚，则是在反战意图之下的一种有计划的集体的行动，而且是在同一地区连续发生的，这在过去四年半中是未曾发生过的。这个事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未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未来，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敌军工作新阶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同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对英、美等国太平洋属地的进攻。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拉长，兵源枯竭，军费增大，陷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重重困难之中。它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迅速结束无望，胜利更不可能，反而在泥坑里越陷越深。现在又要部署兵力作北进和南进的准备，给在华日军士兵以新的痛苦和不安，他们都害怕在赤道炎热之下和英国军队作战或在冰冻的西伯利亚和苏联红军作战。日军士兵的生活日益恶化，主食以豆芋杂粮代替原先的大米，冬天则发给棉服来代替呢军装，军饷有时迟发一两个月。由于兵员的减少，不得不以少数的兵员来担当警备或参加战斗，更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危险与不安，因而装病逃避警备和作战的情况较为普遍。他们回国的希望减少了。驻扎在中国已有四年或三年的老兵增加了，有的即使退伍归国后，不久又被动员征调到中国来。老兵们为了泄愤，经常欺凌和虐待新兵，野蛮的暴行事件时有发生。国内亲属的来信，也都是告诉生活的痛苦，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加速日军士兵厌战反战情绪的日益高涨。八路军四年多来开展对敌宣传工作、实行宽待俘虏政策、支持日人反战活动等一系列对敌政治工作的艰苦努力，在促进日军士兵的觉醒上终于见到了成效。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两次日军士兵自动投诚事件非常重视，为此专门在1942年1月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的社论。社论说：“这一事件，可以说在我对敌工作上是一个划时期的事件。”
“这一个事件，给我们对敌政治工作上一个重大的启示，即在日本军队内部，已经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收到成效的条件。这件事，给了我们将来工作的希望与信心。因此对敌工作今后应更加强化充实，全党全军应更加给它以帮助与重视。”社论强调指出：“今天，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准备反攻，而首先应成为反攻的先锋的，则是对敌工作。以这个工作来消失敌兵战斗意志，削弱他们战斗力，以便使我们的反攻，更容易得到成功。”社论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①
1942年1月2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向各战略区政治机关发出通报：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内部大为震动。最近敌军为稳定内部情绪，正在其内部大肆宣传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但敌军士兵多感日本会失败。盂县下社据点二人因太平洋战争更无回家希望，于17日逃出，向我军投诚（现在正讯问敌部情绪）。指出：“不仅伪军，而且敌军，目前都是向其进行工作的最好时机”，“乘此年关向敌伪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攻势”②。
①《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1942年1月9日《解放日报》社论。
②《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对日伪军开展政治攻势致各战略区政治机关电》（1942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60页。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反而更加残酷、更加疯狂。日军除了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一些进攻战役外，调集大量兵力，并在其占领区扶植伪军、伪政权，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万余人。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乡”，对游击区采取“蚕食”手段，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
敌后抗战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被称作处在“黎明前之黑暗中”。
这样的概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42年4月1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有2000余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说的。王稼祥在报告中说：“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处于‘黎明前之黑暗中’。苏德前线，一场恶战即将展开。东方，日本军事法西斯在太平洋上比较容易地取得了暂时胜利，可能北犯苏联，苏联在10个月的战争中实力已大大增加，但德国还有举行进攻的力量。国内形势是，敌寇对我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残酷，企图实行‘三光’政策，企图使我们无法立足。”报告强调指出：“今明两年是抗战胜利的前夜，同时也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他号召大家“好好研究中央文件，改造工作作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并迎接即将到来之光明”①。
