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日本士兵被俘前负伤，有的伤情还很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地医务工作者，本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宗旨，对他们及时抢救，精心治疗。“我在战场上死过一次，是八路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把生命献给反战和革命事业。”这是觉醒了的日本俘虏发出的肺腑之言。
1939年春，一位外国记者贝尔登（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访问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那里见到了日军俘虏贺川正夫，并且同他作了交谈。贺川正夫告诉他，他在日军部队中是搞运输工作的，负责用汽艇由南京运送大米到镇江。一次在新四军的袭击中，他被俘了。被俘后，被转移送到皖南军部，一路上虽然新四军战士向他宣布决不杀害俘虏，“我不相信他，心想这家伙是在用话骗我”，到了军部，一位日本话说得很流利的敌军工作部负责人对他说：请你原谅，他们没有好好款待你。你的名字叫什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贺川正夫一边和他说话，一边觉得发奇。“他立刻感到宽舒。”这位负责人同他作了5个小时的谈话。对他说：“我们都是被你们的军阀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愿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作为一个朋友。”贺川正夫受到了很好的宽待。他每月可以领到5元津贴，比新四军军长还要多l元。当他听到军部开展节约运动的宣传后，自动要求减少津贴费，每月改领3元。他平时吃的同敌军工作部10个干部一样。休息时，和他们的同伴一起散步或打网球，也没有卫兵跟着他。要是他想逃走，那才傻呢！
他只能说几句中国话，一到乡下，农民们就会捉他，说不定还要把他杀了。贝尔登说：“真的，新四军是他最好的保护人。”贺川正夫每天忙着帮助新四军写给日本士兵的书信和小册子。①在贝尔登访问新四军军部之前或之后，麦狄克斯也来访问。麦狄克斯是国际反侵略研究会派来中国的代表、又是美国太平洋事件及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他在军部所在地，看到正在召开的军民大会上，两位日本俘虏对围观他们的民众说话的情景。其中一位说：“我也同你们一样是一个农人，我不由得来到这个国家做你们的敌人，我只有觉得惭愧罢了。我的唯一愿望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去。我盼望着和平，如果我回国去，我少不得要告诉我国的一切人们，凡是说到你们是我国人民的敌人的都是扯谎。然而我们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一天还没有被击败，我也一天不能回去呢。”另一位日本俘虏眼泪汪汪地说：
①贝尔登：《新四军》，《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远东书店1941年版，第37—38页。
“我们的军官对我们说过：我们一被俘，就要受虐待遭杀害；我们落到了你们手里，就应当自杀，而且被俘的日本士兵就永远不能再回日本了。我拼命地打仗，要免得被俘，可是我受伤倒地便被运走了。我被送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我所受的待遇正同一切中国兵一样，于是有人说给我听：我是你们的弟兄，中国和日本的穷苦人民的共同敌人逼得我来送死来受苦。这战争使我开了眼了。我没有充分的话来答谢你们！”民众听了这些话，非常兴奋，一齐喊起口号来。①这两位外国记者白描式的客观记述，使我们了解到新四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显示了怎样巨大的威力。
①麦狄克斯：《叶项两将军访问记》。《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远东书店1941年版，第86—87页。
释放俘虏
释放俘虏，是宽待俘虏政策的集中体现。释放俘虏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凡是愿回国或归队的，尽可能给予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另一方面，凡是愿意留在中国的，给予适当工作或进适当学校学习。
实行释放俘虏的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抗战初期，为了从事实上粉碎敌军所谓“共军虐待和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争取较快地动摇敌军军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曾强调对日军俘虏应一律迅速释放，不作长期教育。为什么要迅速释放？其原因何在？1938年10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致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电报中说
得很清楚：“据俘虏说，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然后归队者，皆被枪毙。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须留在我方外，其余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影响，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得超过三天。”①1939年2月18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以后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在各后方训练之俘虏可酌情处理，如不妨碍军事机密亦可释放”。②从1937年7月至1940年2月，八路军俘虏日本兵564人，新四军俘虏日本兵54人，共618人。“这些俘虏大多已释放或送国民政府，留者很少。”③
释放大批俘虏回去，等于向敌军派去了一支支很好的宣传队。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和各种信息带回部队，对于动摇敌军军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敌军的头目们当然非常恐惧。日军第一一。师团参谋长在部队长联席会议上报告说：“最近共产军企图瓦解皇军，实施的各种反战宣传，特别是优待俘虏，在听取皇军机密事项后，放还归队，并利用俘虏的宣传以影响皇军，实为皇军之大患。”④敌军长官们哀叹：
“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⑤日本军阀是世界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一批法西斯武夫。八路军、新四军释放回去的俘虏，多半被他们惨杀了。上面提到的在1939年5月在细腰间战斗中被俘的吉田正幸，实际上和吉田同时被俘的还有另外5名日军士兵。这5名俘虏经过八路军的优待非常感动，但他们仍坚决要求回原部队去。5月27日，当他们回去的第二天，即被敌军残暴的长官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敌军为他们每个人各挖好一个土坑，“将人埋至腰间，土坑前面各挖一个小坑，然后每人一枪，挨次打死，尸体向前倒，头部恰倒人小坑内，然后再掘土将小坑填平。”①惨状令人发指！唯有吉田正幸是幸运的，他请翻译转告第一二九师的旅首长，他不愿回原部队去，提出三个要求：一、千万不要送回部队及日本国内去；二、在八路军中分配工作；三、自己会用耕种机，或送到后方去耕种。于是，他被留在八路军，才免遭杀害。
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决定致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电》（1938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③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
④转引自谭政：《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1940年6月5日）。
⑤转引自甘泗淇：《一二。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4日）。
①1939年11月18日《新中华报》第4版。
从水野靖夫的回忆中，也可以了解到日本军阀残杀释放回去的俘虏的情况，八路军又如何保护俘虏，使他们免遭残杀。水野靖夫是日军山口联队长山大队的上等兵，在1940年8月梁山战斗中被俘的。
作为俘虏，他听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杨勇的亲切谈话。杨勇说：“现在不能把你们放回日本军队去，回去了就有危险。以前我们曾把抓到的三个日本侦察兵放回去过，结果我们接到报告，说其中有两个人立即就被宪兵处决了。因此，这次你们如果回去了，恐怕也要受到军法会议审处以极刑的。”②
②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反战士兵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日本军阀以为残杀释放回去的俘虏，就可以蒙住士兵群众的眼睛，稳住军心。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好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一方面，反而引起日军士兵同情八路军、新四军，引起日军内部军心涣散；另一方面，反而引起更多的日本俘虏不敢也不愿意回去，要求留在中国，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瓦解敌军的力量。
坚持实行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留去自由的政策，“它像一颗不出声的炸弹，悄悄地在敌军中传开。”③实行这个政策威力无穷，正如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概括的那样：“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逐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逐年有增加。日军中
③《风雨沧桑录——符浩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