为了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进军政军民团结；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以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建设，保障财政供给，以支援抗日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敌后军民在同日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殊死搏斗中，仍然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十分注意对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一以贯之地坚持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7月初，八路军在榆社白庄伏击敌人时，俘获日军三十六师团二二四联队第三大队士兵中村、大木、酒井、佐藤、斋藤等5人。据《解放日报》晋东南7月4日电：他们深感，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待遇比传单上所说的还要优厚。讲到日军内部状况时说：“近日力事加强放毒教育，生活则每况愈下：已实行每周代用食品两次，四季都穿夏衣，说华北晚间并不寒冷，士兵叫苦不迭，对久留华北反复作战，死亡相继，不得回国尤感焦急。”讲到宽待俘虏政策时说：“今年正月，在榆社看到我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为阵亡的日兵所立的墓标，甚为感动，又在榆社看到我们写给青年兵及反战同盟发出的宣传品，即相信我们八路军内有日本籍军人，及到我军后则咸认为我军对他们的待遇较平常我们在传单上所说的尤为优厚。”②
①《中央及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1942年4月20日《解放日报》第1版。
②1942年7月5日《解放日报》第2版。
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强调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是在目前新的残酷的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工作之一，并且讲明了道理：“敌寇5年的侵华战争，并未能灭亡中国。敌军士气已不如从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军、伪组织内部更加动摇，敌占区人民遭受敌人日愈严重的掠夺（大量搜捕壮丁，实行配给制度，各种负担占整个国民收入的80％左右），抗日情绪日愈增长。敌人今天在华北点线的增多，一方虽增加其‘分割扫荡’之便利，另一方面更感到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处处孤立在抗日人民大海中。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转向抗日。并向游击区、敌占区居民扩大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①中共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对敌政治攻势中散发的宣传品在敌伪军中辗转流传，收效极大。“有许多敌兵就这样转变而逃跑出来，投降了我军，走向光明的道路。”他们还把宣传品深入散发到敌军各大据点，石家庄、正定、定州、唐县等地敌军司令部门口及鼓楼、城门重要地区。敌军极为震惊，到处戒严搜查，“召开民众大会，宣布议论国事者以通匪论罪。由此可见，敌对我政治攻势影响之恐惧。”②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总结了在1942年反“扫荡”斗争中对日军开展年关、春季、秋季、冬季四期政治攻势的经验，主要是：一、政治攻势应不断地进行，这是发挥我们优势的最好武器，并应使之成为目前斗争的战略任务。二、政治攻势不是单纯宣传攻势，必须与各种对敌斗争配合。三、政治攻势必须与群众的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替群众做些有益事情。四、政治攻势，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各个部门按照工作纲要负责去做，这样就不是配合而是结合。一般的政治攻势中，军队应起骨干作用，多派干部、多出力量。五、反“扫荡”是迎击敌人的有利时机，乘敌深入，把敌占区搞成天翻地覆，使敌加强警卫力量，减少“扫荡”兵力，在反“扫荡”后，乘敌疲惫及武装宣传时向敌占区出动，可以大大提高群众信心及镇压边沿地带之维持会。六、政治攻势要声势浩大，应求步调统一，时间统一。如秋季攻势时，在四、五分区吓得敌人从镇里搬西山上碉堡住，白天都不敢外出一步。七、要使宣传内容针对当地具体情形，向敌人进攻，并驳斥敌伪之造谣欺骗，造成针锋相对。如潞城敌造大桥，公开演戏，并登平津报纸。我在其开会时连袭二天，敌作鸟兽散，并生气说“八路赶不走皇军，光捣乱”。八、政治攻势不能因一时斗争的需要，把秘密工作破坏，始终要替秘密工作留后路，不要过于刺激敌人。九、在有利的时机，统一行动，全部摧毁伪统治机构，使敌不能巩固下层，保证我以乡村战胜城市，这是成本少收利大的廉价斗争。③这九条新鲜经验，成为加强敌军工作的宝贵财富。
①《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
②1942年4月14日《解放日报》第1版。
③《邓小平、蔡树藩、黄镇关于对日军开展政治攻势的经验致王稼祥等电》（1942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79—881页。
八路军在华北瓦解敌军的成就和经验，对新四军也是有力的推动。1942年3月至12月，刘少奇从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苏北阜宁出发，经山东、冀鲁豫、太岳、晋西北等根据地回到延安。1943年3月19日，他在延安给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负责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的电报中说：“我经过华北时，看到华北对敌斗争有很多好的经验，特简略电告，望你们参考。”在介绍敌军工作经验时，指出：“华北争取了不少的日本俘虏。他们积极工作，对我们帮助极大。
日本俘虏帮助我们教操、教刺枪、教劈剑等，获得很大的成绩，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日本俘虏开始转变是很困难的，必须使他们明白新四军、八路军是正义的军队，中国抗战也是为解放他们自己，他们才转变。但在转变后，大多是完全可靠的，能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亦不逃跑。要已转变的老俘虏去争取新俘虏，也是不困难的。望你们切实注意这个工作，并信赖他们。”②
②刘少奇：《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1943年3月1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